留给美国右翼的时间不多了

导读：本文编译自6月20日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发布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的革命：理解美国新右派的哲学》（The Antiliberal Revolution: Reading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New Right）。由于篇幅限制，部分内容有所省略，仅供参考。

【文/查尔斯·金 编译/袁逸泓】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主流右翼的大人物们使命明确，对自己来自哪里有清晰认知。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兀自沉浸于建设完美社会的堂吉诃德式幻想中，那么保守主义者已经清醒地着手于捍卫自由，反对暴政的工作。

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历史可追溯到1790年，当时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就革命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坚持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他们将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和从奥地利移民至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视为前辈，并将美国作家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实干派视为为同一事业奋斗的同胞：提倡个人主义、呼吁市场智慧、广泛渴望自由，坚信只要政府不插手，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基层浮现。

正如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现代共和党之父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在1960年《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一书中所说，“保守主义者将政治视为实现最大程度个人自由的艺术，这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相一致。”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种说法已经让位于另一种对过去的解读。对于一群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活动家来说，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在于，将宗教信仰、个人道德、国家文化和公共政策编织成一个统一的秩序，有时也被称为“整合主义”（integralism）。这种思想性的历史传统不再反映巴克利的轻松自信，也不再提倡开国元勋们的观点，即政府建立在平衡权力的宪法之上，应当使自由公民能够追求幸福。相反，它设想回到一个更古老的秩序，在时代“错误地”转向启蒙运动、解放人权和对进步的信念之前——那时，自然、社群和神权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整合主义诞生于天主教右翼，但它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它的起源，现在作为一种指导政治、法律和社会政策的方法论，被其推崇者称为“公共利益保守主义”（common-good conservatism）。在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这样的世界观已经在投票权，涉及种族、性别话题的公立学校课程以及审查学校图书馆内容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其法律理论已经影响到美国最高法院近期限制女性权利、加深宗教组织与政府机关联系的裁决产生了影响；该理论的神学主张是美国近半数州的立法机关通过堕胎禁令的背后原因；该理论的支持者将出现在未来每一届共和党总统政府中，在与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斗争中，比起早期的美国保守派，这些人更有可能去寻找海外同盟——不是英国或欧洲的中右翼人士，而是新兴的极右翼政党以及致力于在国内外打破“自由秩序”的威权主义政府。

美国群众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前抗议，支持堕胎自由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要理解美国几代人以来对政治共识最激进的反思，第一步便是阅读右翼哲学家的著作。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阿德里安·韦尔默朗（Adrian Vermeule） 和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等理论家坚持认为，美国的经济弊病、政治失和以及作为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都出于同一个原因：自由主义。二战以来，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文化框架都受到自由主义影响，且美国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将这一模式强加给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然而，这些想法也表明，保守派解读国家困局的方式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美国右翼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看法，民主自由不仅仅是带来了问题，甚至自由主义本身就是问题。

最好的人民

怀揣着拯救一个明显在走下坡路的国家文明的希望，圣母大学政治理论家德尼恩写下了《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一书。他激烈谴责美国令人发指的贫富不均，并严厉批评社会所提倡的精英统治实际上正在生产特权。他在愈演愈烈的政治派系斗争，对国家愈发疏远的认同感，以及社会对所谓“大科技企业、大金融公司、大色情与毒品产业、大医药巨头和即将到来的元宇宙世界”的成瘾中看到了美国濒临解体的征兆。

德尼恩声称，自由主义者有目的地侵蚀组成社会团结的基本单元——“家庭、邻里、协会、教会和宗教社群”——现在自由主义者作为少数群体，治理占大多数的民众。在他们控制的机构中，从学术界到好莱坞，他们四处传教，宣称摆脱责任和传统的束缚才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

在德尼恩看来，把美国打造成这样一片废土的不仅仅是左翼人士，更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商业与文化精英们。“在美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保守主义’”，他写道，“今天被视作一场从来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致力于在任何意义上的‘文化保护’的运动。”

因此，今天美国政治的问题在于上位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这也是德尼恩延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经典思想家的论述主题。社会通过维持“混合宪法”（mixed constitution）得以兴旺繁荣，从国家到地方，不同级别和能力的机构将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民众维系在一起。

然而，为了恢复这样的理想体制，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将需要通过采用德尼恩所说的“以马基雅维利的手段来实现亚里士多德的目的”的方式来掌握权力。他认为，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默许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泛滥，这意味着与那些寻求“个人至上”、反对“自然家庭”、甚至参与“儿童性化”（children sexualization）的人站在一边。在《政权更迭》一书中，他两次重复了这一指控。但今天，“许多人”，他说，正在意识到“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阶级关切，渴望实现广泛的经济再分配并建立基于美德、责任和可预测性之上的社会。

在当前“冷内战”（cold civil war）所带来的革命时代，重塑国家将需要“贵族民粹主义”（aristopopulism），即政权由训练有素的“贵族”（aristoi）所领导——该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明白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主要责任与目标是保障基本公共产品的供应，使大众民生得以繁荣发展：最核心的产品包括家庭、社区、良好的工作、维护和鼓励秩序与延续性的文化、支持对宗教的信仰与信任政府机构等。”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将需要一个更大的众议院，加强职业教育质量，振兴公立学校，保障家庭带薪休假制度，以及更严格地监管大公司——哪怕是自由主义者也会赞同这些目标。但同时，美国也需要更加公开地歌颂其“基督教传统”，设立内阁部长级别的“家庭沙皇”一职来鼓励婚姻与生育。

最高的利益

德尼恩对疲惫不堪、放荡不羁的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一种强调“文化优先、大众智慧”与“保留政治体制中的寻常传统”的政治形式，即一种寻求他和其他作家口中“共同利益”的保守主义。在他们的用法中，这个术语与其说是指重视公共福利，不如说是指建立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公共的、地方的且等级制的。在法律和实际政策领域，没有人能像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德里安·韦尔默朗（Vermeule）那样深入全面地定义这种共同利益。

韦尔默朗认为，个人权利不是法律秩序的基础，衡量法律的标准不在于其是否保护个人权利，而在于法律是否能够实现“整个政治共同体最大程度的幸福与快乐，这也是构成该共同体的每个个人的最高利益”。共同利益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个人效用的集合”，这一定义意味着倾向于促进团结互助的司法裁决：支持对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赋予州镇等更基层机构更多权力，维护韦尔默朗所理解的自然法以及古罗马和现代英国的“古老传统”。

韦尔默朗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过去以扩张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判决，最终都将被推翻。“（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言论自由、堕胎权、性自由及相关事项的判例，在共同利益宪政的体制下将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保守派过度关注个人自由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出于公共卫生的需要，公民没有拒绝接种疫苗的绝对权利。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财产权和经济权益也将不得不被摈弃，如果它们妨碍了国家履行社区义务，并在分配与使用资源的过程中维持团结的努力。”

美国国家电台（NPR）于202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认同接种疫苗为社会责任，而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是否接种疫苗取决于个人选择

在韦尔默朗的《共同利益宪政》（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一书中，声称是法律理论的东西实际上是对合法性的全面反思。在韦尔默朗看来，一种政体的合法性基础不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习俗、魅力或理性，而是“客观的法律和道德秩序”，而这正是公共利益宪政的支持者最有所感触的。韦尔默朗说，民主和选举并不曾特别要求实现共同利益，“许多不同的体制都可以为共同利益服务，或者不为共同利益服务”。自由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宪政体制，其合法性来自于个人有权通过定期选举民意代表来制定法规，解决争端，并维持和平。但是，如果这种结构产生了违背共同利益的结果，就必须被推翻。韦尔默朗承认，这种世界观可能“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很难接受。”

忠诚的联系

描绘保守派如何恢复继承德尼恩和韦尔默朗的理论遗产，是哈佐尼（Hazony）《重新发现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一书的目的之一。像德尼恩一样，哈佐尼，作为以色列裔美国学者和赫兹尔耶路撒冷研究所（Herzl Institute）所长，生动地描述了自由主义秩序产生的地狱景象，并预言其即将崩溃。哈佐尼认为，要恢复民族和宗教传统以强化国家存在，最重要的一步是推翻政教分离，“在每一个可以实现该目标的环境中，将基督教恢复为社会的规范性框架和决定公共生活的标准，同时适当地划分出一些合法的例外领域。”

对于哈佐尼而言，共同利益可以从对历史和自然的开放性考察中得到体现。人人都出生在已有的、建立在忠诚之上的社会单元，如家庭和国家，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生来对这些集体负有义务。每个家庭在生物学意义上进行自我繁衍，而每个国家则发展其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法律，以确保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总的来说，哈佐尼的观点从分析到纲领层面都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相信，基于文化定义的国家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不会改变；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自古以来便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在支撑合法国家方面的普遍作用也没有改变——而简单来说，这些假设在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数十年来的循证学术研究中被证明是错误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是爱国的，有社区精神的，有宗教虔诚的。只是，他们通常觉得没有必要动员过去的全部力量来承认这些承诺。

家庭是德尼恩、韦尔默朗和哈佐尼反复提到的主题，这往往代表他们对于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批判。关于2015年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美国最高法院著名案件，判决称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各州不得立法禁止），韦尔默朗认为该判决是自由主义过度扩张的教科书式案例。正如德尼恩所写，“（他们的）假设似乎是，通往人类和解的唯一真正道路是彻底清除目前存在的压迫者阶级——基督教白人直男（以及任何同情他们的人）。”

愤怒、悲伤与恐惧

很多人都会认识到，折磨德尼恩、韦尔默朗和哈佐尼的美国危机，甚至可能与他们一样，迫切地期待那些致力于改善现状且真诚的政客。但症状与疾病不是一回事。后者有明确的病因，而前者则没有。上述作家认为，目前麻烦的来源是整个自由主义秩序，就像“觉醒”（woke）这个词一样，最终泛化为一切他们所讨厌事物的载体。由于这些作家主要在研究宏大理论，他们的论点诱惑性地略过了社会事实，而没有深入研究其多重原因。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的下降，公共教育空心化，枪支暴力成为美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从华盛顿特区到洛杉矶街头，居住在帐篷营地里的流浪汉们——这些都是出自不同层级政府具体政策的结果，是不同议程的产物，而不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失控。

最令人担忧的是，德尼恩和哈佐尼将折磨大多数人的不满情绪，归结于实际上仅为一小部分人的右翼民族文化信念。在诸如国家支持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堕胎和枪支管制等问题上，美国人的意见大致平衡，或者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甚至有56%的天主教徒认为，在所有或绝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是合法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众对婚姻平等的支持率稳步上升，在去年的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达到了71%的最高纪录。根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主要支持者——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只占美国人口的14%，达到历史最低。精英阶层也不再是公共利益保守派想象的模样。十多年来，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的文化群体不再是不敬上帝的世界主义者，而是印度裔美国人，主要是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根据2020年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调查，近四分之三的印裔美国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环境下，声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无异于“我希望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一批顽固的政治少数派已经得出结论，扭转这些趋势的唯一途径是完全放弃政治参与、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人权。德尼恩、韦尔默朗和哈佐尼正是这一战略背后的智囊团。

这三位作者都将自己置于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传统之中，但他们的作品却让人想起更近的时代：一曲百年前的关于美国堕落和最后重建机会的哀歌，如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格兰特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也是一名进步派，而今天的共同利益保守派显然跟他不是一路人。但他们的政策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与格兰特相同：收紧移民限制，维持盎格鲁白人文化的统治地位，捍卫国家的基督教（或者对于哈佐尼来说，基督教和正统犹太教）核心，并加强国家对“放荡不羁者”的抵制，正如哈佐尼所说，这些人造就了一个“病态社会”。这些处理方式的核心理念是，旁人眼中可能是社会变革甚至进步的东西，他们只视作为损失。

美国著名政治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示，按照当下的人口增长趋势，在未来白人将会成为美国少数族群

这些作者在无边愤怒中创作的散文时而哀伤，时而在传播福音，时而狂妄，带着一种自以为通晓全人类历史的大二学生般的自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愤怒会损害其同理心。德尼恩温情地描绘了一个世界，因“健全的婚姻、幸福的子女、众多兄弟姐妹和表亲”以及“怀着对我们中逝去之人的回忆”而变得圆满。哈佐尼在《保守主义》的最后部分动人地描述了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以及他关于建立在荣誉和美德之上的生活的思考。然而，当谈到别人的孩子、社区、繁荣和爱时，这些作者的不屑一顾令人震惊，仿佛面对一群喧闹人潮中无关紧要的杂音。

眼见博学之人放纵自己的残忍，令人感到格外悲哀。当他们鼓励别人也这样做时，这种悲伤就化为恐惧。正如哈耶克（Hayek）等早期的反左翼作家所坚持的那样，任何脱离生物意志来定义生命终点的尝试都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形式，而集体主义反过来意味着丧失自由，甚至人性的根源。摒弃这种思路就是拒绝它自己的传统：在整个政治光谱中产生的一系列思想，将实际的人——不是国家，不是种族，也不是阶级——置于文明社会的中心。

今天，一部分被动员起来的美国知识分子、政客与选民将自己视为“国际受害联盟”的一份子，这些人的核心愿望正是德尼恩所主张的“政权更迭”。一种司空见惯的看法认为，特朗普、欧尔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其他威权主义领导人是同一类政治代表的不同版本，甚至能在心理学上被归为一类。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为了培养同类的未来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有一个合法政党、一片独立的媒体空间、一个充分的选举资金池，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个反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流派。如此一来，美国将处于奇怪的境地：它既是世界上最热心的自由主义秩序（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家合作体系，由本身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家组成）捍卫者，又是该秩序的潜在威胁之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向哪个方向倾斜将完全取决于未来选举周期的结果。

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认为，越平等，越能使所有人都获得成就。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警告说，试图提升全社会福祉的宏大计划通常以灾难告终。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尽管存在种种分歧，这些老牌阵营面对暴政时都有不约而同的识别能力，不论是苏联、美国南方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还是那些声称上帝、历史或大自然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理论。对美国右翼而言，恢复这种现实感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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