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保加尔人在9-10世纪的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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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0世纪，伏尔加保加尔的首府保加尔城“是北方毛皮向可萨汗国和中东和中亚地区出口的集散地。

在阿得尔，他们要么出售他们的皮毛，要么将陆地和海洋进一步运往其他地方-打耳班(Derbent)、巴尔达(Bardaa)、伊(Rey)、巴格达(Bagdad)、花刺子模(Khwarezm)和萨曼王朝(Samanid)，甚至远至西班牙和北非。

伏尔加保加尔人在与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与可萨的角色基本相同。

此时期伏尔加保加尔人的贸易活动是可萨汗国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在伏尔加-卡马河流域的贸易活动作为可萨人商业活动的补充而存在

然而，可萨汗国在10世纪时其权威已经下降。

高加索-里海贸易环境的恶化以及萨曼王朝的崛起使得在9-10世纪之交，里海和伏尔加河下游(可萨汗国统治下的领土)的商业路线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穿越哈萨克草原路线的重要性显著增加。

在经济上伏尔加保加尔贸易地位日益上升，在政治上，伏尔加保加尔不甘继续作为可萨汗国的附属政权而存在为了独立于可萨汗国，伏尔加保加尔国王阿尔稳什于公元901年派遣使团出使阿拔斯王朝，希望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宗救上认同伏尔加保加尔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并请求哈里发出资为伏尔加保加尔修建一个堡垒以抵御可萨汗国。

应阿尔穆什的请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派遣伊本·法德兰等人于公元921年从从巴格达出发，绕过可萨汗国控制的里海-高加索地区，经中亚河中地区进入伏尔加保加尔。

伏尔加保加尔是可萨汗国的属国，依靠其属国可以获得大量的税收及财富，加之此时可萨汗国商业地位的下降，从伏尔加保加尔得到的贡品及税收更为重要，所以可萨汗国不允许阿拔斯王朝与伏尔加保加尔结盟。

伊本·法德兰一行人绕过可萨汗国的控制区域，从花刺子模向北出发直接到达阿尔穆什的驻地。

伏尔加保加尔国王在宗教上获得哈里发的承认，试图独立于可萨汗国，避免可萨汗国继续瓜分伏尔加保加尔的财富。

萨曼王朝埃米尔伊斯迈伊尔(IsmaiibnAhmadal-Saman)于公元900年战胜萨法尔王朝的埃米尔阿木尔之后，哈里发任命伊斯迈伊尔统管整个东部地区包括呼罗珊、河中、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戈尔甘(Gurgan)和印度河流域的信德等地区。

花刺子模被纳入了萨曼王朝的疆域中，萨曼王朝统治者大力支持花刺子模与伏尔加保加尔之间的贸易活动。

伏尔加保加尔商人与花刺子模商人之间的贸易关系实质上为伏尔加保加尔与萨曼王朝之间的贸易关系从9世纪晚期起，伏尔加保加尔与萨曼商人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

毛皮贸易路线早在伏尔加保加尔人在该地区定居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在伏尔加保加尔覆灭之后很久仍然很重要。

虽然自10世纪起，可萨汗国的贸易地位逐渐下降，然而此时可萨汗国的首都阿得尔依然作为贸易中转地而存在，花刺子模商人把从中东及中亚地区的手工制品从花刺子模运往里海，再用船只把这些商品运往可萨汗国并进一步送往伏尔加保加尔、东斯拉夫人的土地。

陆路从乌尔根奇经过乌古思人所在的草原地带去阿得尔及伏尔加保加尔的路线也在使用。

这表明花刺子模商人也活跃于阿得尔，然而随着高加索-里海形势的恶化保加尔城代替阿得尔成为伏尔加河地区新的贸易枢纽

这些商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锦、香料葡萄酒、武器、盔甲、香水和珠宝。

凭借他们的丝绸和银币，他们在保加尔城换取奴隶，蜡，蜂蜜和毛皮。

马苏第记载道:“不断有骆驼商队从伏尔加保加尔人之中来到花刺子模或从该王国返回心”各类毛皮的交易非常重要，正如伊本·虎克尔(IbnHauqal)所记，最有价值的毛皮都去了花刺子模。

伏尔加保加尔输出的多数是畜牧产品和狩猎物，而花刺子模输出的主要是食品和布料，以及游牧民急需的强弓。

奴隶贸易在中亚贸易关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除了罗斯人和可萨人以外，伏尔加保加尔人也是主要的奴隶贸易商，罗斯商人将斯拉夫奴录和芬兰-乌戈尔奴隶运住伏尔加保加尔，然后再运往中亚或者中东地区:伏尔加保加尔人经常袭击布尔塔斯人以及其他部落以获取战俘奴隶。

根据加尔迪西的说法:“从花刺子模城市乌尔根奇(Jurjaniyah/Gurgani)(该路线上最后一个主要的城市)前往伏尔加保加尔需要70天，从另一个方向，各类规模较小的商队使用从乌尔根奇通往呼罗珊，谋夫和布哈拉的路线”，伏尔加保加尔商队通过花刺子模与近东和中亚的贸易关系非常紧密。

在10世纪，正是通过这条商队路线，数以百万计的毛皮被运往中亚，以换取数以百万计萨导第尔汗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颗珠子。

伏尔加保加尔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有着极大的财富，保加尔城在这期间要比基辅更为繁荣。

其城市的繁荣归功于与中亚的贸易，伏尔加保加尔在10-11世纪初期有着整个东欧最大的皮毛市场。

由于皮毛贸易有一亿两千五百万第尔汗途径伏尔加保加尔向着斯堪的那进入东欧。

只有一小部分剩余存于当地在中亚地区发现了不同的铸币。

其所铸的货币大都因为贸易而多次转手交换这暗示着伏尔加保加尔是斯堪德纳维亚半岛和中亚萨曼王朝之间的银桥。

此外，萨曼王朝的铸币也进入了伏尔加保加尔。

诺南(Noonan)估计，在10世纪期间，有一亿两千五百万个萨曼第尔汗，进口到东欧，特别是伏尔加保加尔。

可以清楚地说明伏尔加保加尔人及其地区在萨是王朝眼中的重要性。

这些第尔汗在10世纪初开始流动，东欧所有囤积的第尔汗大约75%都是在10世纪存放的。

花刺子模人在伏尔加保加尔境内建有造币厂，在十世纪上半叶，伏尔加保加尔人开始铸造仿制萨是王朝硬币的硬币。

伏尔加保加尔人早期铸造的硬币还印着萨曼王朝统治者的名字，其铸币厂主要在保加尔和苏瓦尔。

随后，该硬币仍绕保持着萨曼王朝硬币的样式，但却在硬币上写着伏尔加保加尔统治者的名字。

伏尔加保加尔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中心，萨导王朝对此起着至关量要的作用。

在伏尔加保加尔境内发现最早的硬币存在于918/919年，最晚的萨曼样式的硬币存在于986/987年。

贮藏该硬币的地方沿奥卡河和伏尔加河最远到达斯堪的纳维的贸易中心。

因为伏尔加保加尔与萨曼王朝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伏尔加保加尔人在文化上也深受萨曼王朝的影响。

到了10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力量已大大衰弱;名义上属于哈里发统治的边缘地区已经独立于中央政府。

10世纪后期出现了两个新的哈里发，甚至拒绝了巴格达哈里发在名义上的统治;因此，巴格达统治的领土大幅缩减。

屈服于一个业已衰落的政权，这与伏尔加保加尔统治者的利益相违背。

从这个方面来说，哈里发因其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的身份而具有非凡的声望，但是他逐渐失去了对他的帝国的控制，并且与伏尔加保加尔相距甚远。

伊本·法德兰记载道，伏尔加保加尔的统治者完全了解阿拔斯王朝的状况，他知道即使哈里发派军队反对他，也没有机会成功。

阿尔稳什指出了两个主要原因:两个区域之间的距离大约为2,000英里，以及两个帝国之间有着众多通常是敌对的部落。

由于缺乏商业关系，哈里发政权在伏尔加保加尔人领土内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可以认为伏尔加保加尔的统治者不具备有关阿拔斯哈里发政治太多的知识，但不能低估商人的传递消息的作用，通过他们，伏尔加保加尔的统治者可能了解到阿拔斯哈里发无法控制其统治区域的边远地区。

在哈里发穆克台迪尔的统治时期，花刺子模商人对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宗教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伏尔加保加尔人信仰的是在花刺子模盛行的逊尼派的哈纳菲学派。

相比之下，阿拔斯王朝盛行沙斐仪学派(Shafii)。

特别是由于花刺子模对中亚的影响，因为哈纳菲学派证明比相当保守的沙菲仪学派更自由，几乎所有的中亚政权都信仰哈纳菲学派。

萨曼王朝完全支持哈纳菲学派(Hanafi)，该学派接受了穆尔吉阿派(Muriiite)对信仰的定义。

据穆尔吉阿派学派，法律在伊斯兰教和上帝的教导信仰的供认是至关重要的，不必遵守礼仪和穆斯林的义务。

在游牧者的眼里，这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特征。

由于两国领土之间的遥远距离，即使是以布哈拉为首都的萨曼王朝的埃米尔，也只能通过(某种程度上有限的)文化事务而不是政治压力来影响伏尔加保加尔人。

现有证据表明，经济因素是伏尔加保加尔与萨曼王朝文化联系的基础。

贸易对于伏尔加保加尔人是至关重要的，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宗救选择，可以使伏尔加保加尔与同一宗教国家(即花刺子模和萨是王朝)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更加紧密。

但是，伏尔加保加尔宗教选择的后果不是与萨曼王朝的关系增强，而是与他们商人的关系愈加紧密。

因此，此时期伏尔加保加尔人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毛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