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关于《必须写下我们》

集中看吴越多年来写下的这些文字，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不断扩充，勤勉向上。

吴越采访阮义忠，一眼看出他越来越接近他多年前“人与土地”系列里的拍摄对象。这样的敏锐，令人印象深刻，我倒是不怎么惊讶，因为认识她快二十年了，感觉这是她随身携带的特质；而且，当她准确、鲜明、坚定地把她的观察和感受描述出来，形成为语言，同时又获得语言的支持，这种敏锐似乎更进了一层。

敏锐落在或抽象或实在的问题上，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也落在细节上，甚至物件上。她注意到阮义忠戴的草帽，蔺草手工编织的草帽——他的作品中都带有这种草息；勒克莱齐奥的皮凉鞋，在北京冬天，凉鞋里穿了袜子；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原本训练有素的江南舌头因为长久的异质经验而丧失了灵动，无法应付它，乃至丧生。

这样的关注力和关注点不是什么人都有的，作为对比，我举自己做个例子：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与勒克莱齐奥在一艘长江游轮上过了好几天，还得到他一本签名的小说，可是我现在对他穿什么衣服模模糊糊，更不要说鞋子了。看吴越书里的陈村、苏童、金宇澄，还有一些我熟悉的人，时不时就会碰到新奇的地方，哎，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吴越说阮义忠是寻找认同与肯定的艺术家，他“为感动而拍摄、为肯定而拍摄”，他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吴越的采访，大致也是这样吧。采访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摄影也是，肯定是一种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拒绝，一个人有能力以肯定的态度、信念来践行，于对象是取上，于自己是上出。

阮义忠又说，一张照片并不是偶然的，那不只是一个影像，是两个陌生人突然因为生命撞在一块擦出火花而变成一张照片。采访也是。看吴越和班宇对话，感觉就是，他们这两个同代人，能说上话，能碰出问题，能触到核心；看吴越写一个理发师，看她记录理发师的口述，我能强烈地感受到，是什么触动了她来做这个采访，她用这个和她很不一样的平凡人的经历来肯定什么。

一个好的采访者，他或她，不能设定自己是稳固的，而能随时从采访中吸收养分，点滴累积，促成自身生命的丰富和成长。用吴越的话来说，就是“对一个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与不满足”——包括对自己这个“现成的人”的不信任与不满足，因此才可能发生改变。集中看吴越多年来写下的这些文字，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不断扩充，勤勉向上，虽然采访者多是隐身在后面的。

许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认识了吴越；她毕业后进文汇报，做了十几年记者，而我之前也曾在文汇报做记者，不过实在是差劲，过了四年即落荒而逃，与她的出类拔萃可成对比；这几年她是《收获》的编辑，写作非虚构，以诚恳和热力、耐心和才华，寻找焕发能量和确认自我、改变自我的方式。眼前的这本集子算是一个阶段、一个方面的小结吧，我欣喜她有这样一个小结。她从许多人那里分享过“硬面包”，我们可以通过她分享他们的“硬面包”，还可以，分享她的“硬面包”。（张新颖）

（本文为《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序，有删节。吴越著，活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