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含嘉仓城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炀帝继位，决定兴建东都洛阳城。事前他曾先到洛阳察看地形选址，并借鉴汉魏洛阳城的“堰洛通漕”办法。在洛阳城进行总体规划，充分利用了谷水、洛水。东都洛阳城项目除城址外，还要兴建一座大型的国家中央粮库，即含嘉仓；为此，又挖了一条直通南北的通济渠和永济渠，使各地租粮输纳洛阳含嘉仓。并在城内改道谷、洛河水入通济渠，使南、北运粮船只在到达东都洛阳城后，再经漕渠（瀍河）输纳含嘉仓城。根据这个规划，隋炀帝还在隋唐洛阳城郭城西墙外的西苑内开挖了积翠池，引洛河东西流为东北流。在北面挖涧河（今洛阳市区段）引谷水南流入积翠池。并于皇城前开挖黄道渠，引谷水、洛河水入通济渠。

隋东都洛阳城的营建，工程之浩大，工役之繁重，物资之耗费，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成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又于当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引谷水、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洛水故道）”。次年发河北郡男女百余人挖永济渠，利用沁水，北至涿郡，南达于（黄）河。两渠修成，增强了东都洛阳同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淮河沿岸各地以及北方平原地区的交通联系。洛阳居“天下之中”，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京都洛阳城的社会经济日益发达，商业市场繁荣。当时城内有丰都市、通远市和大同市三个商业市场。其中丰都市最大，周围八里，占四个里坊，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之四壁有四百余店，“招致商旅，奇珍云集”。通远市西临漕渠（含瀍河）东岸，周围六里，也是商旅云集，停靠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洛阳不仅是国内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国际贸易的重要都会。所以沿通济渠（运河）两岸建有河阴仓、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等。

1956年，北京大学闫文儒先生经考古调查发现隋唐东都洛阳城。1959年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陈久恒先生等，开始对该城址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古钻探和发掘。调查表明，洛阳含嘉仓城位于现今洛阳市老城区北关外。在隋唐东都洛阳城北城墙徽安门内，宫城之东，东城之北。中间有宫城东城墙（也是东城西城）分开。含嘉仓城北倚邙山，南邻洛阳老城（隋唐城东城西城）城墙，是邙山南麓的缓坡地带，黄土堆积较厚，水位都在180米左右。仓城北高南低，呈缓坡状，海拔高度北部156.07米，南部140.39米。陇海铁路由东向西穿过仓城。在南端有中州渠（原老城护城壕沟），沿着谷水故道向东穿过仓城。仓城因长期被邙山的雨水冲刷，形成了今天的驾寄沟，它将仓城分割成东西部分。驾寄沟位于老城北关外，是邙山雨水下行冲刷形成的西北—东南向沟壑，直达老城北关护城河。上段（即仓城北城墙）冲刷宽约70米，下段（即仓城东南部）宽达数百米，沟深约8米。在沟的东西两壁和底部，还可看到残留的粮窖遗存，由此也可证明驾寄沟的形成是在隋唐之后。关于驾寄沟，史书不见记载，相传明朝洛阳藩王的妃子贾姬曾葬于此，于是人们就此称为“贾姬”沟，后人又讹传为“驾寄沟”或“架鸡沟”。今在驾寄沟的沟底和东西两壁都还能显露出残存的仓窖遗存。

含嘉仓城钻探现场

从调查和发掘情况可以大致勾勒出含嘉仓城的轮廓，它位于隋唐城东城以北，圆璧城和矅仪城以东，是一座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城。其北城墙就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北城墙；东城墙是隋唐洛阳城东城的东城墙向北延长与郭城北城墙相接这一段；西城墙是隋唐洛阳城东城西墙向北延长至外郭城北墙之间。其范围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约600余米，总面积约42余万平方米。东邻徽安门大街，南行可达通济渠起止码头。

含嘉仓窖49模板铺砌情况

含嘉仓城墙为红褐色夯土筑成，夯层厚7～8厘米，圆形夯窝，直径5～7厘米。文献记载仓城有三座城门，分别为北面德猷门、南面含嘉门、西面圆璧门，从发掘情况看，其南面的含嘉门、北面的德猷门，均与文献记载相符，但从出土的刻铭砖上还出现了“仓东门”和“仓中门”两座城门，它们分别位于含嘉仓城的东城墙和西城墙上，是仓城内东西大街的东、西门道。从仓东门向东即为外郭城徽安门大街，从“仓中门”向西，可进入常平仓。至于元代《河南志》卷四十六关于含嘉仓“出含嘉西有圆璧门，西有圆璧城”中的“圆璧门”是否就是这里的“仓中门”，还有待考证。因此，从发掘情况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的是，含嘉仓城共有四个城门：分别是北面德猷门、南面含嘉门、西面仓中门和东面的仓东门。其中出德猷门向北经过邙山旷野道路向西，经崤函故道入黄渭漕运可达长安；其余各门则可到达东城、皇城及大运河漕运码头等处。

钻探实测

含嘉仓城内分为仓窖区和管理区，有东西大街和南北竖街贯穿，共发现仓窖287个，这些粮窖分布于东西大街的南北两侧和南北竖街的东部，东西成排、南北成行，行距6～8米，窖与窖之间的距离为3～5米，排列整齐而密集。

含嘉仓的使用年限少见于诸书的明文记录，虽然它是宇文恺兴建东都洛阳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隋王朝历史短暂，留下的记录不多。在我们发掘出土的“刻铭砖”中，也都属唐世所有。然而，我们从各方面还是可以证实含嘉仓在隋代已经使用。

在对含嘉仓城生活管理区的发掘中，发现在隋代地面上建有房子（F3），房前有双轮车道，这些车道在含嘉仓城生活管理区内都是东西走向，这说明隋建含嘉仓时间短还未设管理区，而且当时的粮食都是从东西大街转运，其转输的目的地都是城内。到了盛唐时期，来含嘉仓运粮的车辆增多，含嘉仓增设了管理区，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进库车辆都按制度办事。这可由窖19和窖112的打破关系得到证明。到唐代，含嘉仓城生活管理区和窖区之间出现了壕沟，说明这两个区域是不能通车的，这可由窖114与窖116两窖间的南北车路得到证明。这说明当时的粮食转运是经东西大街和南北竖街，北经德猷门出东都城，向南则可由含嘉仓城外的漕运码头达到运河口岸。这说明，此时的粮食转运目的地已向城外扩大，而不仅是供城内使用了。

含嘉仓唐代遗存非常丰富，除大量窖穴出土有“刻铭砖”外，在生活管理区的唐代地面上分布有大型夯土台基二座（F1和F2），还有双轮车路、烧灶等遗存。在F1的慢道2的包边砖中有一块残“刻铭砖”上有武则天所造文字，证明此建筑应为唐代时期无疑。这两座建筑台基应是专供临时存放粮食，等候办理相关手续外运的输场。

含嘉仓窖50出土刻铭砖

含嘉仓发掘出土的“刻铭砖”全部为唐代遗存，其中窖19、窖52、窖182三个仓窖中分别出土了八块刻铭砖，其中有四块刻铭砖上刻有年号，这些年号有咸亨、调露、永淳、光宅、永昌、天授、长寿、通天、圣历、开元等。这些年号中都是高宗、武则天和玄宗之时。其中窖182出土一块带有“调露”字样的刻铭砖，“调露”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改号调露”的时间很短，即679年的6月到680年的8月，这说明窖182的使用时间不会晚于679～680年；窖50出土的一块刻铭砖上，刻写着“天授元年”（690年）的年号，“天授”是武则天年年号，说明窖50的使用时间不会晚于“天授”元年，即690年。在窖190内出土的刻铭砖上，有两块分别刻写有“长寿二年”和“圣历二年”的年号，这两个年号，也都是武则天的年号，说明了窖190的使用年限也不会晚于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时期是东都洛阳城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蓬勃发展，洛阳城的商业贸易更加活跃，人口大增。这时东都城内运河沿岸停靠的船只多达上万艘，船只中有漕运粮食入含嘉仓的；有到京城来探亲访友；还有到京城来做各种商贸活动的。这时的含嘉仓储粮也多达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为全国之最。

本文由郑佐一摘编自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方孝廉、商春芳、 赵晓军主编《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图书信息

《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

ISBN：978-7-03-073749-6

定价：288.00元

内容简介

自1956年北京大学闫文儒先生考古调查发现隋唐东都洛阳城后，1959年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陈久恒先生等，开始对该城址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现洛阳含嘉仓城位于现今洛阳市老城区北关外，在隋唐东都洛阳城徽安门（北城墙）内、宫城之东、东城之北，中间有宫城东城墙（也是东城西城）分开。《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是对隋唐洛阳含嘉仓城考古发掘报告的全面资料汇总，并结合现有文物研究成果，对含嘉仓遗址的仓储状况、遗址保护、历史背景研究做出了全面的探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