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潜伏中统的杨登瀛，晚年哀求陈赓证实身份！遗言：我不是叛徒

本文来源公众号：纪人物

1951年，全国各地掀起了“镇反”高潮。一些反革命分子潜伏在人民群众当中，伺机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迫害。

南京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是城西有个卖茶的广东老头，从前是军统的大特务！接到信之后，公安干警立刻出动，把这个形迹可疑的老头带回局里调查。

后来经过查证，确定此人还真不简单，曾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是国民党中统系统中的大特务，法院决定对其判处死刑！

然而他却当庭表示抗议，并大声喊道：“我不是国民党的间谍！陈赓将军可以为我做证明！”

就连周总理弥留之际还郑重嘱咐：“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

也特别提到了红色特工杨登瀛（又名鲍君甫）。

1893年，杨登瀛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白石村，原名是鲍君甫。他从小就在日本生活和学习，毕业于著名大学早稻田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时常读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文章，也接触过马列主义书籍，因此受到许多共产主义思想的触动。

1919年，26岁的杨登瀛回到中国，来到上海。因为他会日语，又会交际，跟租界的巡捕也有不少往来，很快就在上海混出了点名堂。杨登瀛不仅和日本商人熟识，还跟国民党人交往很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也积极参与其中。

很快杨登瀛就在上海闯出了一些名堂，并且成功加入到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之中，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原因，杨登瀛在国民党之中属于"左"派。

杨登瀛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认识国军高层后，很快就因为能力出众获得认可，还得到了对方的热情邀请。

杨登瀛如果愿意的话，很容易就能借着这个机会，混进国民政府，可是他没有直接答应，而是把自己跟国军高层接触的事情，如实告诉了陈养山同志。

陈养山认为，杨登瀛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一心希望他能加入组织，跟其他同志一起奋斗。因此，他赶忙联系周总理等组织核心领导，如实反映了杨登瀛的个人情况。

当时，周总理正发愁该如何打入国军内部，得到陈养山的汇报后，赶忙安排陈赓与杨登瀛面谈，希望杨登瀛能代表组织秘密打入国军内部，为我军的斗争搜集情报。

陈赓和杨登瀛见面后，畅谈了许多事情。最终，杨登瀛答应了组织的安排，以红色特工的身份，秘密打入国军内部。

1928年春天，蒋介石为了应对中共特科，也决定建立情报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中统”。

刚刚成立的“中统”人手有限，整个调查科加起来也就二十来个人。杨剑虹焦头烂额之际，想到了自己那位交际广泛，行事机敏的挚友杨登瀛，于是就向他抛去橄榄枝，安排他成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双面特工”。

为了让杨登瀛更受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多次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情报和“演出剧本”，让他更快更好地晋升官职。此外，中共还特意布置留下一些“共产党重要机关”，让他带人去破获，凡是中共认为不可靠、对党不忠诚的党团员和组织，就故意让他去逮捕和破坏。

也正因如此，杨登瀛受到“中统”上级的重用，无论什么大案子，都交给杨登瀛去查办。陈赓在回忆时曾说：“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

1929年年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一早出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突然遭到英租界逮捕。

任弼时很机警，在被推上囚车时趁机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入口中，吞咽了下来。被关进西牢后，任弼时坚称自己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生的失业小学教员。

中央特科获悉情况立即找到杨登瀛商量营救办法。

杨登瀛说，从被捕的情况和口供来看，身份没有暴露，这就好办。

之后，杨登瀛找到租界巡捕房老朋友，说彭德生是他刚招募的一个情报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巡捕抓错了。疏通了一番，任弼时才得以释放。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抓捕了。在狱中，顾顺章毫无骨气地叛变了。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价”，顾顺章供出了许多地下工作者，其中就包括杨登瀛。

因而，杨登瀛也被国民党抓了起来。他尚未营救成功的关向应后来在其他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成功脱身，而杨登瀛却身陷囹圄。

不过，杨登瀛明白，只要他咬定牙关不说话，那么他就还有重见阳光的希望。

果然，由于杨登瀛的沉默，国民党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指证杨登瀛的身份。再加上，当年“受惠”于杨登瀛的张道藩的帮助，杨登瀛终究是被放了出去。

不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并没有就此放过杨登瀛。后来，杨登瀛又被国民党故意抓捕，让他在监狱里对中共被捕人员进行劝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解放，杨登瀛重新获得了“自由”。但那时的杨登瀛已不及当年，生活穷困潦倒。

建国后的杨登瀛的日子其实过得非常的潦倒，曾一度靠着摆地摊为生。

1951年7月，南京市政府贴出布告，要求凡在旧机构任职的人，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备案。不久，杨登瀛就被举报抓获。审讯让人大吃一惊，这个叫杨登瀛的老头说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居然认识大干部陈赓、陈养山。

很快，得到了陈赓和陈养山的证实。

一直到1951年11月24日陈赓给南京方面发来信函，原来南京法院发函时，陈赓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指挥作战。

南京市法院的信函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给中央军委，经过几番辗转才到陈赓手中。

陈赓看到信后，当即给鞠华回信写道：“……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陈赓的信函将一个拥有红色特工特殊身份的鲍君甫的历史展示了出来，读来让人震惊，想不到一个中统大特务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红色特工。

后来陈赓和陈养山一起救济鲍君甫，当时南京公安局每月发给他生活费100元，次年又增加50元，可以说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直至陈赓去世。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临终前，含泪对孩子们重复着这几句临终遗言："我不是特务，我更不是叛徒，我到底是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周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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