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平生等：南宋发展道路的经济特征及历史意义

柳平生教授

葛金芳教授

悠久的中华文明实由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工商业文明互融、复合而成。因而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演进道路提出多种阐释框架和叙述体系，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冯天瑜的“地主社会”说，赵轶峰的“帝制农商社会”说，林文勋的“富民社会”说，李治安的“中国历史演进框架”说，以及本文涉及的“农商社会”说，等等。这些学说的一得之见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两宋300年是工商业文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的历史时段。在此时期，尽管农业文明仍居主体地位，但在其周边，游牧文明生机勃勃；在其内部，工商业文明加速成长。尤其是南宋时期，在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工商业文明发展势头更盛。南宋时期工商业文明在高效农业基础上的蓬勃发展昭示着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应然方向，可称之为“南宋发展道路”。本文意在探寻“南宋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历史依据和启示意义，以期夯实“农商社会”说的论证基础。

一、“南宋发展道路”的三大特征‍

本文所称的“南宋发展道路”至少具有三大特征，其首要特征即“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开始成型。如果说，古代中国发展出享誉世界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之主体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是没有疑问的；现代中国在20世纪逐步迈入工商社会门槛，亦无疑义，那么在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社会之间，应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我们以为，我国从宋代开始进入这个过渡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元、明、清三朝（当然其间亦有停滞、中辍和调整等不同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农业仍是基础产业，从业人数最多，但是在交通发达、市镇林立、城市兴盛、纸币发明及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繁荣等因素的促成下，整个社会商潮涌动、商业氛围浓郁，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而这些经济因素及其导致的经济变动又是在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形下出现的，因而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过去单一农业不同的经济结构。具有这种农商并重结构的社会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农商社会”。

史实表明，两宋时期的经济面貌确有重大变化，而与汉唐时期以单一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情形相区别：日趋扩大的手工业部门和持续繁盛的商业活动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至农业经济已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独立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北宋经济的部门构成中，农业比例约在59—66%之间，工商业比例约在34—41%之间。工商业产值份额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3上下，重要性显著上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比如980—1850年，我国农业部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致在40—70%之间，而非农部门（含商业和手工业）收入比例大约在30—60%之间。在这一千年中，非农产值和非农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意味着该时期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被卷入商品交易，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农业仍然是基础经济部门，在粮食产量提高、农业剩余扩大的基础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得以不断扩大，蚕桑、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商品性农业持续成长。研究表明，南宋的商品性农业不仅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大幅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市场化趋势。宋代农业经济中所发生的包括贸易和专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甚至被国外汉学家称之为“农业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到13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农业，印度只是想象中的对手。商业活动与城市化等非凡上层建筑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南宋经济作物的大批生产与大量交易，不仅使农村经济中原有的自然属性被侵蚀而逐步消解，而且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农业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及为商业提供商品，并释放出更多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农部门的成长反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这一反应的成果之一是原有农业经济体中的交换活动持续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手工业与商业经济成分持续成长，直至农商并重结构逐步成型。随之而来的另一成果是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等）进入流通领域，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型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宋代“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于是，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资源卷入市场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只有依赖市场交换才能生产、生活。因为一个人的经济决策不仅影响本人的产出和消费，还会影响他人生产率及他人产品的市场，这既是一个连续运行的经济机制，也是一个立体式的社会效应。

宋代手工业、商业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甚至使国家财政也无法离开“和籴”“和预买”等市场采购活动。依据北宋蔡襄所言，早在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全国岁入中粮食一项，购买所得已占政府收入总额的1/3，而绢帛购买所得则达到总额的2/3以上。南宋时期政府采购在岁入中地位更加重要，东南六路（即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浙江东西路）更是政府岁计所仰之财赋重地。开庆元年（1259），南宋政府在东南六路采购的粮食多达560万石，以作军粮之用。此所谓“恃和籴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南宋末年，仅纸币印刷就达到7000万贯以上，在两浙路和江东西路购粮800万石“接济军粮”，购买所得已成军粮的主要来源。难怪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宋代商业作为“货币经济环境”，“在当时的整个经济秩序中具有积极的构成意义”。

总之，南宋粮食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腾出更多耕地来种植桑、麻、棉、茶叶、甘蔗、药材、染料和花卉等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材料，进而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同时也有更多人力资源从农业部门释放到非农部门，极大促进了工商业等非农部门的产出和成长；而非农部门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于是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在农商并重的良性循环中得以持续提高。

“南宋发展道路”的第二个特征是“面向海洋”的发展态势。在诸种文明复合而成的古代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一种是秦汉直至隋唐时期面向西北内陆的发展态势，可称为“汉唐型发展”；另一种是两宋时期以两浙和闽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区面向东南海洋的发展态势，这一发展态势以南宋时期更为典型，可称为“南宋型发展”。

具体说来，从秦汉到隋唐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型国家，其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此时的“丝绸之路”以陆路为主，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向亚洲内陆延伸。这就是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但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对外贸易主要路径逐渐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模式开始表现出海洋发展倾向。在海上丝路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就是说，我国立国态势在唐宋之际发生重大转折，由内陆国家开始向海陆国家的方向前进。

中国曾长期被学界认为是一个惧怕海洋的内陆国家。但近数十年海内外有更多学者强调，中国在亚洲海上贸易中占统治地位长达数世纪的史实不能被忽视。韩代芮（Derek Heng）和万乔夫（Geoff Wade）的研究显示，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不仅是陆上大国，也是海上强国。伊懋可认为，宋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贸易繁盛时期，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宋代依仗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制造出载重量在200吨以上的大型海船，建起庞大的海上商队。史称其时的贸易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米兰茨（Eric H.Mielants）认为，正是依托这种大型海船，中国海商10世纪以后逐渐取代阿拉伯商人，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10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着大部分从中国到印度洋的贸易，宋代大型商船和庞大商队既使由海上丝路连通的亚洲贸易网络和商品交易规模令人眩目，也让同时代的欧洲无法企及。宋代由此获得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美誉。近年来考古发现证实，除了泉州、广州、明州这些著名的外贸大港外，位于广西防城港地区的“洲尾贸易场”也是宋元时期臻于鼎盛的外贸港口，该地区出土的陶瓷和钱币“以宋元器物占多数，而其中又以南宋中晚期占多数”。而绘于17世纪的《明代闽南人航海图》详细地绘载了当时福建出发的远洋海舶航行所至的亚洲各地港口和城市，彰显出宋元明时期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制图技术均已达致前所未有的高峰。

两宋时期繁盛的海上贸易激活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原有的静态资源，开发出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闲置土地和劳动力，把尚未被国内市场充分吸收的产品转移到海上贸易中，为国内生产剩余找到了潜在出路，释放了经济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海外市场需求扩大，宋代陶瓷、丝绸、造船、航海等出口产业规模扩大、分工深化、技术更新；并通过产业联动效应，出口产业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社会总产出增加、国民收入上升，社会整体物质福利因此得以改进。不仅如此，宋代开放的经济竞争让人们视野开阔、积极进取，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等先进技能与理念得以交流和传播，社会进步得以推动。更重要的是，宋代海洋发展趋势刺激原有农业经济体系内部的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工商业文明由此快速成长，从而最终导致我国立国态势在唐宋之际发生了由西北内陆转向东南海洋的重大变迁。南宋发展态势从面向西北内陆到转向东南海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之一。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为主转向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主，从基本自给自足到专业化分工有所发展，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当然这样一些过渡和转折进程还处于开端时段，但已表明我国传统经济至此开始出现质的提升：社会经济系统从汉唐时期运行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大陆国家的轨道之上，但到南宋时期则因工商业文明因子的成长和海外贸易的拉动而开始转向海陆国家的新途曲折前行。

“南宋发展道路”的第三个特征，即是南宋经济逐渐脱离汉唐时期的“广泛型增长”模式，开始表现出“斯密型增长”的若干特征。所谓“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亦称“密集型增长”（Intensive Growth），是指市场扩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既能实现经济总量增长，也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均产量增加。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型增长”（Extensive Growth），这种增长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加）：因为传统社会中技术进步很慢或可忽略不计，经济总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难以提高。这种增长因只有水平效应而被称为“广泛型增长”。

就宋代而言，随着乡村市场、区域市场、区间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发育，以及相关产业技术推广，早在北宋时期已开始出现不少“斯密型增长”实例。如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徐州地区的36个铁冶作坊，因政府向其关闭河北市场（怕铁流入辽境）而开工不足，冶户和冶工均有“失业之忧”。经苏轼上疏请求后中央政府撤销禁令，“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显而易见，徐州地区铁矿生产状况与河北市场的开放与否紧密相关，河北市场的开放是徐州地区的铁冶业得以持续繁盛的必要条件。

南宋时期，“斯密型增长”特征在诸多产业中均有集中体现。在商品性农业中，桑、棉、麻、茶叶、花卉、蔬菜、水果、药材和染料等产业不仅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产量激增，出现了独立化、市场化进程，而且拥有桑农、棉农、茶农、菜农和果农等专业化劳动力，他们分工细密、技艺精湛，有诸多的技术创新，因而其市场占有率有明显提高。在手工业部门中，陶瓷、丝绸、矿冶、造船、航海、印刷、造纸、制盐等支柱产业，凭借不断扩大的海内外市场，不仅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有诸多进展，而且各门内部及门类间劳动分工（包括地域分工）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产量产值上升显著。美国学者琼斯（E.L.Jones）认为，宋代经济规模“是出乎意料的（大）。作为密集型增长（Intensive Growth）的真实案例，它的确出现了”。在“斯密型增长”的推动下，南宋的经济增长既有数量的增加，也有质量的提高，并由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

南宋“斯密型增长”在明清时期得以延续。李伯重的研究表明，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在技术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济总产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所提高，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就是“斯密型增长”。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同样认为，在16—19世纪，中国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斯密型增长”：“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最为明显”，长江下游丝、棉手工业，连同水稻和其他经济作物，“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地区”；长江中上游省份（如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所产的稻米供给长江下游人口，所产棉花、靛青、烟草等供给手工业作为原料，陶瓷、纸张等制造也有发展；华南市场也在扩大，珠江三角洲甘蔗、蚕丝、棉花、桐油、水果、麻油等经济作物种植在扩大，佛山铁业是工业的主要代表；北方市场发育虽不及南方，但大运河沿岸城市成为商业中心，天津成为鱼盐贸易中心，山东的棉花、烟草种植与贸易引人注目。正是商业化、市场化把明清时期我国不同区域的诸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突破了原有交易范围狭小的限制，促进了劳动生产的专门化，从而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实现了人均产出提高和经济增长。

二、“南宋发展道路”的依据条件‍

“南宋发展道路”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拥有诸多支撑条件。其一是雄厚的产业基础。如前所述，在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仍是基础产业。南宋拥有当时最为发达的农业部门，其辖境以淮水以南、大渡河以东的地区为主，此区域因水、热条件好而适合发展稻作农业。在北宋时期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逐步发展出一年两熟制的复种制稻作农业，这种种植模式较之中原地区一年一熟、二年三熟制的旱地农业具有高得多的土地产出率。依据推算，南宋中叶各路耕地可达700万顷（折合现今6亿亩）上下，人均拥有10亩，粮食平均亩产1.78宋石，折合今制亩产312斤。这是一个较高的历史水平。与同在江南地区的上海松江县1952年水稻亩产量504斤相比，南宋亩产只及此数的62%；但与1952年全国水稻平均亩产量312斤持平。更高效率的农业不仅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能为商业和手工业释放出更多劳动力、农业商品和手工原料，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奠定良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手工制造业的产业规模也十分可观。比如南宋陶瓷业，其庞大的生产规模就与旺盛的市场需求紧密相连。宋代陶瓷器皿既受国内市场欢迎，也是主要出口商品，其陶瓷生产基地一般集中在水陆运输比较便利或离出海港口较近的地区，常常在某一区域形成数十甚至几百华里的产业带，实行批量生产。浙江龙泉窑采用当时先进的龙窑烧造技术，单个窑炉的全部瓷器烧制量，在北宋时可达2万至2.5万件；南宋时则达到四五万件，效率成倍提高。潮州一个中型窑址，一次可以烧制中型碗7万到7.8万只，成百家窑址一次出窑的瓷器可达几百万至上千万只，广东全路每年可产陶瓷1.3亿件。

再如印刷业。宋代印刷业的生产实力也很雄厚，刻印规模浩瀚，动辄刻印数百卷、上千卷的鸿篇巨制。比如北宋国子监除刊刻儒家经典外，还刊印大型类书。被称为“宋四大书”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以及《文苑英华》，除《太平广记》为五百卷外，其余三部均为一千卷。这种大规模的刊印作业多半在杭州完成。更贴近市场的是大量的民间刻书作坊，南宋行在杭州城内今天能知其名称的书籍铺有近20家。福建建阳刻书坊大多有牌号，如勤有堂、一经堂、万卷堂、群玉堂等。仅麻沙镇有牌号可考的书坊就有 36 家之多。南宋时民间刻书作坊也加入了大规模刊刻的行列。如南宋学者周必大曾以一己之力重新校对、刊刻了《文苑英华》这部千卷巨帙，雇佣刻工达到50余人。而仅临安陈宅书籍铺一家刻书作坊就刊印图书221 种。建阳刻书坊也能够刊刻大型书籍，余仁仲万卷堂刊刻的《画一元龟》，其规模应有数百卷。

南宋书籍交易量也很惊人，杭州、建阳等刊刻中心有专门的交易市场。杭州书市位于一条市河西岸的桔园亭，杭州刻书作坊也大多处于交通便利的桥梁之旁或河道之滨，便于将刊刻完工的书籍运至桔园亭售卖。福建建阳的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其单次交易“竟以千部计”。其时日本和高丽对中国书籍购买数量大，有时数以千卷计。1168年日僧荣西曾从浙江带回天台宗的新章疏30余部，计60卷。1211年，日本僧人不可弃俊芿从宋朝归国，携带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916卷、碑帖96卷，共计达到2020卷。1241年，另一位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从浙江带回经籍数千卷。1244年，不可弃俊芿的弟子闻阳湛海回国时带有经论数千卷。在日本宫内厅至今保存着僧人庆政从泉州带回日本的福州版《大藏经》，可见“书籍高丽日本通”之言不虚。南宋成熟发达的农业、实力雄厚的手工业，以及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良性循环，为南宋发展道路提供了厚实的产业基础。

其二是便捷的交通运输。南宋的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条件都得到明显改善。就水路运输而言，江南地区水运网络四通八达，运输成本比以陆路运输为主的中原地区大大降低。更引人注目的是海上运输发达，南宋沿海从行都临安到岭南广州，分布有20来个海上运输港口。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海上物资运输和商客流量较之内河航运大幅提升，而运输成本则较之内河航运亦有显著下降。从水路运费看，南宋漕运成本“每石千里支水脚钱二百文”，较之北宋太宗时期“凡运米一斛，计其费不啻三百钱”，降低了1/3。若从总体上看，水运成本较之陆运成本，可以低至1/4至1/10。而在两浙至福建、广东的东南沿海地带，海舶载量多在一二千石之间，较之三四百石的内河漕船，运量高出三四倍。史载“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番，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其运输效率比内河水运至少高二至三倍。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对于促进商品流通量提高和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史载沿海州郡民船保有量惊人，可证南宋水上运输量庞大。如明州登记在册的海船在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有5878只，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为7916只，直到开庆年间（1259—1260）仍有7900只。开庆年间的此次登记中，明州、台州和温州三州合计达19287只。福建船只保有量也很大，绍兴初年，南宋朝廷一次在泉州“以度牒钱买商船二百艘”。绍兴十九年（1149），福清县登记在册的船只达到2434只。长溪县“海舟之隶于邑者数千艘”，数量惊人。依据黄纯艳的研究，宋代浙东路和福建路海船保有量各约为2万艘，共计4万艘。依据葛金芳的研究，南宋后期东南沿海地区民船保有量大约为七八万艘。只有每年制造足够多的新船，才能维持如此数量的船只，沿海州郡民船保有量反映了宋代惊人的造船规模和繁荣的水上运输。

宋代船只不仅数量多，而且船载量大，尤其是远洋贸易船，载重量一般在200吨以上。1974年发掘的福建泉州后渚港南宋沉船，载重量约为200吨。1996年发掘的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载重量300吨左右。著名的广东南海一号沉船是南宋时期大型通用商船，载重量近800吨。东南亚爪哇沉船Java Sea Ship载重量也达到300吨，它曾满载瓷器、丝绸和铁器，从我国东南沿海驶向爪哇。南宋这类大型远洋贸易船，技术要求高、工艺流程复杂，是其时我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海舶制造技术的有力实证。

南宋时期交通条件的改善还表现在陆路交通中大量桥梁的建造和修复。南宋地处淮水以南，水系发达，湖泊众多，桥梁建造数量庞大。比如上海松江，依据《云间志》（成书于光宗绍熙四年），“跨川为梁，泽国居多，故‘吴中三百九十桥’见于《乐天篇》咏，所从来旧矣。华亭环邑皆水，须桥以济，且以顾会一浦观之，绍兴乙丑岁（1145）浚治此浦于河之东，建石梁四十有六，他可知已。今县治之内，矼石甃甓，若架木而成者，数逾七十，不可殚记”。可知今上海松江地区50年间增加石桥近30座，平均每两年增加一座新桥。苏州地区，据《正德姑苏志》：“苏为泽国，环城内外皆水也，故桥多，乐天诗‘红阑三百九十桥’，唐则然矣。自宋以来始甃以石，而增建益繁。”《崇祯吴县志》亦称：“吴城乡皆水，故桥最多，白乐天刺苏诗有‘红阑三百九十桥’之句，迨宋迄今甃石增建益繁。”宋代松江和苏州的桥梁建造不仅说明这两个地方桥梁数量多，也说明石桥梁开始取代木桥梁，桥梁建造质量大大提高。

南宋时期，两浙路和福建路的建桥热情最为高涨。据徐望德等构稽，宋代两浙路建桥数量名列前茅，至今仍有迹可寻的有奉化广济桥，余姚通济桥，德清孩儿桥，兰溪悦济浮桥，鄞县江桥、百梁桥、甬水桥，黄岩五洞桥、利涉浮桥，瑞安大桥村桥、拦杆桥，处州平政桥，临安中津浮桥，金华滕象桥，义乌古月桥，绍兴八字桥等。据曹家齐研究，福建一路宋代造桥646座，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建于南宋。依据《宋元方志丛刊》中南宋方志的记载，各地桥梁总计3245座桥梁，这其中可能有少量的重复计算之处；但若考虑到宋代留传至今的方志本身就不多，加之现有少数方志亦有漏载（如《至正昆山郡志》）和缺轶（如《延祐四明志》），所以南宋一朝拥有桥梁当远远超过3200座。保守估计，南宋辖境内各类桥梁总数当在五六千座之间，应是没有问题的。南宋水陆运输条件的改善，极大提高了商品运输量和交易效率。南宋辖区便捷的运输条件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国内外市场扩大，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由广泛型向斯密型转变。

其三是显著的技术进步。南宋时期多个产业领域均出现了技术进步，尤其在一些支柱产业中取得显著的经济效果。比如矿冶业，两宋时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其一是冶铁技术中炼铁炉的改进，即“高炉”技术，这是反映冶炼水平的关键环节；其二是冶银技术中“吹灰法”的纯熟运用；其三是炼铜技术中的水法炼铜工艺发明。这一系列技术进步在南宋时期华南和福建沿海等地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了当地矿冶业的快速发展。造纸业中，硬纤维软化技术是关键革新，这一变革突破了原先造纸原料只能利用植物韧皮的限制，使造纸原料的选用范围大为扩展，使造纸成本大幅降低，纸张价格变得相对低廉。低廉的价格不仅促使下游产业——印刷业的扩张与繁荣，更刺激了人们对纸品、印制书籍等文化用品的消费需求。南宋的技术进步不限于此，农具制造业发明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耘荡等新式农具，并在江南沼泽和海滩涂地的开发中逐步推开，功效卓著。造船业使用水密舱技术建造大型海舶，航海业中普遍采用航海罗盘，以确保航行安全。纺织业创制了脚踏缫车和水转大纺车。印刷业推广使用雕版印刷术和铜版泥活字。桥梁建筑业大量采用石质材料，以替代容易腐坏的木制原料。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宋代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海内外学术界对此均有肯定性评价。尹懋可（Mark Elvin）认为，“11—14世纪中国已经迈入对自然界系统性的实验研究的门槛，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产业”。琼斯（E.L.Jones）认为，在宋代以及稍早的晚唐时期的技术发明，“在某些条件下，成为主要工业部门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与之前或其后的时代相比较，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较，关于宋代经济的详尽叙述足以说明宋代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率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同样认为，中国农业不仅是在中世纪而且在整个18世纪比欧洲更具效率、更具生产性（如亩产量或每株出产量）。宋代技术进步有效促进了农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加速成长，凸显了南宋时期“斯密型”增长的实质性特征。

其四是作用渐显的人力资本。南宋社会读书风气较之以往大为浓厚。这一方面是由于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使得书籍、纸张等文化用品价格下降而成为易得商品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取士的制度性激励使然。因为造纸术取得了关键突破，纸张和印制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南宋的浙江、四川和福建三大造纸业中心和印刷业中心逐步形成并日益繁荣，各种历书、农书、佛经、科举应试书籍和童蒙课本被大量印制出来。批量印制的民间历书，售价只在几文和几十文之间。书籍和纸张成为宋代社会的易得商品和日常必需品，这促进了南宋知识、技术的社会传播。

不仅如此，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地区的儒生、士人大量南迁，致使南宋成为我国教育普及和文化下移的重要时期，这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提供了强大助力。仅以科举取士为例，北宋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诸科进士超过6万人，南宋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亦近5万人，两宋共取进士11万余人，平均每年取进士360余人，相当于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统治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搜罗人才，当然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但其客观效果是调动了各阶层百姓的读书积极性，促进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更多的读书人（学界估计数量有数十万之众）因无法进入官员队伍而下沉到社会各阶层。这就是说，在宋代11万余进士的背后，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读经赴考之士人群体。其中相当部分从事教育，成为各类“冬学”“乡校”的教书先生。南宋时期民间“书院”开始兴起，乡村中诸如“冬学”“私塾”“童蒙”“乡校”等教育教学机构较为普及，在两浙、江西和福建等地更是如此。南宋民间林立遍布的“书院”和乡村学校使得这一时期人口识字率和文化普及率较汉唐时期明显提高。当时人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苏轼亦言：“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各种有关制肥育种、植桑栽花、种稻植麦、制糖酿酒、制盐造醋等知识型书籍流传甚广。拥有较普遍的识字人群是宋代农书、历书等各种实用型书籍得以流传的重要社会基础。宋代社会这种知识传播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将知识技术系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前提，为南宋发展道路提供重要支撑。

正是上述基本条件促使南宋经济走上“农商并重”“面向海洋”和“斯密型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南宋发展道路”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发展道路而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和族群，因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不同而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天然的空间合理性和时间延续性。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结合自身具有的“农商并重”“面向海洋”和“斯密型增长”三大特征，循着“南宋发展道路”展现的运行逻辑，跨越不同朝代持续向前衍进。而“南宋发展道路”及其显示的三大特征，昭示着我国古代经济的运行机制自宋代以降已有显著转变：国民经济由原来主要依赖农业部门，变为既依赖农业又依赖手工业和商业。这一发展道路在其后的元明清时期或许多多少少受到过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但总体趋势并未被彻底改变。

如前所述，现代中国历史悠久，疆域广阔，民族众多。中华文明是数千年来东亚大陆孕育出来的灿烂文明。若从空间角度看，中华文明实由周边地区的游牧文明、广阔内地的农业文明以及江南地区率先萌芽的工商文明复合而成。若从时序角度看，中国历史大致经历了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唐以前，根基深厚的中原农业文明，不断将周边游牧部族纳入进来，疆域扩大的同时，民族构成日趋丰富；宋代以降，在原有农业基础上，商业（含手工业）蓬勃发展，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步入农商社会，而南宋发展道路所体现的正是农商社会形成时期的典型特征。较之于周边的游牧文明和华北平原的农业文明，江南地区率先出现的工商业文明显然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南宋时期，我国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和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较之其他地区率先走上这条新型发展道路，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昭示了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向，即社会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市场作用的提高：经济体通过不断扩大的交易需求和日渐频繁的交易行为，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通过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成长，将市场范围从区域市场扩张到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通过不断增强的市场需求刺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进而使社会经济中农商并重的结构性特征更加稳固和显著。

历史发展历程已经显示，中国古代市场自宋代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即由分散趋向整合、由封闭趋向开放、由割据趋向统一。龙登高认为，两宋时期的城市市场出现“革命性”变化以后，市场力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得以加强。李伯重指出，宋代以降，随着贸易环境改善、交通运输改进、劳动分工和区域专业化加深、商业资本成长以及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全国商贸网络开始孕育，商品、劳动、资本和信息已经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吴承明认为，明清时期，我国市场发育进入新阶段，不仅商品市场中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明显增加，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等为代表的长途贸易量占国内贸易总量的20%。李伯重的估计更高，约有30%—40%，而且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育。陈春声的研究表明，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广东耕地只要一半种植粮食，就足够全省人口食用，但广东却是一个缺粮的省份，因为一半以上的耕地被用于种植桑麻、甘蔗等经济作物去了。这是农业商业化过程在华南地区加速前行的最好例证。与此同时，清朝市场体系趋于完备，既有墟集贸易等地方小市场和城市市场，也有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市场的有效发育使得清代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另一高峰时期。上述这些分工深化、市场扩大等新变化，正是在北宋中叶、特别是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首先发轫的。

正如李埏所言，在古代社会中“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的因素和力量。每当它有所发展的时候，社会就相应地向前进展”。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化作用愈趋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只有依赖市场交换才能生产、生活。在南宋之后直至明清的长时段中，随着经济体中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成分增多，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市镇、交通沿线地区迈进农商社会的门槛，农商社会处于逐步扩展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尚处于农业社会的其他地区而言，南宋发展道路显然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榜样意义。这是其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我国农商社会自北宋中叶（11世纪）发轫算起，直至20世纪后半叶我国正式迈入现代工商社会的门槛，历时千年之久。较之西欧诸国自15世纪以降相继出现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城市自治、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等重大变革，进而在18世纪以降相继迈入现代工商社会而言，我国农商社会延续时段未免显得长了一些，其原因值得探索。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自然是复杂多维的，然而史实表明，最主要的阻碍来自战乱、生态和制度三个方面。就战乱而言，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以及晚清江南的太平天国运动，每次战乱短则十余年，长则数十年，均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无疑中断了经济发展势头。就生态而言，中唐以降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导致水土流失、黄河决口，水旱灾害频率明显上升，恶化了华北平原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迟滞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然而，最大阻力来自于经济与社会制度。金元时期和明末清初由女真、蒙古等周边部族带进关内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前封建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明清两朝推行“迁界”“禁海”等闭关锁国政策则沉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阻滞了江南向开放性区域经济转型的势头。更不利的是,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反而大肆摧残工商业活动；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旧式官僚体制。于是原本是原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端；于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由此看来,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才是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未能顺利转型至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

杜恂诚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法治极不完善，伦理标准混乱，特别是传统政治直接控制经济和垄断金融业，从而延缓了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刘佛丁、王玉茹甚至认为，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极不平衡，交易费用很高，统一的要素市场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战乱、生态和制度三个制约因素中,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滞后是最为重要的阻碍因素。南宋发展道路虽然昭示出中国历史自此后千余年的发展方向，但是受制于制度变革的迟滞所导致的市场机制发育受阻，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一波三折。正如吴承明所言，“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发展、停滞或衰退，归根到底是有限资源的利用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经济体制或制度的良窳，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汲取。今天的中国，正从“工商社会”快步迈向“信息社会”。面对当前的快速变革，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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