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的关键时刻，一个烧饼铺老板无意中帮了我军大忙

在1935年的金秋九月，那一抹红色的军队，象征着希望和坚韧的红一方面军，在聂荣臻和林彪的引领下，挥别了苍茫的草原，踏进了甘肃陇南市一处名叫哈达铺的静谧小镇。

当时的红军，犹如走过长夜后见到曙光的旅人，他们的心已如枯叶般萎靡，身体如倒立的沙漏，残存的力量正一点一滴地流逝。他们急需的是一处可以静心休整的温暖之地。

对于那些勇敢的红军战士而言，补给和休息如同沙漠中的甘泉，是最为当务之急的事情。然而对于像聂荣臻这样的高级将领，最大的困惑却是：下一步，我们该朝哪个方向行进？

在他们即将抵达的班佑地区，毛主席和周恩来正在带领队伍向前，然而，面对未来，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一片迷茫。

在长征的征途中，这个决定步伐的关键节点，谁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竟然受到一个小小烧饼铺老板的影响。

这位小镇上的烧饼铺老板到底做了什么呢？红军的决定又是怎样产生的？

1935年的6月，红军踏出了深雪覆盖的山路，却发现，自己仍然面临着一次命运的抉择。

蒋介石的这种部署，表明他早已料到红军可能向东出四川，也可能选择北上。

面对这样的形势，红军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而那片被称为“草地”的区域，对于红军来说，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草地，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禁区。众多杂乱无章的草丛铺满了整个草甸，泥泞的地面显得极为不平，时而坚硬如铁，时而软弱无力，人脚一踏进去，就如同陷入深渊。

还有那两条淌过草地的黑白二河的支流，它们的宽度并不惊人，却深不可测，人们踏进水中，只会发现自己无法立足。

这样的条件下，草地变成了“人间禁地”。而红军必须穿越的，正是川西北的若尔盖地区。

这片地方的草地以沼泽地为主，行走其中，仿佛是在摸索一条没有目的地的路，使人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蒋介石得知红军到达草地时，他并没有过多防备，反而选择集中力量封锁岷江，堵截红军北上的可能路线。

他的这一决策得到了薛岳的赞同。薛岳更是肯定地表示，“穿过这片软弱无力的草地，他们没有可能。”

然而毛主席对此视而不见，他清楚，敌人对他们的预计已经阻断了所有可能的前进路线。他坚决地表示，“敌人以为我们不敢走的路，正是我们将要走的路。”

毛主席便果断地将红军分为两路前行。一路由聂荣臻和林彪带领，另一路则由他自己、周恩来和徐向前等人带领，穿越了松潘的草地。

在他们身后，跟随着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学的学生，最后则是负责殿后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

这次草地之行，他们面临的不只是行进的困难，还有吃饭和抵抗寒冷的问题。

草地，那是一片充斥着未知的领域。红军无路可走，只能在浓密的草甸之间探索，期望找到一条通过的路径。

草甸之间，通常是泥沼与深渊，这让红军无法确定前进的方向。他们必须用木棒小心地探测前方的路况，甚至需要互相扶持，帮助彼此踏过泥沼。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尝试，许多红军战士在草地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一不小心，他们就可能被淹没在泥沼中，无法再浮出水面。

粮食短缺，也是红军面临的一大难题。他们必须依靠野菜和草根来充饥，可是，这些野菜草根可能含有致命的毒素。

朱总司令提出了“尝百草”的建议，希望找到可以食用的植物。张思德，一个红军战士，他冒着中毒的危险，积极参与了这项任务，试图找到那些可以食用的植物。

他即使是在经历了多次中毒之后，依然坚持着他的使命。

一次，一名年轻的战士在一片沼泽地旁发现了一种像萝卜叶子的野草。他的脸上洋溢着欣喜若狂的兴奋，喊道：“有萝卜了，有萝卜了！”他马上冲上前去，将野草拔出，准备大口大口地享用。

就在那一刹那，张思德捕捉到了那只濒临死亡的毒草，他毫不犹豫地将它握在手中，并瞬间送入口中。他的舌尖贪婪地探索着每一滴可能存在的生机，每一粒潜藏的微小营养。

然而，不久之后，张思德的面色变得惨白，体力一点点被蚕食，痛楚从肠胃蔓延到整个身体。瞬间，他的胃中翻腾起一阵阵痛苦，他猛地吐出口中的东西，紧张地看着身边的小战士，挣扎地出声道：“小心，这种草……毒性……告诉大家……”言语未完，他瞬间失去了意识。

昏睡了几个小时后，张思德恍惚间重新找回了意识。对于大家来说，这样的食物简直如同毒药，但在那个时刻，这些食物却是红军们生存的救命稻草。更别提那些因为饥饿而将皮带、草鞋当成食物的痛苦时刻了。

另一方面，凄冷的气温成了红军又一次的生存考验。尽管那时正是夏季，但海拔的高度让草地的夜晚变得无比寒冷，昼夜间的温差更是让红军们疲惫不堪。穿着单薄衣物的红军们无法抵挡住寒冷，他们能有的，也只是这些薄弱的保护。

纪念这段历史的聂荣臻曾经回忆道：“在草地上，风雨交加，地面湿滑不堪，许多同志都因此倒下。”纵使艰难困苦，红军依然勇往直前，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们的魂灵永远的留在了草地上。

历尽艰辛，红军终于踏出了草地，眼前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小镇——哈达铺。战士们都热泪盈眶，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休憩的地方。

当夜幕降临，聂荣臻的胃也开始发出抗议的咕噜声，于是他让杨家华出去找些食物，同时也对小镇进行初步的探察。

杨家华带着几个硬币，踏上了这个小镇的街头。他那一趟寻食的行程，却奇妙地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小镇哈达铺坐落在岷山脚下，是当地知名的中药产区，更因盛产当归，享有“当归之乡”的美誉。尽管小镇规模不大，却也有着稳定的人潮。

带着小额零钱的杨家华，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家烧饼摊前。他决定买几个烧饼带回去。烧饼摊的老板接过他的钱，迅速用一张旧报纸将烧饼包好，递给他。

回到房间，杨家华将包裹烧饼的报纸平铺在桌上，将烧饼递给正在苦思冥想的聂荣臻。聂荣臻正陷于前进路线的困扰中，他拿起烧饼，边咀嚼边看着桌上的报纸。在草地艰苦行军的日子，他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文字了。虽然这是一张破旧的报纸，但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他瞪大眼睛，手中的烧饼也掉到了地上。他激动地抓起报纸，全然不顾脚下的食物。

杨家华被他的突然反应吓了一跳，不解地问：“政委，您怎么了？”

聂荣臻脸上的肌肉紧张而激动，仿佛找到了宝藏一般，大声疾呼：“我们的人，在陕北！杨家华，去找通讯员，快！”

听到命令的杨家华立即出门寻找通讯员，而聂荣臻却还在捧着报纸，一遍又一遍地确认那个震撼他的信息，深怕自己看错了。

不久，通讯员风尘仆仆地赶来，聂荣臻急切地抓住他的肩膀说：

“这份报纸的信息太重要了，必须火速交给中央领导，这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

通讯员理解到紧迫性，立刻骑上马，飞快地奔去递交报纸。

此时，聂荣臻转头，满脸笑容地对杨家华说：

“杨家华，你这一趟出去可真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聂荣臻从报纸上看到的，是关于陕北地区的红军活动的报道。

这支红军是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作为长征的一部分，经过艰苦奋战，在陕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几乎让整个陕北地区红旗飘扬。

对于那时的红军，一个坚实的根据地就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他们茫茫夜路。

当中央领导收到报纸时，他们立刻明白了聂荣臻的紧迫和激动。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决定派人外出搜集更多的报纸，以便更全面地了解陕北的情况。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发现陕北除了刘志丹的部队，还有徐海东的南方红军一同参与革命活动。

这个发现让毛泽东感慨万千：“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久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也来到了哈达铺。

他们漫步于小镇的街头，体察民情，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脉络。当他们走到“义和昌”药店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安静的后院。他判断这里是一个适合休息和讨论的地方，便决定在此停留。

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陆续来到“义和昌”前的关帝庙，这座庙宇变成了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的地点。

在关帝庙的深处，历史的重担和士兵们的期望，让每个人的脸庞显得格外严肃。

在这次的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一场激昂慷慨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在其中，他指明了红军下一步将会选择陕北作为休整和发展的地方，明确了红军未来的行动方向。

然而，那位无意中改变历史进程的烧饼铺老板又怎能知道，他微不足道的一次报纸包装，竟在红军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尽管只是一张被用来包烧饼的旧报纸，但是因为它在决定红军未来方向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必须去追溯和确认这张报纸的具体来源。

正如之前提到的，哈达铺并非一个极度繁荣的城镇，但是这里的药材贸易却让这座小镇始终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在民国时期，为了顺应商业发展的趋势，一位通过经营药材发家的陕西人杨老爷在此设立了一个邮政代办所。随后，这个代办所由当地的严根宝接管，并在张子厚、张延林和张运昌三代人的管理下，为小镇的居民提供了新闻信息的来源。

然而，关于这张改变了红军命运的报纸的具体来源，至今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张报纸来自《大公报》。这主要是由于张闻天在1935年9月22日写的读报笔记，而第二天红军便离开了哈达铺。在这份笔记中，张闻天将那张报纸的来源记为《大公报》。

在当时，《大公报》以其反对权威的精神而广受关注。在国民党当局严令称红军为“共匪”的情况下，只有《大公报》坚持用“红军”这个词来称呼他们。毛泽东甚至曾经赞扬说：“只有《大公报》才把我们当人看待。”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张报纸来源于《山西日报》。这主要是因为在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中，他将那张报纸的来源记为《山西日报》。

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他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场景：“我们获得了一张来自国民党的《山西日报》。我命令通讯员将此报递至毛泽东手中。”

然而，另一种观点坚称这份报纸实则是《晋阳日报》。这主要源自哈达铺长征纪念馆馆长的说法，他在描绘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时曾提及：“那是9月20日，党中央机关抵达哈达铺进行整修。次日，叶剑英在代办所购得一份《晋阳日报》，于是我们从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徐海东等人在陕北的动态……”

当然，也有一种更加模糊的说法，认为这份报纸只是“国民党的报纸”，并无特指哪份。这种观点认为这份报纸可能来源于代办所的各类报纸中的一种。

对于这四种说法，至今仍无官方的明确回应。每一种说法都有其各自的证据和联系。在本文中，我选择倾向于《山西日报》的说法，它由聂荣臻首次发现，并最终通过其他报纸向党中央的领导层传递了更确切的信息。

1936年10月，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成功会师，标志着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历程顺利结束。红军跃出了重重包围，再次在陕甘地区焕发了生机。

正如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上所述：“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没有它们，我们无法了解到陕北红军的最新动态。其次，我们更应感谢烧饼店的老板，正是他让这份宝贵的报纸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不仅是红军的胜利，更是中国革命的奇迹。而“一张报纸定乾坤”，也正体现了历史偶然中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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