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太湖小镇曾掌控着上海的金融命脉

横跨江浙两省的太湖，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洞庭东山（今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洞庭西山（今吴中区西山镇）这两个古镇，如芙蓉翠莲般镶嵌于银涛雪浪。

此洞庭非湖南洞庭湖——东山是伸入太湖的半岛，岛上有洞山、庭山，故称洞庭东山；西山是太湖最大的岛屿，位于东山的西面，故称西山。在今人眼里，这里山明水秀，是游乐憩息的好去处；在古代，这里恬静安详，是避世而居的绝佳场所，传说中的“商圣”范蠡便曾携西施于此泛舟。

从明代开始，这里孕育了1个生命力极强的商人团体——洞庭商帮。东山、西山的面积仅80平方公里、90平方公里，洞庭商帮因此也是地域范围最小的商帮，但其中的一支“东山帮”，清末民初在上海金融界却声名赫赫，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内掌控着上海滩的金融命脉。

从钻天洞庭到搏击上海

“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江湖上有个称号，叫‘钻天洞庭’。”这是明代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的描述。

“钻天洞庭遍地徽”，人们将洞庭商帮与徽商相提并论。与大开大阖的徽商不同，心思细密的洞庭商人避开无数人争抢的盐业，以本土盛产的丝绸、棉布起家，捎回药材、粮食，一来一往，船只绝不空载，生意稳稳当当。

明代东山有个翁少山，人称“翁百万”，当时流行一句话，“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不用他家的布匹，就不做衣服、被子了，质量硬气得让品牌忠诚度如此之高。“翁百万”去世时，首辅申时行为他作传。

赫赫有名的东山席家，清代有个外甥叫金汝鼐。一般人做买卖，喜欢掺些便宜货，以次充好，金汝鼐却“独求其贵良者”，结果“人悉趋之”，反而成了赢家，“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数倍”。

这就是“钻天洞庭”的巧妙之处，诚信，不随波逐流，善于变通。

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使得扬州、苏州等繁华之地在烽火中凋零。无论是沿运河一线还是沿长江一线，重要商道都因战火断绝。于是，洞庭人家迁移到上海。

上海早于1843年开埠，外国商品、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行栈、设码头、办银行……洞庭商帮脱下旧式长衫，出入洋行、做买办、开钱庄、办实业……终于在中国第一商埠上海实现了近代转型，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

买办世家称雄沪上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一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位于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

他叫席正甫，苏州东山人，时任汇丰银行“跑楼”，协助大买办、浙江余姚人王槐山工作。

其时洋务运动初兴，清政府急需银两购买国外的坚船利炮，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达200万两。王槐山怕借款有去无回，不敢答应，又惹不起官府，惊急之下病倒了，事情便落在34岁的席正甫身上。

席正甫周旋于政界、商界，经反复交涉，终于促成这笔借款，但条件十分苛刻，清政府须付出高出行市近1倍的利息（年息8厘），以盐税作担保，分10年还清。

这是清政府第一笔重大的商业借款，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收益，席正甫也被赐四品顶戴，取代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大买办。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大多数由席正甫经办。

除了货币的出纳和保管，金银外汇的买进卖出，钱庄和外商银行间的票据结算，银行买办还负责对中国工商业者放款，其权力之大、收入之巨，其他行业望尘莫及。席正甫的精明给汇丰银行带来了巨大利润，一时上海银行都视汇丰为龙头，席也在大买办的位置上一坐30年。

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大买办长达55年。席家也成为“上海第一买办世家”，一个个家族成员的背后，联系着的是一家家外国银行。

席正甫为人低调，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中称，他查阅当年东山同乡会的资料，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看到席正甫为静安寺捐款的记录。就是这个隐身在后的人，数十年中编织了1张庞大的家族网络。有人统计，从1870年代到1930年代，席氏家族有23人担任过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

这不但代表了洞庭东山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崛起，也使其势力日益壮大，令许多老牌商帮刮目相看。上海滩有一句旧俚语“徽商帮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足见东山帮之盛。

钱庄业：苏州人的上海

除了银行，东山帮在近代上海激烈的钱庄竞争中也占有一定优势。钱庄是上海近代商业资本的产物，并非开埠后的“舶来品”，而外资银行却完全是新事物，伴随“欧风美雨”而来。在清末民初，钱庄的生意与洋行业务的关系进入“蜜月期”，有很强的关联性。

华人买办发现，钱庄的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靠外资银行的“拆票”（一种短期借款），只要能得到外资银行的信任和足够的资金，开设钱庄简直一本万利。而同时，外资银行因不熟悉中国地面而不敢贸然放款，通过各大钱庄，让钱庄用这些款项进行短期高息放款就成为其明智的选择。

这样一“推”一“拉”下，背靠外资银行的钱庄纷纷在上海设立，其中较著名的是曾任汇丰银行买办30年的席正甫和东山同乡严兰卿1887年开设的协昇钱庄。

严兰卿属于洞庭东山严氏三房世系第十六世，早年随父亲来上海经商，后独立门户，成为敦裕洋行买办。经商中，他结识了同乡席正甫，一拍即合，用在洋行和外资银行当买办时的收入作资本联合成立钱庄，这是东山帮商人开拓上海金融界的开始。

除了席家、严家，洞庭东山的万梅峰、万振声父子也在上海的金融界颇有实力。万梅峰世居东山前山漾桥村霭庆堂，家境清寒。《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他在某洋货号当伙计时收进很多白呢，“同事均认为是冷门货，无人需要”，险些被辞退。谁曾想，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病死于热河，全国居丧，官员们需要白呢做礼服，白呢瞬间脱销，万梅峰“顿成巨富”。此后，他自己创设铺号，并陆续与同乡合作办起多家钱庄。其子万振声也在上海、苏州设钱庄数家。

据统计，清末和民国，洞庭东山的金融家共在上海设立、投资85家钱庄，大部分出自席家、严家和万家。洞庭商帮在沪上金融界所占的份额惊人，在钱庄业的地位更是一言九鼎。

东山帮足迹遍布天下

席正甫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同为晚清“四大买办”，但唐、徐、郑自投身官督商办事业后经历坎坷，逝世后家财都十分有限，唯有东山席家一直是买办，却富贵有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感慨，“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真正一言难尽。”

有研究者考证，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吴晓波曾将这个数字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作了比照。

1885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当年起停购军舰，3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后世学者估算，慈禧挪用海军费用在1000万至1400万两。可见，1000万两对慈禧太后来说也是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了国防。而一个买办家族资产就达到这个数字，可谓骇人。

近代洞庭商人除了做买办、进洋行、办钱庄，更是在“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实业救国理念的影响下，致力于国货的开发、推销，如席德灿当过阜丰面粉厂经理；严敦俊与人合伙办过谦行电灯公司、康年保险公司；叶振民开办大同橡胶厂，生产三元牌自行车轮胎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的各个商会中，任会长的洞庭商人有10多位。

自1940年代起，部分洞庭商人逐步由内地向外拓展，如今全世界五大洲几乎都留下洞庭商帮的身影。1949年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大陆，没有变现的地产、实业股份大多灭失。2000年后，有一种“席家本帮菜”流行沪上，这种典雅而偏甜，口味介于中西之间的菜肴赢得了不少时尚人士的喜爱，不过，它的前世来历已经鲜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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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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