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清末民初一道别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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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是清末民初一道别样的风景。在北大讲坛上，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特别是他脑后的灰白小辫，在民国提倡剪辫的中国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他学贯中西， 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他是中国近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又因为他独爱三寸金莲，提倡一夫多妻的所谓 “茶壶理论”而被称为“清末怪杰”。

辜鸿铭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来自南洋，1857年7月18日在马来西亚槟城州出生，因此只能算是华裔。辜鸿铭的祖辈从福建漂泊到南洋，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步创下一份家业，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当时的橡胶园主、英国牧师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认为他聪明懂事，便将他收为义子。布朗先生自幼就让辜鸿铭接触和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而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润则有些不足。

中年辜鸿铭

1867年，布朗夫妇因故要离开马来西亚回到英国，在征求辜鸿铭和他父母的意见后，将他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生活。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到欧洲后，辜鸿铭开始了他的14年的求学生涯，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努力，他很快就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且还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在这14年的留学生活中，辜鸿铭逐渐由一个富有天赋的少年，成长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晚年辜鸿铭

尽管辜鸿铭接受了系统的西学教育，但他确没有像当时的一些文化名流一样崇洋，反而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竭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张目。虽然辜鸿铭不推崇西学，但一直到1881年以前，辜鸿铭并未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系统的接触。1881年，辜鸿铭在新加坡遇到中国大学者马建忠（著名学者，学贯中西，不仅旧学基础扎实，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拉丁文字），两人一见如故并于其倾谈三日，这使辜鸿铭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准备回到与他从未谋面的中国。在此期间，辜鸿铭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辜鸿铭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张之洞对辜鸿铭很看重，认为他“经纶满腹，确是杰出人才”，始终“礼遇不少衰”。

泰戈尔（前排坐者左）访华期间的合影，前排坐者右为辜鸿铭

辜鸿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欧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言人。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成果斐然，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当时西方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在当时，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元，而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还往往是一票难求。1913年，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辜鸿铭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精神》英译本，辜鸿铭自译为《春秋大义》

虽然辜鸿铭很受外国人的尊崇，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辜鸿铭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视为另类，顽固不化的老东西。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北京大学，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了辜鸿铭作为北京大学的英语系教授，有人表示反对，因为辜鸿铭政治上是一个保皇派。但蔡元培认为，他聘请辜鸿铭，是因为他是一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沸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上课时，北大的学生看着他脑后的辫子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学生闻听此言，立刻沉寂下来。据他的日本友人回忆，“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但辜鸿铭就敢让她不高兴。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鸿铭当时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于是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袁世凯曾大言不惭的和人透露，说他办实事，不需要才学衬托。辜鸿铭听闻此事，便骂他不学无术，说这世上刨除倒夜壶之职，无不需学问者，随后就是经典的"贱种"“儿子”赠予袁世凯。这还没完，袁世凯死后，政府要求举国哀悼三天，可辜鸿铭偏偏不干，反而聘请了戏台班子，在家中敲锣打鼓唱了三天以兹庆祝。

辜鸿铭手迹

当然，辜鸿铭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从来不做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之事。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说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鸿铭的家门口，大骂辜鸿铭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拿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晚年辜鸿铭（右一）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两位爱女为他穿上了崭新的清朝官服，把他那发白的辫子夹杂着红丝线细细编好，盖上棺木葬于北京。辜鸿铭去世后，溥仪派专人致祭，赐以唐公。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觉醒年代》毕彦君饰演辜鸿铭

辜鸿铭生前是有着深入骨髓的悲哀。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有一句名言：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辜鸿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来就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下葬，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的道路上，尽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丝颜面。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当时的人并未充分认识和理解到他的价值，然而在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识辜鸿铭以及他的著作和思想，对于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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