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朝的“宰相天团”，一个比一个有意思

盛唐诗坛 / 玄宗朝的宰相天团

开元朝的宰相们，

在政治上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操控者，

在文学上，则是天下文坛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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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实际上最没肚量的往往就是这些宰相。

玄宗一朝名相辈出，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随便一个都是大唐宰相世系表里响当当的人物。可就是这些仕宦表率们，在开元朝几十年的太平岁月里，将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官场现形记”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也正是他们，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抑制权贵，发展生产，积极推行社会改革，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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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成功诛伏太平一党的李隆基到新丰营（今临潼）一带检阅军队。他秘密召见了时任并州刺史的姚崇，与之议论天下大事，顺带着做了一趟提干前的“组织谈话”。据说姚崇当时侃侃畅谈，并提出十条政治主张：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

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

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

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

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

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

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

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姚崇的区区二百余言，涉及了仁政、寇边、宦官、吏制、外戚等方面，一眼洞穿了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石，也基本上确定了玄宗皇帝执政前期的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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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经过数十年寒窗苦读的盛唐宰相们，综合素质确实是高。他们不仅文能章表天下，武能纵横边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始终兢兢业业，秉持着一颗为国报效的雄心。

当然，他们也并非都是完人。姚崇教子无方，张说贪财，张嘉贞刚愎自用；他们也会相互倾轧，杜暹以清廉著称，李元纮以笃厚闻名，二人同朝为相时却纷争不断；出身昌黎韩氏的韩休刚正不阿，却数度与同样耿直的萧嵩在朝堂上互不退让，最终惹来双双贬黜的结局。

这个时期的大唐王朝处处闪耀着自由之光辉，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们个个个性鲜明。祖籍湖州的姚崇当了十余年宰相，依然买不起洛阳的房产，他一直寓居在寺庙，晚年病笃之时李隆基体量他的不易，下令让他移居公务员宿舍”四方馆“。这位老先生倒好，他认为四方馆存有官署文书而极力推辞，如此板正之人却教不好两个儿子，其子招权纳贿、徒惹是非，成为他一生的污点。

杜暹以边功入相，他在监察御史任上曾到碛西审核屯务。当时，蕃人赠以重金，杜暹推辞不成后假意接受，临走之时埋在幕帐之下，出蕃境后才传书告知蕃人，清正理智得令人佩服。

众多宰相中脾气最好的苏颋因得罪权贵，于开元八年（720）被罢为礼部尚书，不久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按察节度剑南各州。苏颋不以贬谪为意，到任后励精图治，招募戍卒，开掘盐井，冶炼铁器，通过盐铁来赚取钱财，充实粮库，极力改善了蜀地百姓流离的凋敝局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养气功夫着实不一般。

不管本性中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完美，李隆基的宰辅们心中始终坚持着为事为人的底线和准则。要知道韩休之所以能够入相，全赖萧嵩的秉正举荐，但他却始终不为这份知遇之恩羁绊，两人在朝堂之上一言不合就开吵；张说和姚崇两人没少给对方使绊，可谓是下“政治黑手”的高手。可当张嘉贞因为私心对犯事的同僚施以重杖时，张说却公开反对，并私下里劝张嘉贞说“谁也不能当一辈子宰相。我们开了贵臣受杖的先例，难保将来也有受辱之时”。

这并不是为政者的圆滑，而是身居高位者的世事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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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关于四大贤相史书上素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其实不光是姚崇和宋璟，玄宗朝前期的这些名相们，大多都有务实和守正的秉性。也正是因为这些名相们的“善务”和“持正”，使得玄宗朝前期具有稳定君臣关系，朝堂之上一片清明。

此外，这些足以为天下士子表率的优秀政治品格，也使得全国上下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刚健进取的人文氛围。

反映在文学上，则使得大唐诗坛逐渐呈现出一派清新矫健的欣荣风貌，唐诗也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诗风转变。

在唐代诗人的分类上，袁行霈先生根据他们的社会身份将其归为五类，私以为该分类甚为清晰明了：第一类为皇族诗人，包括唐玄宗及其兄弟、子侄、宗室；第二为朝廷重臣，如宰相、知制诰、知贡举等大臣；第三是在朝廷任职的中下层文士；第四是在地方担任官职的诗人；第五则无任何官职的布衣诗人。这其中前三类诗人的日常创作主要围绕宫廷生活展开，因而袁先生又将他们归为宫廷诗人之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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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是中央集权机构，握有各个方面的话语权，也是诗人们仰慕、向往之地。宫廷的好恶，宫廷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的趋向和趣味，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唐代的皇帝不像后代的某些帝王那样“宸衷独断”，而是充分放权给宰相。因此开元朝的宰相们在政治上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实际操控者，在文学上，则是天下文坛的组织者。个人认为，玄宗朝的“宰相天团”对于盛唐诗坛的发展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李隆基的宰相们开创了良好政治局面和富庶繁荣的经济局面，这个时期天下太平，海晏清河，政治开明，物阜丰富，强大的物质基础，奠定了盛唐诗人们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以及强大的自信心。

其次，宰相们刚正无私、积极进取的个人品格对盛唐刚健诗风的形成也功不可没。

李隆基的宰相们大多都能舞文弄墨，其中又以苏珽和张说为其佼佼者，这两人诗作颇丰留存于世的作品就多达数百首。首席宰相姚崇虽然出身吏道，但亦热爱文学，多有诗才。姚崇现留存于世的诗作仅有8首，数量并不多，但不乏名作。如《夜渡江》一首中间二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写出一个从不觉到暗识的过程，静中有动，耐人寻味。

《夜渡江》

夜诸带浮烟，苍茫晦远天。

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

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

唯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

再者，更为重要的是宰相们不余遗力的提拔奖掖后进之举，对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张说，可以算是开元朝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和苏珽二人一个被封为燕国公，另一个袭爵为许国公，是世称的“燕许大手笔”。在他们执政期间，即便是像王翰、王泠然这样的狂士都可以被容忍，甚至可以及第做官。如此开明、自由的创作环境，对诗人们的成长影响不可谓不大。

张说后期贬相之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主持集贤书院上，在此期间他提拔和重用了贺知章、张九龄、许景先、韦述、王湾、王翰诸人，可以说开元前期的著名文人都被其网罗殆尽。王湾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外出游历写了那首著名的《次北固山下》，该诗深得张说喜爱，一直被悬挂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如此之举对于王湾之流的青年士子来说，又是何等的鼓舞和希翼。

就像唐玄宗经常赐诗给大臣，并率领群臣唱和一样，张说也经常组织这些诗人参与朝廷重要集会，并即席赋诗唱和，这济济一堂、君臣一家亲的场面，如何不令后世诗人感动和向往。张说之后，他亲自提携的张九龄继承其衣钵，也先后汲引了王维、卢象、皇甫冉、孟浩然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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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从618年建国之后，持续温暖了100多年，长安城的子民们一边提心吊胆地旁观着大明宫的风起云涌，一边坦然地享受着荔枝、柑橘和梅花带来的幸福安宁。

帝国的宰相们亦感受到了这种幸福的召唤，他们早已浑浊的双眼，穿越将近半个世纪的波谲云诡，望见远处澄澈而高远的天空。而后，毅然决然地用即将残朽的身躯，撑起了大唐王朝数十年的盛世繁华。

每每读到通鉴里那些可爱老朽们的二三事，便觉得历史无比的真实而温暖。如果说唐玄宗李隆基用他的开明执政铺就了盛唐文坛的一片沃土，那么，盛唐的“宰相天团”就是辛勤的园丁，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懈耕耘，才能让这片土壤保持持久的松弛湿润，才能造就群星璀璨的盛唐五十载。

世事，从来都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