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1927：血雨腥风多磨难，巍巍井冈树大旗

1927年，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苦难悲壮、血流成河之后，终于在政治和军事上觉醒的一年；也是毛泽东经历不被人理会等种种磨难之后，开始展现卓越革命才能和战略智慧的一年。

“刀把子”与笔杆子”首次对决

这一年的3月，毛泽东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份堪称《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中，毛泽东鲜明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只有去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共产党才能改变当前这样坐等被杀的局面。”

就在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就在这血流成河的悲惨之中，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领导权，国共两党也正式分道扬镳。

面对革命形势日趋险恶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组织农民反抗蒋介石的建议。可是，不管毛泽东的发言多么逻辑缜密，切中要害，自命清高的陈独秀等人不仅不予采纳，而且还剥夺了他的表决权。有些绝望的毛泽东遂写下了一首气势虽低沉苍凉，气象却雄浑宏阔的诗词《菩萨蛮·黄鹤楼》：

•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著名的诗词，蕴含着深深悲哀，也展现着强烈自信。

在中共五大结束后的短短三个月里，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国民党反动派，又疯狂杀害数十万革命群众。共产党员的数量也由党的五大召开前的近5.8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目睹国民党大屠杀后，鲁迅曾沉痛地写到：“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

蒋介石的“刀把子”与毛泽东的“笔杆子”对决，自此正式开始。

在浓重的血腥中实现生死转折

就在国民党杀人如麻的形势之下，共产党人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结合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深刻分析了国共合作、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组织作风等问题，鲜明提出，中国的阶级斗争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强调“须知靠坐机关是办不了事的，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如果对一切的事情闭目塞听，最终是要失败的。”

党的“八七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武装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重大意义一同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被选举为党的负责人，但已成为会议上的众望所归者，成为众人心目中思想与智慧远高于常人的人物。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特派他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筹备秋收起义。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称为“毛委员”。

这年的8月12日，毛泽东带全家秘密潜回长沙。8月31日深夜回到位于长沙郊外的板仓杨家。也是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毛泽东踏上了去安源的列车。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自此一别，毛泽东便永失“娇杨”。三年以后，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

“三湾改编”宣传画

镰刀斧头的红色旗帜第一次面世

这年的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

就在起义前三天，毛泽东在自安源奔赴起义指挥部的路上，曾被民团抓住。所幸的是，民团中无人了解毛泽东的真实身份，在被押解的路上，得以机智逃跑。

多年后，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过这段往事：“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那次毛泽东惨遭不幸，那对中国革命的未来，真不知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起义中，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旗帜。这面旗帜的旗底为象征革命的红色，旗中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五角星，五角星正中央为镰刀和斧头。毛泽东所写《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这次起义的情景：

•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 匡庐一带不停留，便向潇湘直进。
•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在毛泽东诗词里虽不算著名，但它是中国革命一个重大事件的珍贵记述，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这次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经验，最终遭受严重挫折。起义部队由原来的5000人，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人。在红军队伍里，第一次出现枪多人少，官多兵少的现象。

队伍向何处去？

南昌起义宣传画

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起义部队余部到达浏阳文家市时的当晚，经过痛苦而激烈的争论，前敌委员会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站在操场上，在旭日朝阳中，操着细细的湖南湘音，对疲惫不堪的官兵幽默地讲了一番话：“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长沙不能再打。队伍走向何方？

在犹豫不决的当头，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端详片刻之后，他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在“识用”地图这方面，不得不承认毛泽东长着一副慧眼和一颗无比聪慧的大脑。就是当代的军人们，也需通过专门系统培训，才会熟练辨识和运用地图。而那时的毛泽东，一没上过军校，二没经过专门培训，竟然能够从地图中发现小细节和大乾坤，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然而通往目的地的路途并不平坦。部队在行进的路上遭遇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

当这支哀兵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对士气有些低落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在军至连各个单位均设立士兵委员会，除没有军事工作决定权外，在经济、纪律、政治教育和部队管理等各个方面负有治军之责。

通过这次“三湾改编”，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井冈山“山大王”之一的袁文才虽说也是共产党员，但期初是不同意起义部队上山的。尽管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精诚团结，共谋大业。但袁文才回信以“蔽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为由，婉拒了毛泽东。可当毛泽东带几人几马与袁文才会面长谈后，袁认识到“毛委员果然是‘中央才’”，便心诚悦服地欢迎起义部队上山。

接着由袁文才写信介绍，毛泽东又认识了另一位“山大王”王佐。通过与毛泽东一次彻夜长谈，王佐深感毛泽东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谈上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心甘情愿跟着毛泽东闹革命。

在上井冈山之前，也是为了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也是“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

在井冈山，毛泽东创办了龙江书院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

这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29日，毛泽东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撤销了准备拉着队伍叛逃的第一团团长陈皓的职务，并予以枪决。

自此，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正式创立。井冈山便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也就从这里开始点燃星星之火······

毛泽东就是这样度过了九死一生，波澜壮阔的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