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持续造反千年的神秘组织，白莲教背后的那些事

公元1133年，南宋僧人茅子元自称是白莲导师，在江苏吴郡创建了白莲忏堂。

起初，白莲忏堂主张念经忏悔、不杀生、不吃荤，后来“愚夫愚妇传相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乃至被南宋朝廷重视而打压，茅子元则被问罪流放。

到了元朝，蒙古朝廷同样对这个异教邪说不感兴趣，“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其民”。

然而，在历朝历代的打压下，白莲教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小忏堂经过几经发展，不仅从南宋至清都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而且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它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元末：主导农民起义

元朝末年，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加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被残酷剥削，因此民怨四起。

等到修复黄河河道这个契机出现的时候，悲愤的底层农民也就揭竿而起，抗争元政府了。

首先高举义旗的是韩山童、刘福通。

韩山童白莲教背景深厚，其祖父就曾因宣传白莲教、烧香聚会而被问罪，在修复河道期间，韩山童就“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

在结识刘福通后，二人更是大肆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从而密谋起兵，“以红巾为号”，是为红巾军，又因起义民众多为白莲教中人，大伙儿烧香拜佛，也称作香军。

公元1355年，韩山童死后，刘福通在亳州立其子韩林儿（即小明王）为帝，建立宋政权，成为反元起义军的一面大旗。

另外一支白莲教大军是由徐寿辉的天完政权。

公元1351年，彭莹玉、邹普胜在蓟州共推徐寿辉为下生弥勒佛，建立天完政权。

彭莹玉是白莲教的老干部，宣传教义多年，手下弟子众多，邹普胜就是他最为得意的弟子，二人是天完政权的主要领导人。

据统计，天完政权的红巾军中有18人是白莲教教徒，邹普胜、赵普胜、况普天、丁普郎、张普宪、史普清等等都是红巾军中的重要将领。

元末群雄割据之时，以上这两支力量都未走到最后，但是他们对于朱元璋推翻元政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即使朱元璋本人的嫡系部队也多被白莲教渗透，当年朱元璋带着24骑脱离郭子兴队伍去开创基业的时候，这24人就多是白莲教中人。

韩林儿这个大招牌也替朱元璋承受了元政府的大军压迫，让朱元璋可以专心致志地经略江南。

可以说，元政府是被朱元璋打得屁滚尿流，但真正掀起反元浪潮的是白莲教。

二、明朝：起义不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白莲教采取的是打压政策。

朱元璋虽与白莲教渊源不浅，但是一方面他在建国后任用的是刘基、宋濂、章溢这样的大儒，他们对妖言惑众的白莲教并无好感；另一方面，白莲教是一个难以遏制的民间聚众组织，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祸患，一个不安定因素。

终朱元璋一朝，对白莲教始终是采取禁止政策，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写进了大明律。

然而，被禁的白莲教不仅没有走向灭亡，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始终与大明政府作对。

光是在洪武年间，就有蓟州王玉二、胡广王佛儿、福建彭玉琳、成都彭普贵等人都自称弥勒佛，“烧香聚众，谋为乱”。

此后的永乐、正统、成化、弘治、正德、万历年间都有白莲教教聚众作乱，从湖北、江西到四川、山西、山东乃至于京都顺天府都难以幸免。

可以说，整个明朝期间，明文禁断白莲教，但白莲教革命之火从未被熄灭。

嘉靖年间，白莲教徒李福达更是掀起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李福达案。

李福达出生于白莲教世家，其祖父就是个“烧香聚众，谋为乱”的人，早在正德年间，李福达就因预谋作乱而被流放，后来从流放地逃回，又与几个徒弟举兵造反，攻陷城池。

虽然这次造反失败，但他再次侥幸逃脱，李福达是一个运气爆棚的惯犯。

这次逃脱后，李福达改名换姓，不仅通过捐献粮食当上了太原卫指挥，而且还傍上了武定侯郭勋，成为他的座上宾。

后来李福达身份暴露，被郭勋政敌告发，于是此案成为当年的大礼议的延续。

郭勋、桂萼等人和嘉靖帝站在一起，对当年支持“继嗣”的人一网打尽，包括刑部的颜颐寿、王启，都察院的聂贤、刘文庄，大理寺的汤沐、徐文华等人都被下狱问罪，导致司法部门大地震。

此外，还有贾泳、张仲贤、刘琦、汪元熙、李璋等共五十余名大臣受到牵连，搞得朝臣人心惶惶；李福达则神奇地官复原位，善始善终。

总的来说，此案由李福达而起，但归根结底是嘉靖帝与郭勋、桂萼打击异己和对仇敌的疯狂报复，从这一方面来说，本来是白莲教反贼的李福达提供给了嘉靖一个很好的借口，倒是帮了嘉靖一把。

同样在嘉靖年间，山西重镇大同还发生了朱充灼之乱。

朱充灼联合“自称真佛出世”的罗廷玺、“自称第九祖师”的王廷荣以及李纪、张淮等白莲教教徒，打算与塞外的小王子互通往来，图谋不轨，但不幸事发被杀。

此外，大同这个白莲教徒聚集地还发生过萧芹、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叛乱，他们有的攻陷县城、杀害百姓，有的如赵全、李自馨甚至投靠蒙古人，屡次侵扰边境，成为大明祸患。

三、清朝：九年大起义

清朝时期的白莲教同样掀起了农民起义浪潮。

乾隆后期，白莲教教首刘松谋反被杀，其子刘之协以及教徒宋之清、王三槐、冷天禄、冉天元等一大批人员揭竿而起，导演了一场为期9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战乱。

康乾盛世的背后，是逐渐崛起的地主阶级，他们兼并土地，剥削农民，致使一大批底层农民无地可耕，只好拖家带口离开家乡，往他处谋生，是为流民，特别是来到川、楚、陕边境的流民数量多达百万。

这些人成为白莲教主要宣传对象，在“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平均主义的宣传倡导下，一批批流民成为白莲教教徒。

加之清政府追捕刘之协甚急，凡是“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于是“官逼民反”，大批流民奋起反击。

嘉庆元年，湖北人张正谟、聂人杰率先起义，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襄阳的王聪儿、姚之富，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相继起事，“概以白巾裹首”，是为白巾军。

最初的起义军战斗力十分强悍，清政府“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但是这些起义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打赢了也没能更进一步扩大战果，这给了清政府各个击破的机会。

在被清军痛打几次之后，白巾军不得不展开游击战术，“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特别是首领冉天元采用围城打援、诱敌伏击等战术，同时利用蜀中地形优势，给了清军沉痛打击。

嘉庆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四次换帅，采用“筑寨团练”，推行保甲制度，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兵源、粮食方面从根源上断绝白巾军的命脉，才根本上打击了白巾军。

直到嘉庆九年，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杀，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才宣告结束。

白莲教起义将清政府从康乾盛世的美梦中打醒，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据统计，九年里清政府共耗资两亿两白银，相当于五年的国库收入；清军动用数十万军队，十余名提督、总兵以及四百余名中级武将阵亡，乃至“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最后还是通过地方团练才解决问题。

从元末至清中期，白莲教几乎没有安分过，他们借“弥勒下生”犯上作乱。

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要彻底剿灭的乱臣贼子；但对于白莲教本身教众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又都是底层受剥削的老百姓。

每次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和流民联系在一起的，当政治黑暗、土地兼并的时候，他们揭竿而起，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平均世界，但是他们的起义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

从南宋开始，白莲教教义就被世俗化，很容易被大众接受，也因此白莲教的发展从来都未被真正禁断过。

但也正是因为教徒们多以平均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没有一个成熟甚至是成型的纲领来指导，他们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