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晓鹰：从《世界经济千年史》探寻人类经济长期增长的密码

我与麦迪逊先生相识多年，可以说在先生生命的最后15年中我是他为数不多的接触频繁并一起工作的学者之一。我们的结识缘于我于1993年发表在《收入与财富评论》期刊（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上的一篇关于战后中国GDP时间序列估计的论文，那时先生正在为其全球增长数据库重建中国的长期产出数据。文献中各种试图填补中国资料的研究，以及他本人对中国官方统计资料的质疑，使他希望能够与一些中国学者深入探讨。籍此机缘，我们成了好友，先生也成了我学术追求中的恩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两周前，我们在通电话中还从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劳工成本问题，聊到了艺术和红酒。

20年前我有幸参与翻译先生这部《世界经济千年史》其实也是个“意外”。当时我在香港任教，虽然很早就知道他希望有一个中译本，但无奈多个研究项目缠身无意主动承担，建议他在国内找一个熟悉国民经济核算的译者。这就是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现在国发院任研究员的许宪春，我知道麦迪逊一直欣赏当年他所主持的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革。许宪春乐于承担，但他也很忙，于是找了两个同事参与，并和麦迪逊一起极力要求我也加入进来，这就是这个“意外”的由来。

人类文明的历史看起来形形色色，曲折跌宕，但是很多事件背后都有强大的经济学逻辑。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就是使用经济学的逻辑去系统地搜集、整理、组织和构建历史数据，以便观察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面对巨大的数据困难，哪里应该是最有意义的切入点呢？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成本问题，理解所有微观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某种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其实，成本问题也是观察很多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现象的重要工具。从宏观上来说，我们研究经济增长需要计算成本账，这就离不开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国民经济核算了。

国民经济核算是麦迪逊对人类历史建立长期增长计量观察的基础。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它不仅需要严格的统计学逻辑，还需要大会计的视角。所谓“大会计”就是国家的会计，它起源于“政治算术”，或者说是起源于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压力所产生的财政问题。顺便提一下，我最近正在给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就是《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中文精校版写一个导言。麦迪逊已经很好地综述了宏观经济测算理论和方法上的先驱者们的贡献，我则在其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了“政治算术”与地缘政治危机的关系，强调了“政治算术”本质上的“国际性”问题，即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必然要超越其所核算国家的边界，必然要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我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当今迅速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越来越要求全球经济核算在规则和标准上的一致性和迅速反映经济活动变化或者新经济活动的能力。全球经济资料的可比性是麦迪逊整个研究生涯必须面对，并不断试图改进的核心问题。必须认识到，他在极其有限的历史资料条件下对观察人类千年增长所做的计量探索是开创性的，是史无前例的。

麦迪逊视角：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今天，麦迪逊开创性的宏观计量经济史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所提供的对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探索经济增长的本质，这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十分重要。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人类今天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享受如此高的福利，寿命也不可能这么高。那么，增长源自哪里？历史学家们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以不同主题，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视角试图复原人类文明的足迹，目的是探索影响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如今，以麦迪逊为代表的宏观计量经济史学正在成为这个领域一支重要的新兴研究力量。

宏观计量经济史学研究历史上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更关注这些影响的长期趋势及其演变。为了这个目的，它试图把长期增长置于一个统一的、时间和空间上可比的计量框架中进行观察和分析。这样做也为观察其他文化、社会或政治的重大变化提供一个经济因素的参照系。长期以来，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民族、政治立场，甚至不同的学院传统，学者们的观点经常针锋相对。但是对经济增长来说，我们需要更加一般性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对象需要跨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时。今天，在可以享受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我们理应有能力总结归纳给人类带来文明进步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这样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的、可比的分析框架。麦迪逊做到了这一点。麦迪逊的伟大成就在于他首次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定量方法，系统地重建了过去两千年，中世纪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整个人类经济增长的历史。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分析框架，既适应长期历史数据稀缺的情况，也能够有助于捕捉长期增长的趋势。

他的分析框架的核心指标是人口和GDP，这对于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来说可能显得过于简单了，但对任何想使用这样的指标观察千年经济增长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他的方法的内核。我们用人口指标代表最基本的投入要素或资源——没有人口也就没有历史了。另一个核心指标是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人类为了生存而生产，生产的结果就是GDP。也为了生存而消费，消费的物件也是GDP。资本呢？当平均每个人的产出超过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时，就会产生剩余，这就是资本的来源。然而，将剩余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制度，它包括对剩余的所有、管理，特别是使用，也就是再投资所涉及的一系列制度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达到可以产生剩余的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剩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是生命的动力。它推动我们不断追求更有效率，也就是可能产生更多剩余的技术、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所以它是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的源泉。我在北大给本科生讲长期增长，开宗明义就是“增长的目的与生命的目的是一致的”。

进一步，以这两个核心指标为基础，麦迪逊的焦点落在了人均GDP上，即平均每个人所能够创造的产出水平。人口是一个经济体中可以参与生产的最基本的初级要素投入，GDP代表该经济体的整体生产能力。如果人均GDP提高，那就意味着给定资源所能够获得的产出的提高，即资源使用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再有技术进步——竞争性市场机制会内生技术进步（当然测算起来不那么容易，往往需要外生化），那么有限的资源就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制度可以不断地改进以保证充分的竞争，那么一个经济体就会有持续的追求效率的动力或压力，因此就可以推动持续的技术进步。

麦迪逊的工作表明，如果使用人均GDP这样的指标来观察和刻画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比如增长与否、增长动因、发展阶段问题等等。没有麦迪逊式的、可比的、在时间和空间上一致的定量观察，历史上存在的许多争论，如殖民地经济是否阻碍发展、自由贸易是否重要、工业革命始于何时等等似乎根本无解。然而，一旦有了麦迪逊这样的数据，研究者们就容易在否定或支持某种观点上达成共识。

研究人类长期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的分析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必须建立在逻辑自洽的定量基础之上。麦迪逊多次强调了定量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定量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定性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较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更容易受到质疑，而且一开始就已准备受到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因为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必须透明化，它才能够使持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使不同假说的建立成为可能，而这恰是使学术探讨更加深入的前提。

尽管制度因素是否可以成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还有待争论，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会看到，麦迪逊的计量观察的确为“长期增长制度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麦迪逊之前，长期增长的宏观定量分析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致使我们的智力资源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微观题目中，尽管这也很重要，但是无助于我们对全球范围超长期增长的趋势和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麦迪逊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重视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且使我们理解全球自由贸易对于这个整体性的意义，尤其是理解开放的市场制度对增长和创新的普世意义。

麦迪逊画卷：两幅意味深长的“千年增长画卷”

麦迪逊的长期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的增长历程，为叙述简便，我们将其分别称为“千年一”（既公元0年至999年）和“千年二”（公元1000年至1998年）。我们看到人类从公元1000年左右经历了一场可以被称为“麦迪逊千年转折”的增长现象，从一个可以被称作“马尔萨斯均衡”的零增长过程——“千年一”，进入了一个逐渐提升速度的、新的增长过程——“千年二”。

通过比较转折前后两个千年的增长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 在整个“千年一”期间，全球人口仅仅增长了六分之一，即每年增长了千分之0.15。与此同时，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这表明资源的扩张极其有限，也意味知识积累和技术增长速度极其缓慢。

• 相比之下，在“千年二”期间，人口爆增了22倍，每年的速度达到了千分之7.73。同时，人均GDP增长了13倍，遂使GDP规模增长了逾320倍，这伴随着一个知识和技术迅速发展和扩张的年代。

特别地，麦迪逊的数据显示了“千年二”中的1820年成为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基于更多的资料，从而更充分的计量观察，麦迪逊发现全球人口和经济增长都在这一年前后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称其为“麦迪逊1820年转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1820年转折之前的1000年至1820年，人口累积增长了4倍，但是人均GDP仅累积增长了50%，每年速度仅为0.05%；相比之下，在1820年转折之后的1821年至1998年期间，人口累积增长了5倍，但是人均GDP累积却提高了8倍，每年的增长率约为1.23%，是1820年转折前的25倍左右。同时，作为重要福利指针的全球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也大幅度地提升了，从“千年一”末期的24岁上升至“千年二”末期——即20世纪末期的64岁。人口增长不再拖累收入增长，人类终于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面对麦迪逊如此勾勒的千年增长画卷，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神秘的“上帝之手”所为，那又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人类在“千年二”，特别是“1820年转折” 后的增长奇迹？

麦迪逊观察：历史没有那么多的突然和必然

以我们受过的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发展阶段”来刻画历史进程，甚至解释历史问题。然而，我们从来都不清楚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有统一的、可以量化并且可以比较的标准。麦迪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计量观察第一次通过这种量化提出了科学的、可以否证的定义。

从增长速度上看，长期增长的问题是不能绕过“发展阶段”问题的，因为前者不会也不可能遵循一个线性的增长趋势，所以增长就必然会表现为某种“阶段性”。一般规律是，经济越成熟（即越接近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增长速度就会越慢。一个经济体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往往是制度障碍——经历长期停滞甚至衰退，但不可能保持长期的高增长。

要科学地判断一个地区或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根据其增长率的变化观察其长期增长的不同转折点。可是，在没有长期增长指数之前，缺乏经济上的说服力，学者们很难形成较一致的意见。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一般倾向于以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定义“发展阶段”。比如，主流观点通常将欧洲经济的崛起归因于1500年欧洲人开始对美洲的殖民以及与亚洲的贸易交往，但麦迪逊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从人均收入增长变化看，并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此外，他也认为马克斯·韦伯对增长阶段的定义过于强调了新教伦理主义对欧洲经济进步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后半叶的观点显然受到“工业革命”这一事件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人均GDP转折的支持；加州历史学派新领军人物彭慕兰则过于强调了殖民剥削对西欧资本主义崛起的影响等等。

根据麦迪逊的观察，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820年前要比库兹涅茨所估计的慢得多，却与11-15世纪间的增长速度相近。因此，他认为应该将整个1000年至1820年的时期称为“前资本主义”时期，而不是像库兹涅茨那样把这段历史分为15世纪前的“封建时代”和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麦迪逊还指出，他所谓的“1820转折”并不是革命性的，不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突然引发的——其实，18世纪末荷兰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这不仅挑战了“英国例外”的传统观点，也表明增长是一个渐进的、由市场推动的自然演化过程。这样的计量观察没有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生硬地套进一个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所规定的“发展阶段”模式中去，而是采取了开放的思想态度，强调了作为制度条件的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市场永远是动态竞争的，因而是无法预测的。

通过反复地小心求证，麦迪逊将人类的千年经济发展以1820年为分界点，划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并进一步将“资本主义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这种划分恰当地反映了市场自由主义程度的发展与人均福利水平变化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指标将重商主义顶峰时期的“殖民主义阶段”与二战后出现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期”进行制度比较，也可以将“新自由主义时期”中逐步市场化的“东亚经济体”与曾经否定市场经济的“前苏东集团”进行制度比较，得出有益的制度与增长关系的启发。

麦迪逊的“发展阶段”划分不仅以市场为核心，而且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这是因为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需要相应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支持，而这诸多因素的交互关系相当复杂，且发生的变动不一定总是直接市场导向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由这种竞争引发的、未知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加这种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市场在不断的扩张和深入中“成熟”，但是我们找不到市场最终自己会否定自己的逻辑。

麦迪逊训诫：敬畏市场，让自由竞争造福于人类

站在千年历史的高度，麦迪逊以他的增长观察，隐含地提出了他的“训诫”：敬畏市场，让自由竞争造福于人类。他告诉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日益扩大的不平衡——1820年时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比例为2:1，到了20世纪末，这个比例达到了7:1。然而，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是，市场所激发的无与伦比的财富创造能力却使人类不再共同贫穷。

1820年后的200年是收入增长最快，技术进步最快，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改进最快的200年。特别是在1820年至1870年之间的50年，麦迪逊的证据表明，人类终于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曾经认为，任何提高人均GDP的努力都会最终转化为人口增长。但是后者与资源的冲突只能通过饥饿、战争或瘟疫解决，最终人类还会被迫再回到此前的低水平均衡状态。麦迪逊的观察显示，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收入的提高刺激了人口增长，但人均收入并没有因此下降以至于人类再次回到“马尔萨斯陷阱”。事实上，人均收入还在以超过人口的速度增长。原因是什么？是技术进步，还是刺激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过去的200年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特别是在其对技术商业化的推动从而使技术进步内生化这一点上尤其重要。麦迪逊强调二战后在1950-1973年期间出现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是这个制度的顶峰（我们应该避免将“资本主义”概念政治化，忽略其增长意义）。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思考长期增长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麦迪逊讨论的，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条件，那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秩序的建立。进步始于英国主动放弃国际贸易中的“丛林法则”，即损人利己的重商主义，率先在西欧主要经济体之间，基于一系列最惠贸易条款，推行平等的、自由竞争的贸易。此后，这个制度通过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治家、知识精英和工商业领袖们的共同努力逐步加以完善。

“丛林法则”只相信实力法则，相信弱肉强食，否定契约精神。参与者倾向以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已有的规则。弱小时认为自己总是被别人的规则算计的，强大时就要蔑视和挑战那些规则，尽管那是集体合约的结果。作为历史上贸易强国的英国主动放弃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根本原因是“以邻为壑”的成本太高。这样看来，那种声称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是国家之间血腥厮杀的结果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进步离不开增长，增长离不开市场，而市场交易的本质就是互利。这似乎与中国人的“和气生财”哲学相似，就是将利益的获得建立在对信用、规则和契约的共同和公平的遵守上。更重要的是，只有让这种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唯一的“获利”标准，创新才有了持续不懈的制度基础。

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规则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强权要蔑视规则，人类不得不经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二战后也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其中“冷战”时期的核危机几乎让人类面临灭亡的威胁，究其原委，还是规则问题。然而，如麦迪逊所观察的，战后欧美利伯维尔场体系的重建、东亚经济奇迹，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对计划经济的抛弃成为新兴市场经济的佼佼者等等都雄辩地证明了，正是那些旨在维护国际市场规则的一系列制度建设，不但支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也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福利。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能，通过新的规则解决当下的地缘政治危机？

麦迪逊之问：人类何以重返利伯维尔场经济的黄金时代？

通过与市场相关的制度特征，麦迪逊的指针系统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殖民主义、自由主义、战时经济、黄金期和新自由主义），同时还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分成A、B两大组，每组包含若干经济体的“制度集团”分组。他特别对比了（早期的）自由主义（1870年至1913年）、黄金期（1950年至1973年）和新自由主义（1973年至1998年）三个时期中发达/市场经济体（A组）和欠发达/非市场经济体（B组）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在“黄金期”突出的增长表现主要得益于A组的突出表现。然而，有着出色表现的“黄金期”并没有持续，麦迪逊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直接答案。不过他在讨论中反复告诉我们，“黄金期”之后的重要变化是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各国政府的干预。如果“黄金期”的国际秩序是增长的重要的制度保障之一，他的潜在之问实际上就是“何以重建有利于增长和创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通过下面一组根据麦迪逊人均GDP增长指数系统绘出的图标得到更多的启发，同时反思这个“麦迪逊之问”。这些图（略）只是覆盖了战后的“黄金期”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期，截止于上个世纪末。以下，我根据麦迪逊的计量比较提出一些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也包括麦迪逊并没有涉及到的本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首先是西方或西欧后裔国家，即“新世界/新大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战后的人均GDP水平一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以上，且自“新自由主义时期”起还略有上升，在观察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停滞或衰落迹象。这一组中的美国经济无疑是重中之重。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国不但持续引领尖端技术领域的创新，同时也享受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带来的“红利”，但也因忽略对金融市场的制度监管受到了严重的惩罚。问题是今天的美国经济面临重大的颠覆性挑战吗？最近，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如《经济学人》杂志甚至也在问“为什么美国还没有崩盘？”。

第二、再看西欧经济体，这是所谓“旧世界”的老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西欧的人均GDP虽然低于西方后裔国家，但也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二至三倍。在战后的“黄金期”保持了明显的追赶“新世界”的态势，虽然石油危机后其趋势速度减慢了。重要的是，西欧经济体一直在创新中保持强大的活力，尤其近年来在很多尖端领域与美国同行不相上下。这一组经济体与“新世界”经济体既有一定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的制度差异，也有资源禀赋的不同。这些异同点能够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第三、战后以来拉丁美洲经济体在人均GDP上一直保持了与全球平均水平不相上下的态势，似乎没有任何加速的迹象。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因为这些国家与欧美相比较低的政治民主程度，还是因为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农业和矿业资源所致？

第四、再下面就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一组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在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一个不成功的国际贸易组织，“经互会”，国际上将其称为“苏东集团”。在计量上，麦迪逊消除了1990年代初因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各国主权上的前后不可比性，所以我们仍可以称其为“前苏东集团”。这组经济体的人均GDP在“黄金期”时表现出某种追赶欧美的趋势，从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提高至约40%，但此后停滞了，解体后很快出现了崩溃。到上个世纪末，它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75%。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个集团内各个经济体增长表现的差异很大，其中制度因素对市场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视。

第五、被麦迪逊称为“崛起的亚洲国家或经济体”这一组比较复杂，可以说挑战了定义上的严谨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麦迪逊强调的是这些经济体体现出来的的“市场活力”，尽管它们的制度条件并不同，在市场经济程度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战后的“黄金期”，这组经济体的活力来自引人注目的“东亚模式”，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此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增长活力主要来自改革后的中国、印度、越南等等曾经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影响的经济体。尽管全球平均人均GDP水平一直在升高，但这一组的经济体却表现出对这个平均水平的加速趋同，在增长速度上是全球的佼佼者。

第六、最后一组是非洲经济体。麦迪逊的指数显示，非洲的人均GDP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在“黄金期”中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石油危机之后这个差距在进一步加剧。“一带一路”让非洲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非洲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制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制度选择可以脱离市场吗？关键是，放弃市场所要求的平等和自由竞争条件的政治制度与可以惠及国民福利的增长并不是自洽的。世界纳税人已经在非洲花了太多的钱，但那是不是更多地滋养了独裁者和其官僚集团呢？

回到根本：人类长期增长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麦迪逊“千年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密码，以启示人类未来的道路。然而，他的旅途却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建立一个系统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可比的全球人口和产出数据库只是为他提供了铺路的“基石”，这是必要的，也是他可能做的最好的，但还不是充分的，不一定能够保证那个密码的获得。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在这部集其全部学术生涯成就的巅峰之作中，麦迪逊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他当然知道答案并不简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构建增长率和收入指数的同时，他搜集了其他可供“铺路”的“建材”，包括人口、资源、技术和制度——市场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这些因素之间特定的且动态的相互关系，还在于这些关系如何，或者通过什么机制，传导到创造增长的经济活动上。定量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可以通过发现和建立“典型事实”与这些因素之间可能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增长的影响，提出可验证的新的理论假说。说到这里，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是“长期增长制度假说”的坚定拥护者。

在观察和思考过去一千年的增长过程中，麦迪逊提出人口增长与收入增长的关系由如下三个相互关联且超越国界的“事实”所支持：

1. 1. “对相对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和有着新生物资源地区的占领和殖民”。这扩大了现有技术条件资源的边界，支撑了人口增长。这里涉及了一个制度条件，一个知识后果（开发新物种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前者会约束这样的人口和资源扩张，而后者会放大这样的人口和资源扩张。

2. 2. “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初始制度条件已经给定，否则贸易不会开始。商品交换旨在实现成本比较优势——改变了不同地区、不同稀缺程度，从而不同成本的要素组合，因此改善了资源分配效率。只要制度与效率是自洽的，后者与收入相关，则市场就会在空间和时间上持续扩张，刺激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

3. 3. “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然迫使制度不断地改进。特别是，市场的发展要求保护个人权利、保护自由企业、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等诸方面的制度发展。制度改进保护了企业家和创新活动，通过刺激并奖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这个过程与收入增长是同步的。

这些就是贯穿本书的极其重要的概念线索，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被麦迪逊先生概念化。我相信先生已经感觉到长期增长的真正密码存在于这三组因素的特定且微妙的组合中，而制度就是其中的核心因素。这个制度概念既是广义的，也是以市场为核心的，但它并不仅仅是市场——虽然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可以保障公平和利伯维尔场竞争的制度体系。既然相信市场，也就等于说不相信任何“经济发展设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已经提供了极为惨痛的教训。相信市场就是相信演化的力量，相信来自生命源动力的演化可以不断地解决生命提出的新问题。人类要选择可以持续增长的制度，就应该不断地完善以市场为核心的制度建设。

市场的本质是开放的。以市场推动增长可以从开放开始。在邓小平推动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开放是第一位的。如图（略），如果在麦迪逊的增长指数体系中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表现进行一些反事实“观察”，我们可能更加感受到改革和开放于增长的重要性。首先，明朝虽然拥有郑和使用的世界顶级的远航技术，但是长达200年的海禁却使中国与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你们想一想，如果相反呢？如果中国反过来成为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力量呢？再者，设想如果当年有一个制度上效法西方现代化的“乾隆维新”（乾隆帝位自1736至1796；尽管我们的图显示更好的增长机会可能是在较早的康熙时代），中国可能就不会错过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了。再设想，如果“同治中兴”（1862-1894）能够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般真正地革除积弊，推动对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放呢？其实，增长最强劲的还是民国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的那十年，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它可以持续，中国的后来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甚至会藐视后来那些看似叱诧风云的大事件。然而，我们至今并没有掌握决定那个增长趋势的密码。

当下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的重大转型。历史不会停下脚步等待我们找到增长的密码。像所有的经济转型一样，克服困难的关键，简单扼要地说，就是要有足够的生产率上升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压力。生产率的上升离不开创新，而后者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评价的“创新”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新。这是我们从《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得到的关于市场与增长关系的最重要的启示。最后，我也再次向大家推荐麦迪逊先生的这两部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巨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即将再版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审校：伍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