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星：从双峰学与北山学的比较管窥“后勉斋时代”朱子学的演进

摘要：宋理宗“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之问传达出对勉斋之后朱子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关切。作为勉斋亲传的双峰学与北山学是“后勉斋时代”朱子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学派。二者对朱子皆持继承与批评兼备之态度，然双峰被视为立异以为高的妄议者，北山学则自居为修补朱学的忠臣和世嫡。双峰治学以穷理精密鸣，北山以考据精详著。双峰倡理主气辅，提出尊德性为主，北山则以理一分殊和主敬为授受符节。双峰独对朱注而欲成一家之言，北山则专主师门欲成一派之统。双峰身后寂寞，北山则在婺州学人制造下被戴上“朱学世嫡”桂冠。然就接续朱子治学精神及对后世朱子四书学影响而论，双峰实大于北山学。后勉斋时代南方各地朱子学在互动、分化与竞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化朱子学：双峰学的不排陆学、思想自立，北山学的朱吕兼综、谱系构建，建阳、新安朱子学的地域传承、经学诠释，显示出师承、地域、思想、政治在构建朱子学派正统地位中的作用。透过宋元“朱学嫡传”之争，既有助于总体上把握宋元朱子学的分派、演变及其特色，也为审视地域文化、师承建构、思想创新及话语权力之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 关键词：双峰学；北山学；朱学世嫡；宋元朱子学

“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 1 是端平元年（1234）推崇朱子的宋理宗在肯定黄榦为朱子嫡传情况下发出的追问：黄榦之后谁是朱子的传人？“后勉斋时代”谁能承担传承朱子学的重任？此问直接切中南宋末年以至明初两百年间朱子学传承的根本问题，关乎朱子学未来发展方向。在勉斋众多弟子中，声望最著的是江西余干饶鲁（双峰）与浙江金华何基（北山）。就与勉斋关系亲密程度而言，及当时学界影响来看，双峰显然更胜一筹。 2 然而就后世历史来看，“朱学世嫡”的桂冠被戴在以北山为首的北山学派身上，而其同门饶双峰却因“多不同于朱子”之论和“欲自立门户”之心，被钉上朱子学的妄议者和背戾者的标签。二者身后所受褒贬之名截然相反，然就对朱子四书学的推进、影响而言，就对朱子和勉斋治学精神的继承而言，双峰更有资格承当“朱学世嫡”之名。衡诸史实，北山学派“朱学世嫡”之名是金华学人借助强势学术政治话语权代代接续制造的结果。就后勉斋时代南方朱子学的发展来看，各地学者努力将朱子之学与地域思想文化相结合，力争成为朱子学的正统传人，在师承、地域、思想、政治等因素作用下，在互相影响、竞争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化朱子学，推动了宋元朱子学的多元繁荣发展。故比较双峰与北山学对朱子学发展的不同取径和影响，是理解宋元明朱子学演变的重要线索，也为审视地域文化、师承建构、思想创新及话语权力之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

一 、同行异情：立异为高与忠臣明道

双峰与北山学对朱子四书皆具有继承阐发与批评创新的两面，此亦承自勉斋。勉斋《论语通释》即对朱子有羽翼、辨正的双面性，甚至直接批评朱子未能完全解透《论语》，“朱先生一部《论语》，直解到死。自今观之，亦觉有未安处。” 3 双峰与北山学皆继承勉斋独立思考，求其真是而勇于纠正朱子之误的精神，但是同样“批朱”行为却导致后世不同评价，对双峰之批评朱子，后世朱学不乏表示厌恶、痛斥；对北山学之批评朱子，则几乎忽略不提，甚或赞赏之。

双峰引起后世朱子学不满者，在于对朱子时有不留情面、犀利批评之语，不时指出朱注存在“过粗”“空泛”“过高”“过杂”等脱离圣贤原意，不切为学工夫之病，其用语出言不逊，显出狂者气象。如从工夫上批评朱子格物补传汗漫无用，“饶氏谓朱子补传似乎说得太汗漫，学者未免望洋而惊。” 4 加之双峰性格偏于自信，“晚年自号饶圣人” 5 ，被讥讽为心理有病。为此，学界评价他具有自立门户、自创一派之倾向。维护他的学者视其与朱子之不同是“卒成一家之学” 6 ，而批评他的学者如史伯璿则认为双峰不同于朱子的见解，是为了抬高自身威望，以自立门户。甚至批评他这种立意自高求胜于朱子的行为，开启了后儒妄议朱子的潘多拉之盒，“其所以启后儒妄议朱子者，实滥觞于此！” 7

与之相较，北山学四代学人对朱子《四书》的态度有所不同，何基与许谦以维护阐发朱子为主，而王柏、金履祥则对朱子多有批评。有意味的是，金履祥为批评朱子提出“忠臣”说加以辩护，此为许谦所继承。黄榦对何基的教导是“熟读《四书》，使胸次浃洽，道理自见。” 8 故何基对朱子《四书》的诠释态度是笃信为主而不立异，此与双峰“立异以为高”的创新恰形成对比。何基反对异说的思想鲜明见诸对王柏（1197—1274）的教导中，面对王柏质疑朱子之说的新奇之论，提出“且当谨守精玩，不必又多起疑论。” 9 然而，王柏并未完全听从师教，在守护朱说与质疑朱说之间实有所抉择。一方面，他批评金履祥“有得于《集注》言意之外”的自我立说的新奇之论并不可取，认为这种“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的学风乃是未能理解《四书集注》的不学之举，教导其当“孳孳沉潜涵泳于《集注》之内”。 10 此与何基倡导的熟读笃守《四书集注》说如出一辙。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虽不可妄批朱注，但在获得《四书集注》言内之意的基础上，可以寻求《四书集注》言外之意，即对《四书集注》提出异议与挑战。他援引勉斋《论语通释》对朱子的质疑作为先例，“但学者不可妄有指议，苟有证据，不妨致疑于其间，是勉斋《通释》之例云尔”。 11 可见勉斋对朱子的批评对双峰及王柏皆产生了示范效应。尽管王柏主张对朱子只能“疑”而不能“疵”，但四库馆臣认为王柏所提出的《大学》格致传未曾缺失，《中庸》包含两篇，《诗经》存在诸多淫诗等不同朱子之说，其实是“疵”。

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从训诂上对朱子提出诸多批评，提出“忠臣”这一充满门户之见说。他说：“文公《集注》多因门人之问更定……或疑此书不无微牾者，既是再考，岂能免此？但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尔。此履祥将死真切之言。” 12 一方面表明其所作《论孟集注考证》是对《四书集注》之注疏，以示对《四书集注》的推崇。另一方面，又指出《四书集注》在义理与名物上皆存在不足：义理方面的不足，过在弟子未加疑问，导致朱子“未及修”，此说王柏已发之；名物方面则是朱子以为此等处不要紧而忽略之，故《论孟集注考证》就是为了替《四书集注》修补缺漏。金履祥这两个理由显然皆是为批评朱子所找的遁词：《四书集注》并非因弟子之问而修改，而是朱子不懈打磨，死前仍在修改之作；朱子也未忽略名物问题，而是极为重视，力求做到“无一字闲”。在断定朱子《四书集注》因主客观原因而存在不足的基础上，金履祥断然提出《论孟集注考证》作为“修补”“再考”之作，与《四书集注》之说“不无微牾”实属必然，并从学术创新的属性肯定该书与《四书集注》不同的合理性。认为既是“再考”，就不可能不对朱注发表新看法，不可能完全认同朱注，否则此书就没必要撰写。“既是再考，岂能免此”的铿锵之语，确乎体现了金氏坚持学术的求真是精神。但出于维护朱子的情感需要，他又自我辩护这种批评是居于做朱子忠臣的立场，这一工作如果换成他人，则是诽谤攻击之谗贼，以此作为表白自家心迹的肺腑切要之言。应该说，金履祥此番话兼顾求真创新之理与护朱之情两面，情真意切。然其自我、自他的“忠臣”“谗贼”之分显然体现了以朱子传人或自家人自居的道统门户意识，以至被清儒讥讽此说丧失了公正立场而“殊不可训”，流为“宋元间门户之见”。 13 《论孟集注考证》善于结合朱子《四书集注》《四书或问》《朱子语录》等著作指出朱子说早晚之异同，以朱纠朱，但以《四书或问》修改《四书集注》显然存在方向上的颠倒，违背了以《四书集注》作为朱子定见的教导。盖《论孟或问》乃朱子中年学尚未成之书。故《论孟集注考证》事实上体现了很强的“立一家之言”的意味，然除护朱情结浓烈的史伯璿对此加以批评外，其并未遭到主流意见的批评，反而获得同情的理解。如黄百家即认为金履祥“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 14 作为北山学殿军的许谦《读四书丛说》同样继承了金履祥考证修补《四书集注》的做法和以“忠臣”自我辩护的策略。该书“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集注》所未备”。 15 许谦在为自家之说不同于蔡沉《书集传》时常以其师忠臣、谗贼之分自我安慰，表明为学当求真是之用心。“于《书传》与蔡氏时有不合，每诵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要归于是而已’。” 16 故双峰与北山学虽同样对朱子有批评，然所获评价截然相异，被认为同行异情，迹同心异。

二、义理精密与考据精详

双峰学与北山学在《四书》解释路径上存在一明显不同：双峰以义理分析为主而兼顾考据，北山以训诂考据为主而兼顾义理，可谓分别代表了朱子学中的义理派与训诂派。相对而言，双峰从义理上与朱子较真，冲击性更大，更易造成立异为高的印象。双峰继承朱子精于分析的风格，较北溪犹有过之处。 17 他在精密剖析《四书》朱注之说基础上，对朱子作出诸多批评。这种批评在精神与内容上皆受到勉斋的深刻影响，如在《中庸》义理和结构理解上，勉斋提出不同于朱子的见解，以至被认为“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 18 ，双峰进一步从义理与章节上对《中庸》提出诸多新解，如把《中庸》分为6大节34章，获得朱子后学广泛认同。 19 且双峰在考据上亦时有精彩之笔，如关于咏叹、淫佚解，“咏叹言其词，淫佚言其义，淫佚者意味溢乎言词之外也。” 20 此条被广为引用，许谦《读四书丛说》亦引之。

北山学则以标抹《四书》为特色，形成了重视批点标抹、训诂考辨的传统，此实继承东莱之学。曾有学者认为北山标抹《四书》的做法来自勉斋，吴师道指出此实来自东莱，此正显出东莱对北山学的影响，但又特别交代何、王“其学则勉斋学也”。 21 王柏则对儒家经典多有质疑，提出“有探讨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容无所辨”的主张，质疑《大学章句》补传，主张《中庸》两篇说，是宋代疑经的重要代表。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继承何基传统，注重音义考证，许谦归纳金履祥的工作为：“或檃括其说，或演绎其简妙，或摅其幽发其粹，或补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群言以证之。” 22 如指出程子是指明道还是伊川，分辨朱注读音之正误，指出朱注用语多有方言，交代朱注用意等。该书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对朱注名物训诂之误加以修正，清儒认为对朱注具有拾遗补阙、弥缝罅漏之功。许谦《读四书丛说》同样体现了重视训诂考据的特点，其对《四书集注》作了以下工作，“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至于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著焉。” 23 其工作大体同于金履祥，但更注重通俗化、简明化，采用了图解《四书》这一元代流行的方式，并突出了分段阐发，此与许谦重视理学教育有紧密联系。四库馆臣肯定该书具有简要晓畅，考据精详，有补于《四书集注》的特色。 24 尽管吴师道等极力推崇此书为读朱子之书所必备，然四库全书并未收入此书。且尽管宋濂、王祎主裁的《元史》推崇北山之学至许谦“益著”，然全祖望则判其学远不如金履祥，导致金华之学彻底流入训诂一途，是金华学术之变，反映出对许谦的评价存在不同看法。

三、理主气辅、“尊德性以为之本”与理一分殊、主敬

双峰与北山在理气、心性、为学工夫上各有特色。就理气关系言，双峰主张“理气不相离，气以理为主，理以气为辅”的理主气辅观。 25 肯定性是“人所禀之天理”。 26 认为理既在心，也在事，明德与至善分别表示理的两种存在状态，“明德以理之得于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见于事者言。” 27 认可以无过不及、恰好来解释理之极致、至善义，如主张“格物穷至那道德恰好阃奥处”等。双峰对心颇重视，《宋明理学史》将他与吴澄合为一章，视为宋元朱陆合流之代表，指出其穷理方法非沿着朱子，而是“多少吸收了陆九渊的明心论”。 28 视此为饶鲁不同于朱子所在，此说似未得其实。 29 双峰在对《大学》至善、格物、诚意的理解上，皆提出新说。如主张“至善是事物当然之则，非指明德新民造极之地而言也。” 30 指出“表里精粗”“全体大用”之说乃朱子所自立言外意，为经文所无。指出《中庸》首章并未论及气质，批评《章句》“以慎独专为谨于方萌之时”导致工夫不周遍，主张慎独贯穿于意念方萌与处世接物全过程。不满《章句》以存心与致知论尊德性而道问学五句，主张本章章旨是致知与力行。双峰重视综合而不满朱注分析，认为《孟子》牛山之木章所言出入之心亦是仁义之心而非《集注》所论知觉之心。批评《集注》仁人心章“又只说从知觉上去”，认为此亦是指义理之心。在工夫论上，双峰提出“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说，“欲修是德，必先尊德性以为之本。” 31 然尊德性又落实在道问学上。

北山学思想主旨是理一分殊与恰好道理说。如在忠恕理解上，发挥理一分殊，一本万殊思想。《论孟集注考证》引何北山说：“故事理虽不同，到得恰好处则一，此所谓万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象在一处，只是一个恰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谓一本而万殊。” 32 北山认为，忠恕即是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理是恰好之义，即是一本，中、至善皆是此义。任何事物皆有各自恰好处，万殊之恰好处即是一理恰好处。理一分殊即是指恰好之理之分殊，即各自不同之理具有恰好这一共性。并从道统角度指出，圣人所为虽不同，皆归于恰好处，此即圣贤传道所在，尧舜心传之中即是恰好之理。“到得恰好处则一般，便是以是传之也。王文宪曰：‘恰好处是尧舜所谓中’。” 33 北山尤看重延平传给朱子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尔” 34 ，把此理一分殊说奉为宗旨，显示强调事上用功的指向。许谦以此为为学宗旨。黄宗羲视此为北山学传自朱子之血脉。北山学派特重主敬工夫。王柏初见何基，即告之胡宏立志与居敬这一为学主旨，“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勉之。” 35 王柏笃守此教，临终前体现了强烈的主敬工夫。金履祥从学何基时，同样被告知立志居敬说，此可谓北山家法。金履祥主张敬是主一无适，是日用当行工夫，以此区别坐禅入定。许谦去世前举止亦体现了主敬工夫。“门人朱震亨进曰：‘先生视稍偏矣。’先生更肃容而逝。” 36 可见两家皆论及理一分殊，但取向不同，双峰更兼顾分殊与理一、知与行一体 37 ，北山则突出了分殊践履的重要；双峰纳主敬、道问学于尊德性下，北山则以主敬为工夫根本。

四 、成一家之说与主一派之言

双峰与北山对《四书》诠释的另一差别体现为自立一家之说还是推崇一派之言。盖北山学作为一个横跨百年的学术团体被述说，而双峰学并无北山学那般严密意义上的学派团体，极为松散。目前所见双峰《四书》解，除求放心章个别处提及勉斋说外，不再提及他人，而是直接就经文及朱注抒发己见。也不采用以朱解朱的方式，极少采用朱子各说，体现了独对文本、自立己说的精神。此与其他《四书》诠释之作反复牵引朱子及后学各说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简明扼要、直抒己意的风格。再就双峰弟子后学来看，虽对双峰有所尊崇和继承，然更注重发挥己说。如程若庸《增广字训》继承双峰解析精密的特点，以字义体来发挥自己思想。程若庸弟子程钜夫则以“融合贯通”为特色，另一“弟子”吴澄虽受到双峰影响，然有感于朱子学日益严重的章句训诂化，反而批评双峰的精密解析之学为训诂之学。对双峰极表尊敬者，则有吴中行、朱公迁等，如《四书通旨》引双峰说皆称饶子。 38 故双峰弟子后学以自家立说为主，并无明显尊奉双峰为一派宗主的意识。

北山学则体现了强烈的师门宗派意识。在朱子后学中，北山学专宗一派的风格最为突出。此派所著《四书》类著作，除朱子书外，几乎全引勉斋、北山一系说，有意建构一个内部的道统传承脉络。 39 正是因为上接勉斋才使得北山学具有了传承朱子道统的“本钱”，故他们颇重勉斋《论语通释》，熟读此书成为北山学派的必要功课。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取《论语通释》说32处，但对勉斋也有批评。本来何北山主张“《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缓散”。 40 但其弟子即开始引用包括北山在内之说。《论孟集注考证》引北山何文定说近50处，颇能体现北山思想其实并非拘守朱注，而亦有立异之解。如认为朱子《文集》说可补《四书集注》之不足而更为分明，针对《四书集注》提出新解，认为“愠”当是“闷”而非“怒”。《论孟集注考证》频引何文定及勉斋说，似有意给人制造黄、何传承的强烈印象。该书引王柏（王文宪）说165处，另有两三处以“王子”“子王子”称之，体现了对王柏的极大尊崇。且有意引王柏怀疑《诗经》等说，体现出金履祥受王柏疑经思想影响，而不固守朱子的立场。许谦《读四书丛说》则未取此等违背朱子之说，且不再如《论孟集注考证》般频繁引用何、王说，引北山说从《论孟集注考证》50处降至仅2处，引王柏说从165处降至5处，二者影响在《读四书丛说》中可谓“泯然众矣”。然而引“金先生”金履祥说最多，达70处，表现出对其师的尊崇。此远祧其祖而尊崇本师的代际传承现象颇有意味。故学者认为，就治学风格而言，许谦与何基之笃守朱子学类似，与王柏、金履祥疑朱纠朱实有所不同，此见北山四先生并非一同质整体，在对待经典的立场和诠释方法上实有所变化。他们并不回避对具体问题的争议分歧，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狭隘的师门观念而体现了追求真是的精神。如《论语》不知而作章何基与王柏看法不一，《论语》问禘解金履祥对王柏说持异议。

此顺带略论北山学对双峰说的采用，史伯璿《四书管窥》于此有详尽剖析，指出王柏引7条、金履祥引3条、许谦引12条，共约22条。并分析北山学派对双峰思想常采用暗中化用、袭其故智、改头换面的做法。 41 此对双峰的吸取恰表明北山学又具开放的一面，见出对同出勉斋学的双峰之尊重与认可，显示两派关系的友善和双峰学的影响。 42

五、双峰学的失语与北山学“朱学世嫡”的累世制造

双峰学与北山学在后世声望差别甚大，今日亦是如此。前者几湮没无闻，后者多有研究。这一重大差异首先体现在著作流传上，双峰本人无著作传世，导致学者研究无门，其门人后学著述亦流传甚少，几不足以成派。北山学则何基著作虽散失而有辑佚，王柏、金履祥、许谦皆有重要著作传世。双方更大差异在于双峰学派缺乏学派的构建传承意识，导致湮没无闻；而北山学经历数百年不懈建构，最终确立了“朱学世嫡”的名号。金华学者制造“朱学世嫡”的历史过程，是了解朱子后学演变极有意义的参考。 43

北山“朱学世嫡”的名号是金华地方文化长期自我制造的结果。北山学特别重视道统建设，竭力推崇勉斋得朱子道统之传，此事关北山学道统地位之要害。故王柏对此甚为积极，言，“考亭梦奠，同志盟解，维时勉斋，独得其传。” 44 反复宣扬在朱子去世后，只有勉斋独得朱子之传，为何基得勉斋之传做好铺垫。王柏在祭何北山文中赞其“远探濂洛，近述鳌峰”。 45 金履祥接过王柏的接力棒，继续宣扬北山得勉斋之传。“维何夫子，文公是祖，是师黄父。” 46 学者认为北山传道说由王柏的“有的其传”转变为金履祥的“独得其传”，显示了北山学独占朱子之传的雄心，体现了宗统意识和排他性，这正是其“忠臣”之说、门户之见的根源。通过构造朱子学单线传承的脉络，毫不客气地将同为勉斋高弟的双峰等排斥在外。 47 金履祥认为北山以理一分殊得朱、黄“传授之符”，此即北山真知灼见、得道传道所在。“盖一理散于事物之间，皆真实而非虚……间尝指此以示门人也，此其传授之符乎？” 48 金履祥祭王柏文宣扬王柏接续勉斋、北山之传，特别指出王柏以朱子学世家子弟身份，选择皈依北山，由此接续朱子之传，渲染了何、王独传朱学之意味。金履祥去世后，制造北山独得朱子之传的接力棒交到许谦手中。许谦提出金履祥继承王柏而上接朱子之传，“统绪传朱子，渊源继鲁翁”。 49

北山之后王、金、许接力宣扬此派于朱子“有的其传”“独传真统绪”，虽有其确立一门之内的传道意义，然因三者皆非显要之士，其社会、政治影响有限。而对北山学宣扬最力者，则当推柳贯、黄溍、吴师道等掌握学术话语权、拥有政治地位的金华知名学者。 50 他们通过行状、序文等来建构北山学的道统地位，提出“朱学世嫡”说。柳贯代许谦所撰金履祥《行状》建构了由金履祥上溯王柏—何基—黄榦—朱子的道统脉络，“文宪王公之学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学得之文肃黄公，黄公则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渊源，粹然一出于正。” 51 强调北山学派是纯粹正统的朱子之传。黄溍称颂王柏接续朱子之传，并给他戴上了“朱学世嫡”的桂冠，言“洛学独推朱氏为大宗，文宪王公则朱学之世嫡也。” 52 黄溍同样把这一桂冠给了何、王、金、许四先生。他在许谦墓志铭中言：“三先生皆婺人，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为朱子之世嫡。先生出于三先生之乡而克任其承传之重……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 53 甚至将许谦推尊朱子学之贡献与朱子发扬二程之学相比，此则过矣。吴师道、黄溍、柳贯对将北山学推入正史发挥了关键作用。名声不显的何基被写入《宋史》，吴师道的推动至关重要，当时名声高于何基的饶鲁等则落选。明代金华地区继续人才辈出，受业于黄溍、柳贯的宋濂、王祎等金华后学接过推崇北山四先生的任务，在主编的《元史》中对许谦沿用了“朱学世嫡”说，以为北山学之大成，给予极高赞誉。 54 “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適。” 55 经过金华学人强有力的累世建构，四先生“朱学世嫡”说已然成为一普遍流行的知识。这一知识贯穿明清，如归有光即采用之，黄宗羲、全祖望、黄百家袭此说而踵事增华之。黄百家扩大北山学的范围，将推崇北山学极有功的柳贯、黄溍、戴良、宋濂等文人皆纳入朱子嫡传，并提出朱子学之“学髓”与“文澜”之分，认为北山得朱子之学，而柳贯等文人传朱子之文。他们共同构成兴盛的北山之学，皆为朱子嫡传，“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 56 对金华朱子学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六、“朱学世嫡”说反思

金华的“朱学世嫡”说，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概念。黄百家扩大金华朱学嫡传的范围，提出所谓“文澜”说，但朱子学核心在理学与经学而并不在文，且朱子明确批评词章之学，故“文澜”说实属对朱子学的歧出。百家之用意，无非是欲突出金华文学之盛，肯定北山传道地位实多有赖于金华文士之力。同时又透露出一个消息，即构成金华学的主干之一是词章之学、训诂之学。全祖望对金华之学的理解与之不同，他强调金华学术之盛具有昌大勉斋学之功，特别表彰金履祥是明体达用之学，是北山学派扛鼎人物，“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 57 “勉斋学案”即以此体用学赞赏黄榦，“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 58 可见在全祖望看来，北山学真正传勉斋者，是金履祥的体用兼备之学。然而，全祖望却说金履祥是“浙学之中兴”。此中即存在一个朱子学与浙学的关系问题。尽管有学者否定北山之学是“浙学” 59 ，但普遍认为北山学无法抹开与“浙学”和东莱学的关联。 60 如此一来，作为深染浙学之风的金华朱子学又何以成为朱学嫡传呢？对北山学统之看法，全祖望与前人不同，提出“婺学三变”说，“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 61 此明显具有崇金贬许之倾向，认为许谦得道较浅而使金华流入章句训诂之学；其弟子则一步由训诂蜕化为文章之学，此是第二变；再至宋濂则流为佛老之学，此则第三变。全祖望此一判断颇为中肯，自许谦以来所谓朱学世嫡说已经逐步异化为朱子所反对的训诂、词章，甚至佛老之学。 62 北山学对朱子的偏离异化，在当代浙江学人中亦得到回应。如何俊认为北山学自王柏、金履祥即开始流于“思想的学术化”，这一后果是脱离了朱子学发明性与道的形上追求，而落入形而下的实证之中。 63 高云萍进一步讨论北山学在扩展中异化的特点，认为“他们总体的思想格局，呈现出学术性知识旨趣优先于思辨性义理关怀的倾向。” 64

回到与北山相对的双峰学。就四书学而言，双峰影响远大于北山学。史伯璿《四书管窥》对此有充分反映，该书竭力揭示双峰违背朱子之处，尤注重挑出各家受双峰影响之处。受双峰影响最深的是新安理学，即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史氏认为他们“信朱子不如信饶氏”。 65 正是因他们对双峰说的采用，双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66 胡广主编《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底本，朱子四书学的学术重心落在新安一系，而北山系受到旁落。关于这一问题，学界研究多从政治着眼，但此并非根本原因。 67 个人以为更多的可能还是学术自身因素。胡广接受的任务是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提供一部可供天下学子作为范本的朱子四书学教材，传统的注疏类作品更合乎内容广泛、选材丰富、笃守朱子、解析平实的标准。新安学的纂疏体恰具有此等优点，这也是朱子后学诠释朱子《四书》的最主要方式，它形成了“经文—朱注—朱子文字—弟子解—按语”五层次解释模式。这个层次分明的模式按重要性展开，选取朱子弟子合适之解，不仅有助于理解朱子之说，且体现出朱子学不仅是朱子一人之学，也包括了弟子之参与创造。 68 这种五层宝塔式解释虽有繁冗之弊，但具材料网罗详尽、解释全面周到、分析细致透彻、便于取材发挥等优点。而金华学派《论孟集注考证》与《读四书丛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皆与此殊不同类，更多的是表达自家一系看法，且偏于考据，与朱子强调义理发挥多有抵牾，甚至多取材《或问》，明显违背朱注宗旨，并不适合作为教材。就《四书大全》所引二家说来看，引北山学“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 69 而引双峰一人即560余条，可见悬殊。双峰学实际成为明代以来四书学的主流，影响极大，如明代蔡清、清代陆陇其等朱子学名家在著作中多次引用评议双峰之说，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所引双峰说居于所有朱子弟子后学之首。因《四书大全》对东亚朱子学的巨大影响，故双峰影响随之扩大至东亚。

就宋元朱子学而言，应该说在闽、徽、赣、浙等朱子学基础深厚地区，形成了区域化发展特征，而谱系化特征除北山学派外，其余地区并不明显。公认元代最有代表性的朱子学者是许衡、吴澄，金履祥、许谦并没有获得与许、吴相抗衡的地位。进入明代以来，随着《四书大全》的广泛使用，双峰影响实大于北山四先生。可以说北山学在明代以来已逐渐边缘化了，实当不起“朱学世嫡”之名，而双峰学的影响则流行不衰。

七、师承、地域、思想与政治交织下的朱子学传承

在学派构建与竞争中，师承、地域、思想及政治构成不可忽视的因素。闽、浙、赣、徽等地朱子学者积极努力将作为普遍思想的朱子之学与本土固有地域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化朱子学。

在各地朱子学中，北山学的师承门派意识和正统意识最强，学脉的线索最为清晰，延续最为长久。“北山学派完全专注于以师统形态传道”已成为学界共识。其传道建构非常倚重师门学统，代表了以师门宗派接朱子之传的类型。 70 学者断定北山世嫡说是朱子学师统崇拜的顶峰，认为此学派的排他性、独占性、门户性最为强烈，甚至流于偏狭、固执，而最易与其他朱子学引发冲突。 71 学者通过何基入祀孔庙而熊禾未能之比较，认为二者皆无著作传世，何基入祀实是沾光师承黄榦之故。 72 本与朱子并无直接重要关联的金华之学，享“朱学世嫡”之誉，实多赖婺州文人之竭力推动，可视为婺州文化催生打造之产物，最终使朱子学朝着学术化、实证化、词章化方向演变。 73 金华朱子学具有兼宗朱、吕而更趋于吕的特点，尽管朱、吕关系密切，但南宋陆学在浙江的发展盛过朱子学，相对而言朱子学并不发达。 74 可见北山朱子学紧扣勉斋与北山年少时一段交往而笃定其为朱学世嫡，实有“攀黄附朱”之嫌，而若否认其与东莱学之关联，则恐难逃“数典忘祖”之讥。北山之学作为浙学地域之产，以之为“朱学世嫡”的纯粹性与可信度实为可疑。

与北山学形成对照，双峰并未借勉斋以上接朱子之传，且在讥者看来，双峰反颇有跻朱子而代之，自立门墙之意。元温州学者即以四圣之易不同而比拟双峰与朱子《四书》之不同，赞赏双峰不同于朱子者自有其价值，当分别而观。 75 双峰再传程钜夫概言双峰“从其高第弟子游”，似指双峰先后从学柴中行、李燔、黄榦。就此而言，双峰与朱子学的因缘自是深于北山。他评价双峰之学实能独立而自成一家，经由涵泳浸润朱子学，穷根究源而分流异出，最终是共派同归，点明了双峰与朱子学之异同，丝毫不论及朱、黄之传。“双峰饶先生最晚出，徒得从其高第弟子游……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学如此。” 76 在道统问题上，吴澄以元亨利贞之贞自任为直接朱子之传，不屑于构造由程若庸、双峰而上溯黄榦、朱子之传，此与北山学意趣迥然不侔。饶、吴皆体现了“欲成一家之言”的特色，代表了以学术接道统的类型，体现了接着朱子讲的创新倾向。就地域文化言，江西本属陆学大本营，故饶、吴之学被视为具朱陆合流之特征。客观而论，双峰并未直接论及象山（仅就目前所掌握文献），然据其师勉斋不排陆学，其弟子程若庸、再传程钜夫引用并欣赏象山说来看，其对象山应无排斥。且双峰“自号饶圣人”之气魄承担，又颇似象山学自信之狂。双峰“必先尊德性为之主”说，与象山、吴澄之说似乎貌合。故肯定陆学之长，倡导尊德性之方，勇于批评朱子，重视心上工夫，摒除门户之见，又似是双峰学在发展朱子学过程中受江右地域文化影响而呈现的特色。

相对而言，元代徽州学者借助朱子祖籍所在地——“文公阙里”之地利，虽无师门传承之优势，却具以地域传道之资本，本地学人颇能以继承发扬朱子学为天然使命，言“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 77 接续朱子道统的意识尤以陈栎为甚。他从道统高度充分表达了对朱子之学的认同，强调毕生追求作朱子之学的乡后学这一独特身份。陈栎这一自我期许获得了“紫阳功臣”等赞誉。故凭借地域之统，徽州学人无须借助朱、黄之传来建构其学统，通过地域足以建构其朱学嫡传的正统性。徽州学人通过笃实研读朱子之书，发明朱子之学来继承朱子，在阐发朱子经学方面成就甚大，影响深远。

相对而言，元代福建朱子学较为冷清，“相比之下，似乎福建朱子学不如全国。” 78 论者认为元代福建朱子学并不落后，在全国没有影响的原因是元代福建儒者坚持民族气节而不仕于元朝。并归纳元代福建朱子学的特点是重民族气节、强调躬行、潜心五经注疏、从不同方面阐发朱子，此几点未见得是特色。李清馥提出以熊禾、陈普等为代表的闽地朱子学，足以与金华之学、新安之学并列为三，“何、王、金、许衍派于金华，二胡一桂、炳文、定宇陈栎纂述于新安，熊禾、陈普、林以辨、丘葵传薪于闽海。” 79 熊禾作为元代福建朱子学代表，强调朱子四书学传圣道、正人心的意义，以朱子为全体大用之学。“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 80 认为“文公之学惟勉斋黄氏独接其传”。 81 熊禾有很强的传道意识，提出只有全体大用之学，方可传朱子道统，反思朱学在发展过程中走向浮夸，丧失本真，百年时间，门户纷争。但道并无古今门户之分，为匡扶朱子学，需要忠臣挺身而出，以消除排斥各种邪说。体现了护卫朱学、担当朱学道统的情结。被张伯行赞为“衍紫阳之正派……若先生者，不又为朱子之功臣与？” 82 许衡突出了熊禾出生文公阙里这一建阳后学的地域身份，以此弥补其与朱子并无师承关系之不足，“勿轩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 83 强调师承并非决定传道因素，最要者在是否有真实学问，而非自身所可把握的先后天因素（如出生、师承），此恐与许衡自身境况有关。至于陈普，则力辟陆学以维护朱学，具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认为“陆学多犯朱学明辨是非处。” 84 可见福建元代朱子学具有地域传承优势而重视道统与朱陆之分。

此三种继承朱子学的方式——北山学的师门构建、双峰学的思想传承、徽州与建阳的地域传统，体现了各自道统建构特色，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影响亦颇堪玩味。北山学凭借婺州数百年来超强而持续的政治文化话语权，被载入《宋史》《元史》，而清初《宋元学案》这一学术史巨著沿袭其说，使北山学“朱学世嫡”之声威以至于今。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南宋何基之学影响不如双峰，就对推动朱子学贡献而论，元代许衡为世所公认，远非北山可比；以对朱子学深厚造诣而论，则吴澄又非许谦可比。 85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其公平性。声名暗淡的新安朱子学，却因明成祖编《四书大全》而一跃居于学术思想之主流 86 ，饶双峰亦因新安朱子学之采信而走向四书学和朱子学的中心舞台。北山之学在此番关键较量中则退居边缘。故有学者认为，“《四书大全》可以视为对朱子学学统的一次清理。” 87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江西、新安理学对金华理学优胜劣汰之结果。 88 《四书大全》对朱子四书学的主流塑造，使新安一系及对其影响甚深的饶鲁四书说随之跃居主流。尽管后世学者对《四书大全》多有批判，然该书之主流地位及其影响则是无法抹煞的。就该书发起者和编撰者而言，该书并非单纯之科举著作，而实承担了“绍先圣之统”的重任。该书不仅是此后五百年中华经学哲学之首席经典，并构成韩国、日本、越南儒家文化圈的“公分母”。双峰学因此而得以流传影响，实托此官方文化政策之机缘，可见政治因素对学术发展和学者命运之影响。

理宗之问，蕴含了对“后勉斋”时代朱子学发展走向之关注。朱子学作为一个全体或合集，在宋元获得全面深入推进，各个子集呈现出多元化、地域化、自立化、宗派化的复杂情况，金华学派的朱、吕兼宗，江西双峰、草庐的自立门户、朱陆合流，新安、建阳的地域传承、经学诠释，皆与本土固有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在对朱子学传人或正统的竞争中，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新安之学以其对朱子经学诠释的突出成就，在明代一跃而成为官方朱子学主流，并反哺双峰学，声名煊赫的北山朱子学则流于边缘，后勉斋时代的闽之宋元朱子学则存在感更低。宋元朱子学呈现出多元并进的繁荣景象，对朱子经学的诠释成绩斐然。然世人对之评价不高，重视不足，认为此时朱子学处于衰退之中，其成就远不如朱子一传弟子，未能出现如勉斋般具有声望的传道者。事实上，宋元朱子学是以地域、学派构成的群体为特色，体现为各地朱子后学群体对朱子经典与思想诠释的深入、全面的推进发展，而并非表征为对朱子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取代。宋元朱子学是对朱子学的扎实、渐进式发展。就此而论，渲染、制造北山学独得朱子之传的排他性和门户性的自我标榜，试图垄断对朱子之学话语权的做法，背离了宋元朱子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方向，实质上会损害朱子学的良好发展。正是在师承、地域、思想与政治的相互交织中，在分化、影响和竞争之中，朱子后学群体共同奏响了一部宋元朱子学发展的多彩乐章。吾人应当从多元互动的视角来审视“后勉斋时代”两百年朱子学的发展成就，来审视地域、思想、师承、政治等因素对儒学学派发展的影响。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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