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委任当局是如何处理叙黎两国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的？

文|木木

1937年，黎巴嫩政府下令解散长枪党等准军事组织，进一步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出于节省财政支出的目的，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体系，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寻求与当地有影响力的贵族合作。

偏远地区和部落里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强烈，黎巴嫩北部、东部贝卡谷地还有南部的城市边缘地带是最初坚决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地区，法国委任统治者则刻意着手拉拢地区精英家族。

法国委任当局将原属于土耳其帕夏的土地分配给地方封建土地所有者，使其逐渐壮大势力，并在随后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法国改革土地所有制并鼓励农业生产以形成地方家族控制的大庄园，从而巩固他们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

一、地方政治派别

法国人在叙利亚地区建立起委任统治之后，为了分散逊尼派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扶植少数族群，促成了地方政治派别的形成。

特别是阿拉维派在法国委任当局组建的军队中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

事实上，无论是拥有传统利益关联的马龙派还是新发展的地方精英家族，地方代理人都并非被动地充当法国的棋子，而是基于自身的实际需求。

主观地要求甚至主动利用法国的支持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这一点，在很多西方优越论的著作中往往被刻意忽略。

大城市的逊尼派贵族有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经验，大多愿意在法国委任统治政府任职，协调法国统治者与当地利益，给个人和家族争取更大的权益。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与叙利亚的政治协商是在法国与叙利亚民族政府、叙利亚民族主义政党内部的纷争中进行的。法国首先玩弄政府成员的候选人之争的政治手段。

艾哈迈德·纳米政府被迫辞职，蓬索选择哈萨尼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哈萨尼出身显赫，其父贝德尔·阿尔—丁·哈萨尼是19世纪末颇有威望的伊斯兰学者。

其二是哈萨尼本人不求上进，不学无术，并极力利用其父的名望耍弄政治阴谋。这一特征恰好符合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

此外，蓬索还提出建立君主制的人选，其中有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扎伊德和埃米尔·阿里。

蓬索对叙利亚建立君主专制的建议并没有获得叙利亚各个民族主义团体认可，此时共和制已经深入人心。

法国部分官员也希望在叙利亚扶植傀儡国王，一方面给予叙利亚独立，另一方面仍可以保持法国的势力和影响力。但是法国没有找到可以得到叙利亚国内多数支持的合适人选。

如果扶植哈希姆家族成员，可能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的统一。1936年12月27日，叙利亚议会通过了《法叙条约》草案，同月，德鲁兹山区和拉塔基亚地方贵族同意与叙利亚合并。

此外，蓬索利用民族主义者的内部分歧分化叙利亚民族主义力量，将驻黎巴嫩的高级专员代表索洛米雅克调任至大马士革以分化民族阵线。

其主要目标是孤立坚决不与法国合作的强硬派，同时适当发展有政治野心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同时，一方面宣布解除戒严令和对媒体的审查制度，赦免部分叙利亚叛乱者。

另一方面，公布了法国委任当局的黑名单。几乎所有赦免名单所列都属于温和民族主义者，并且与英国或者哈希姆家族没有明显紧密的联系。

法国此举表面是寻求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解，重新建立民族自治政府，但实际上，通过刻意选择的、有限的赦令，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意在进一步分化民族主义阵营。

如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刻意允许激进派民族主义者沙赫班德尔回到叙利亚对温和派马尔丹政府的力量形成制衡。

除此以外，分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督徒和乡村的贵族是法国的传统支持者，他们与法国建立了传统的经济往来，代理法国与叙利亚内陆的贸易，是法国利益的天然代理人。

他们依赖法国的统治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优势，担心在穆斯林主导的国家政治中，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因此，这一群体并不支持建立叙利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理想。

法国则利用基督教与穆斯林经济利益的矛盾，进一步挑起双方互相不信任。宣扬黎凡特政治斗争存在于“十字和新月”的宗教斗争，而非欧洲殖民主义占领与国家独立之间的矛盾。

二、对地方分离主义诉求的支持和压制

1939年春，一位叙利亚民族政府的地方官员曾向内政部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表达了对远离大马士革的边境地区存在的“分离主义”的担忧。

因为当地人“在性格和风俗上与邻国居民非常接近”，而且“他们与邻国的交流密切”。一些偏远地区的主要城镇甚至“不承认政府，也不承认共和国的总统”。

他们表现出的对叙利亚政府的敌意情绪在当地居民中产生共鸣。

政府的警察机构大都由当地人充任，这些人对家族、部落的忠诚大于对民族政府的忠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独立的国家中，政府官员普遍担忧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从20世纪20年代波兰政府对犹太移民的态度，到土耳其共和国对库尔德人的恐惧，分离主义通常都与少数族群有关。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在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分离主义运动、自治主义运动和少数民族是国家政治的永久特征。

法国委任统治所谓的“分而治之”政策，表面上支持地方自治，但实际上，从其对待地区分离主义势力的整体政策上判断，都是为其掌控叙黎两地政治风向，建构地方政治体制服务。

驻扎在边界或偏远地区的法国军官和情报官员热衷于干预地方事务，这将进一步削弱国家中央政府在该地区的权威。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强调叙利亚地区民族、宗教、教派等差异，鼓励少数派别自治，如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以及豪兰地区的德鲁兹派。

1936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正式规定这些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政策与叙利亚其它地区保持一致，但是1939年又将这些地区分割，直到1942年叙利亚各地最终统一。

究其原因，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领土分割的随意性，不仅给当地居民、社会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而且也导致其统治自身的问题。

由于每个独立小国都需要配置法国地方官员、军队、顾问等，对于法国的财政支出代价昂贵。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委任统治官员使用收买手段分化民族主义者以维持其在叙黎两地的统治利益。

在地方层面上，法国委任统治地方官员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如拉塔基亚、德鲁兹山、杰齐拉等地区进行广泛煽动，促使这些地区开展分离主义运动。

在《法叙条约》中，法国要求德鲁兹、阿拉维、亚历山大勒塔单独设置法律制度，形成与叙利亚其它区域半分离的状态。

法国甚至邀请反对《法叙条约》中关于叙利亚统一的条款的少数族群领导人在巴黎公开发表其言论，其中典型的代表如叙利亚天主教堂红衣主教塔波尼。

1937年11月，塔波尼主教向法国外交部提交备忘录，提出宗教社区应该在宗教和个人事务中得到完全平等，任命合理数量的基督教官员。

叙利亚政府应该保证基督徒的安全，建立去中心化的政权等。但同时，法国又开展与叙利亚总理关于保护少数族群权利问题的谈判，因此并没有给红衣主教明确回复。

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中东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都将巴黎和会看作难得的机遇，积极寻求自治或独立。

1919年5月25日，当法国认为可以说服费萨尔政府接受法国委任统治时，乔治·皮科曾试图说服马龙派宗主教伊利亚斯·胡维克同意让黎巴嫩人和地中海沿岸的基督徒。

并入法国保护下的叙利亚地区，以便形成统一的政治体制，方便法国委任当局的管理。

可以说，西方殖民主义的确划定了中东民族国家界限，但今天看来，似乎与黎巴嫩人民的福祉无关。

事实上，法国只是在名义上利用宗教政策实现其寻找当地代理人的需求，究其根本也是为实现其殖民利益。

大黎巴嫩的建立，表面上看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为其基督教代理人马龙派设置的避风港，但实质上，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大黎巴嫩可以作为法国在地中海东岸的战略堡垒以抵御欧洲的殖民者竞争对手和叙利亚内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叙利亚民族政府执政时期，地方分离主义兴起。

地方分离主义是民族政府执政困境的重要因素。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反对大马士革民族政府的统治、库尔德人反对阿拉伯人的统治、基督徒反对穆斯林的统治。

民族阵线政府从中央派遣行政人员代替享有自治地位的地方官员，但这些地区希望与中央保持松散的关系，从本地选拔官员。

要求德鲁兹贵族哈桑·阿特拉什任省长，并保持很大程度的自治，这种政治的不和谐之音最终导致巴克里辞职。

1929年初，地方分离主义者驱逐了叙利亚民族政府官员，宣布在法国保护下独立。

1928年春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民族阵线只获得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大部分席位由代表乡村或部落的贵族获得。

而民族主义者建议制宪会议采用欧洲模式，将叙利亚建设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宪法草案还规定总统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担任。

此外，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如1928年的宪法草案一样，《法叙条约》加剧了少数族群聚居区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德鲁兹山区、拉塔基亚，以及杰齐拉的库尔德部落和基督教社区反对政府干涉其内部事务。1937年6月，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反抗非本地的民族政府官员。

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起义被镇压，但是很快叙利亚东北部卡米什利市基督徒起义要求如亚历山大勒塔一样的特殊地位，反对非本地区官员的管理。

8月冲突达到高潮，在一次地区冲突中，支持民族政府的库尔德人杀害了东北部城镇阿穆达的很多基督徒，法国军队介入并替换了一些民族主义官员。

在绑架者释放了沙姆亚之后，叙利亚政府逮捕绑架者的行动激起分离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并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驱逐了所有民族政府官员。

抵制民族政府并提出在法国保护下建立独立政府。法国委任统治政策对叙黎政府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高级专员代表长期将政治拉拢的重点倾向于大马士革的作法。

分化了民族主义者的团结，驻阿勒颇代表则将民族阵线完全排除在新的地方政府以外，海诺努领导的民族阵线即没有在议会赢得席位，也未能在政府谋得重要职位。

遂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以抵制马尔丹与法国合作的妥协政策。

最终，除了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当地土耳其居民的民族自决的要求以外，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并未真正意义上支持任何一个地方分裂势力。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独立倾向于既拉又打的政策不仅针对叙利亚，对在其扶植下建国的黎巴嫩也是如此。

为了压制马龙派在黎巴嫩势力的独大，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将沿海城镇并入大黎巴嫩的疆域内，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不仅扶植马龙派的主导地位，也同时拉拢穆斯林地方权贵。

特别是承认什叶派教法，并吸纳什叶派进入政府管理层，逐步分化基督教官员的优势地位。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地方独立诉求选择既支持又压制，一方面符合其殖民主义的管理原则，有利于其殖民主义统治。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叙黎两地民族、教派分化，民族国家内部很难统一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12日西顿爆发的要求与叙利亚合并的游行佐证了法国分裂政策造成影响的有限性。在黎巴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的穆斯林要求与叙利亚联合。

在认识到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分裂政策后，穆斯林和基督徒、德鲁兹、阿拉维人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开展合作，共同赢得了民族国家的最终独立。

三、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经济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

1915年后半年，协约国在西线节节败退，法国国内重要的农业和工业基地被德国占领，传统对外投资渠道如对俄投资受阻。

法国政府苦于无法在财政、经济上满足战争的需求，遂加紧在殖民地征募士兵，并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法国殖民主义政党奉行自由经济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规范和监管、推崇个人主义毫无约束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极力鼓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宣称依靠殖民地来打赢战争，并保证法国战后的霸权。值得注意的是，一战之前，法国国内资本的投资去向倾向于东欧，特别是俄国，而非殖民地。

1888年至1914年之间，西方殖民主义在叙利亚地区的投资和影响力有限，并未完全控制该地区政治经济的结构或日常运作。

1913年土耳其和法国的协议中，法国公司获得承建的黎波里港口的改造，包括配套的道路交通建设等项目。

亚历山大勒塔港最早也是交由法国公司建设的，但1911年至1914年间，奥斯曼帝国政府又重新将其委托给了德国巴格达铁路工程的承包商。

由于一战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恢复战后国内经济成为法国政府的首要政治目标。

债务问题占据了当时全球政治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战后各国争论的焦点，也是法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