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赵一璋

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作者 | 赵一璋、王明玉

作者单位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拙作《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有幸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发表，编辑部邀请我以手记的形式谈谈本文的写作过程和体会。衷心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厚爱，感谢前后两位编辑的热忱帮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同时非常感谢关注此文的学界同仁。

说起本文的创作缘起，要追溯到我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的一段时光。2017年，我在曼彻斯特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前往牛津大学跟随John Goldthorpe和Bess Bukodi继续从事社会流动方面的研究。彼时，我日常工作的重点是把英国的追踪调查数据和教育部门的加密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突破原有数据资料的局限；在日常工作之余，我也像身边的年轻学者一样去听多种讲座，除了纳菲尔德学院传统的社会学议题，也对Victoria Nash、Rebecca Eynon等多位学者从事的互联网与数字社会的相关研究感兴趣。事后看来，我当时的兴趣还仅仅在于这些研究与传统社会学议题的交叉部分以及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并未意识到这背后学术关切的迁移，也并不知道这些学者所在的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已经在数字社会学领域颇具影响力，但这些研究的有趣发现却或多或少在我心里留下了种子。

2019年秋，我在牛津的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开始尝试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找寻教职。英国本地学术人才大量积压，这个过程对大多数人都充满挑战。最终，我有幸获得卡迪夫大学的正式教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学术旅程。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通过与本领域或跨领域学者的交流，学术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当时对我进行入职培训的是学院教学主管Luke Sloan教授，他在数字社会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英国社会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正是在跟Luke Sloan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交流中，我意识到身边的同事们正在进行的探索不仅展现了一种新视角或新方法，更是从理论问题到研究路径的全面革新。

2020年底，我有幸回到清华社会学系。在清华社会学特有的学术氛围中，在社会学以及相关学科多位前辈和同仁的引领和启发下，此前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面对势不可挡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学的“元问题”需要新的回答，而数字社会学可能是这场革新的重要起点。

近年来，国际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学如果想要在21世纪继续蓬勃发展，必须拥有对数字革命和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强大解释力，而“数字社会学”正是这些学者共同擎起的一面旗帜。中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在数字社会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佳作频现。或许由于学术共同体和学科建制尚未成形，该领域的研究者之间、国内学界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对话仍然有限。有鉴于此，我萌生了撰写一篇数字社会学研究综述的想法，也许可为数字社会学在国内的发展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之力。

撰写研究综述，首先要划定综述范围，这就涉及到一个学界尚无定论的问题，即如何定义“数字社会学”？有学者认为，数字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新的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在数字时代的全面革新。关于数字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学界也存在争论。有学者指出，数字社会学关注数字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它包括更为广义的研究范畴。考虑再三，为了不偏离数字社会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核心议题，并且能够在一篇文章的篇幅范围内尽量对已有研究进行概览，我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采用了较为狭义的界定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六个研究主题进行了文献梳理。

限于篇幅，在综述撰写的过程中，我时常面临文献取舍的问题。对于西方文献而言，为了避免综述内容过于零散，我采取抓大放小的基本原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优先介绍已有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即便如此，很多时候仍需忍痛割爱，为保证文章架构的整体平衡而舍弃一些重要内容，这也导致综述内容不够完整全面，在不少地方有遗珠之憾。对于中国文献而言，为突出中西比较，我最终选择以列表方式进行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献检索范围，最终我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三大期刊上的文章作为代表列入，但难免挂一漏万，未能将中国数字社会学已有的成果进行详尽呈现。

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我的合作者、清华大学的在读博士生王明玉给了我不可或缺的帮助。我入职清华工作后不久，机缘巧合与王明玉同学结识。在一次探讨和交流的过程中，我得知她刚刚译完勒普顿的《数字社会学》一书，同时密切关注该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她对我正在进行的综述写作很感兴趣，便也加入进来。在合作过程中，她时常敏锐地捕捉到最新的研究发现，然后由我详读、审核、斟酌是否纳入综述范围并最终形成文字。除此之外，我们关于数字社会学诸多问题的讨论也为文章的最终成形奠定了基础。

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最开始两万字的西方文献综述，到遵循审稿人的建议拓展成三万字的中西对比，再到最后定稿时进行大幅删减，将西方文献删至七千字，并限于版面要求不得不删除每一个研究主题的评述部分，文章前前后后经历了11稿大幅调整，才最终与读者见面。论文架构几经修改之后，与初稿已然判若两文。但两相比较，文章的结构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全面，行文更加简洁，主题更加突出，这得益于评审专家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得益于两位编辑的耐心帮助，也得益于《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回想去年此时，我和王明玉刚刚结束连续的熬夜加班，把几百篇已阅文献整理归档；春去春又来，如今这篇文章已经与广大读者见面，着实令人欣喜。希望拙作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吸引更多学者投身于数字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同时也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共同推动数字社会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赵一璋

2023年4月25日 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