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少子化冲击：5000多家幼儿园消失了，路在何方？

前段时间，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3亿人；专任教师1880.36万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2022年全国幼儿园减少5000多家，在园幼儿减少177万。

全国幼儿园减少5000多家

在园幼儿减少177万

202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9.7%，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为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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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144.05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为89.55%，比上年增长1.77个百分点。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324.42万人，比上年增长1.67%；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39%；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90.30%。

根据教育部去年9月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比上年增加3117所，增长1.07%。

据此计算，2022年，我国幼儿园数量减少5000多所。这也是近15年来（2008年以来）全国幼儿园数量首次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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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全国在园幼儿数量来看，2020年，全国在园幼儿4818.26万人；2021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805.21万人，比上年减少13.06万人，下降0.27%。这也是多年来在园幼儿数量首次下降。

2022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77.66万人，在园幼儿数量连续第二年下降。

从园均幼儿数量来看，从2011年峰值的205人逐步下降到2022年的160人。幼儿园小型化，可能成为趋势。

人口负增长趋势对学前教育的影响频频冲上热搜，“幼儿园遭遇招生荒”“小学教师恐过剩”等话题备受社会关注。

抢生源白热化
央企幼儿园首次对外招生

“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所在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今年生源可能进一步下滑。

去年3月起，同样地处北京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回忆。

在武汉，家住汉阳区归元寺附近的龚玲（化名）在小区周边为刚满3岁的儿子物色幼儿园。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的一所驻汉央企机关幼儿园向她抛来橄榄枝。

该幼儿园园长告诉龚玲，自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了20多年来，向来只对单位内部招生，前几年刚放开二孩时，生源多得还要排队筛选入园，但从去年秋季开始，个别班级却出现了招不满的现象。面对变化，今年春招园方决定扩大招生范围，不再硬性规定家长必须为本单位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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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放下身段”，为了抢夺生源，幼儿园们也是花样迭出，如私立幼儿园的“老带新”活动，老生学杂费可立减5000元，普惠幼儿园新生学杂费直接打9折，公立幼儿园不设招生范围零门槛入园。

甚至还有民办幼儿园“派”家长去别的幼儿园抢生源，“比如出台优惠政策，家长能从别的园带来几个孩子，就减免多少学费，家长就会去周边幼儿园以咨询名义劝说其他家长，把孩子引过去”。

公办幼儿园带来的压力也不小。比如，原本北京的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质有严格限定，一般须有京籍户口，但从去年开始，有公办园下调了招生门槛，不仅没有户籍要求，甚至不再要求“四证”（务工就业证明、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居住证），“于是很多家长本来交了报名费，最后又被公办园挖走了”。

民办招生艰难，公办幼儿园也不是全无压力。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部分公办园也照样招不满。以朝阳区为例，2021年，在接近开学季的8月中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既有民办，也有公办，每月收费从600元到2.8万元不等。

拐点提前
“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至”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数据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这样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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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可能要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解释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普遍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路在何方？
幼托一体化的现在与未来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现象一定会非常普遍。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断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可能会先让给2~3岁，最终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可能慢慢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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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较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延伸，不仅是延伸到0~3岁，更重要是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初开始下降，在1975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了刺激生育，新加坡在近十几年来增设了大量托儿中心，招收对象是18个月~6岁间的所有年龄段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新加坡托儿中心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 62911所增加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儿园招生人数锐减，新加坡父母更倾向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王海英认为，结合他国经验，从学前教育服务人口战略的定位看，仅靠学前教育“单打独斗”，释放人口数量红利是较为困难的事情。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学前教育政策要结合生育、托育、家庭福利等一揽子配套措施，实现长时期、全领域的综合变革。

来源：综合自每日经济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新京报评论、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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