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斋与素王：《庄子·人间世》的《春秋》微言（连载之一）

这学期的研究生课上带学生读《庄子·人间世》，主要讨论《庄子》寓言与《春秋》微言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些想法，陆续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这是连载之一：

心斋与素王：

《庄子·人间世》的《春秋》微言

（连载之一）

柯小刚（无竟寓）

《庄子·人间世》从孔子教颜回应对卫国之乱开始，到楚狂接舆讽孔子“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结尾，通篇充满了古今之争的紧张、时世之变的无奈，以及在时代的困境中如何自处、如何救世的工夫实践和生命智慧。

在心斋对话的结尾，孔子诉诸上古先王之德，乃至更古老的“万物之化”，以应对当世之乱，隐含了“人间世”中的“间”与“世”之间的关联，以及与之相关的天人关联。“间”的紧张和对立是空间的、平列的，它就在那里，无法弥合。“世”则是时间的、密移的，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而人竟不觉的默化。诉诸时间的默化，同时回到“万物之化”的原古和“虚以待物”的未来，以应对时代的困局，弥缝人间的分裂，也许就是“人间世”这个题目所蕴含的意义。

“听之以气”之“气”弥漫于心斋之虚和物我之间，而其“听”的过程、“集”的过程，则显然是一个时间性的工夫过程。虽然孔子告诫颜回“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但这些都还是通过听，而不是通过看。耳要被超越，听却得到贯彻和深化。恰恰是为了更精微地听，而不是为了不听，所以不能“听之以耳”。耳是听的通道，但也构成听的障碍。心亦然。心是听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但也构成听的遮蔽。故心斋之听须“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乃有所听。

《庄子》的阅读，尤须此“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的听气之解。如果以耳为道，以目为儒，以心知为儒道之分，则“听之以气”的《庄子》阅读就需要一种“徇儒道内通而外于诸子”的读法。方以智《药地炮庄》载觉浪道盛云：“六经，正告也；《庄子》，奇兵也。惟统奇正者乃能知之，乃善用之。或谓《庄子》别行于六经之外，余谓《庄》实辅六经而后行。使天下无六经，则庄子不作此书，作六经矣。”

麟与凤，世与间

《庄子·人间世》有可能是一篇隐秘的《春秋》心史。《春秋》公羊传的结尾，孔子有三叹：“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注：祝，断也）。西狩获麟，子曰：吾道穷矣。”人间世乱，麟来不时。孔子见西狩获麟，仿佛见到自己这一生不合时宜的征象，故连叹“孰为来哉，孰为来哉”而“反袂拭面涕粘袍”。这可能是关于孔子生平的记述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刻，而《人间世》的书写，乃至全部《庄子》的写作，可能都回响在这一刻的永恒忧思之中。如果不是因为见麟而自见其道、自叹其穷，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叹麟之悲中包含丧颜回、子路之痛。如果不是在“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的楚狂歌声中回味《人间世》的开头，很难听到孔颜心斋对话中“听之以气”的微言。

《人间世》开头的孔颜对话是以卫国之乱为背景的寓言，后面又讲了一个“颜阖将傅卫太子”的寓言，亦以此为背景。从《诗经·国风》的编排可知，卫之于孔子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诸侯国，而是可观殷周两代礼乐教化、文明兴衰的关键。《邶》《鄘》《卫》皆卫诗，体量庞大而居十五国风之首。蒯聩与辄父子争国之乱不只是一场普通的继嗣之争，而且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典型象征。西狩获麟前后的年月中，最突出的诸侯之乱就是卫乱。所以，《人间世》开头的孔颜对话和颜阖傅卫寓言，或许不是随意编排的故事，而是深深关联着孔子晚年对卫国之乱的牵挂，以及通过卫国的命运而关联着的天下之思。通过《人间世》及《庄子》相关篇章的阅读，也许可以找到庄子寓言与《春秋》微言的某种关联。

西狩获麟的第二年，子路在卫国之乱中结缨正冠而死。但在《人间世》的开头，不是子路，而是颜回向孔子请缨，想要去救卫国之乱。庄子的笔法自然不必征实，不过寓言而已。然而，寓言之为寓言，正如《春秋》托义的书法，必有所寓含、有所取义、有所寄托。此处庄子以颜回代子路请缨向卫，或许是庄子揣测孔子最后的遗恨，寄希望于颜回，张三世于未来，平天下于后世的微言？不然，朝向卫乱的子路为什么换成颜回？而逝去的颜回为什么还活在心斋救卫的对话中？

本来，在《论语》中，通三统而平天下的希望就是寄托在颜回身上：“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通夏商周三统，“乐则韶舞”是复性之原古而平天下，“放郑声、远佞人”是针对人间世的教化策略。

如同庄子“人间世”的命名，《论语》和《春秋》的政教思想同样运行在“人间”与“世”的张力之中。“人间”就是这个当代的人间，即每一个时代所当的那个时代的人间。“人间”更多是现成的空间平列，尚未展开其时间和世代的深度；而“世”则是未来，更是原古——天性所出的原古，天性所向的未来。此“原古”或“原初之古”正如《人间世》心斋对话的结尾，孔子把“听之以气”的心斋上溯到伏羲、禹、舜等上古圣王的原古，更上溯到“万物之化”的原古（“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从而表明心斋之术并非某种私人性的主体状态，而是存心养性以知天的修身工夫，以及天人相与、古今通变、“世”以开“间”的人间政教之道。

然而，当《人间世》的孔子对颜回讲心斋以对卫乱的时候，在现实人间发生的事情，却只是《春秋公羊传》结尾的孔子三叹所反映的悲凉无奈。《人间世》孔颜心斋的乘物游心，与《春秋》所载的礼崩乐坏，构成了一种反衬和应答。在《人间世》中欲赴卫乱而习心斋的颜回实际上饮恨而终，未能实现老师寄予其身的平天下之望而溘然长逝；而子路不闻心斋之义而英勇赴卫，结缨正冠而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麟见于鲁，为人所获，于世不宜，而孔子因之痛哭流涕而思及颜回、子路之死，叹道之穷、世之乱、天之绝人。麟兮麟兮，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春秋》之麟，《人间世》之凤，何其同调也！

子路之死，几乎就是《人间世》中孔子告诫颜回的“必死于暴人之前”的种种可能性的实际案例。《人间世》孔颜对话的写作，很可能是庄子体会孔子的获麟之悲，总结子路之死的经验教训，同时寄希望于一个能“听之以气”的颜回以心斋治国平天下的微言。如果不是子路而是颜回去救卫乱，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个颜回可以去救卫乱，那这个暴乱的人间或许还能上接“万物之化”和伏羲禹舜的原古之世，以及下开万世太平的未来之世。诚能如此，则当下“人间”之“间”亦可以“有间”而供人游刃有余矣。

听之以气，书之以气

“听之以气”是孔子教导颜回心斋的关键。心斋难知，但气并不神秘。在《庄子》和《春秋》的开篇，气都出现在最显眼的地方。在《逍遥游》的开篇，鲲鹏之化是气化的寓言，大鹏所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气化之象，“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是气化的工夫。至于《春秋》，则开篇曰：“元年春王正月”，何休注云：“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是以气化开启《春秋》王道之始。

其实，春秋本身就是气，四时之气。《春秋》无事亦书“春正月”（如桓公十二年）“夏四月”（如文公八年）“秋七月”（如隐公元年）“冬十月”（如桓公元年）等，是书之以气也，非以人也。人有事，系之于春秋四时；人无事亦以四时之气书之。《春秋》系年，是以人事上系天时，非以天时用为人事记录之工具也。《春秋》十二公系年之纪，皆始于“元年春王正月”，是上系人事于天地元气之化，以天运之“世”开启人间之“间”者也。故《人间世》之所以作，或感乎《春秋》微言之微言也。《人间世》不为《春秋》作传，而别为之寓言，以《春秋》微言之意而微言之，是微言之微言也，是微言之重言也。

《人间世》孔子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此正《春秋》之谓也。如果不是听之以气、观之以气、书之以气，从“元年春王正月”的天地元气出发来笔削人间世事，《春秋》何以能“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拨人间之乱，以返天道之正？《春秋》无事而书春夏秋冬，是听天之气也，纪天之化也，虚以待物也，然后有事而书之则可以“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矣（《史记·孔子世家》）。笔削者听之以气、书之以气，故读者不能以人为而赞一辞也。不能以人为赞一辞，意味着《春秋》之作纯任气化，虚以待物，空加王心（素王即空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待未来之世也。

在《春秋公羊传》的结尾，孔子三悲之后，复有三乐：“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此三乐无不运行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即运行在“世”间。有“世”然后有“间”，有“间”然后有“人”。“世”以开“间”，“间”以活“人”。“世”，待也；“间”，虚也。有虚有待，有间有世，然后有人间世的家国天下、政教伦理生活。

而“素王”之“素”即此虚待之能虚能待也、间世之能间能世也。“素王”之“素”是动词，空之之意也；“王”亦是动词，读去声，非如名词之平声。[ 参皮锡瑞《师伏堂春秋讲义》卷上：“素王之王读去声。”（宣统元年刻本）] 历代有疑孔子素王说为僭越者，是以“素王”为现成名词，不知“素”为虚待、“王”为王（wàng）之之意也。所以，素王并不是居然僭越，自立为王，而是空加王心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笔之削之，假托天子之权，立素王之法，以待后世取之而已。素王修《春秋》，正如孔子教颜回心斋，听之以气，以至于“万物之化”的原古和“禹舜之所纽”的先世，回照当下人间的种种丑态，虚而待物，以至于万世太平的未来，给人间生活以希望。素王之待，心斋之虚，皆所以世人间以原古、世人间以未来的工夫，给人类生活带来时间深度的行动。

“唯道集虚”，唯人集事。《春秋》之为史 （如《左传》） ，人集于事而已；《春秋》之为经，道集于虚以应万世者也，故“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 而《春秋》本身却不过是一“虚室”而已。《春秋》寄寓微言于鲁史旧文之中，而鲁史旧文之所记，本来只是一国之史，无如《诗》《书》之重。相比于《诗》《书》《礼》《易》的煌煌大章，鲁史旧文几乎只有史料价值，远不足以成为经典 （《左传》补之以嘉言懿行，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诗》《书》《礼》《易》是富丽宫室，鲁史旧文就只是旧墟。如果不是因为孔子取此旧墟以寓新义，深藏微言大义于其中，鲁史旧文之《春秋》也将如同晋之《乘》、楚之《梼杌》一样，早就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中了。所以，孔子作《春秋》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修《诗》《书》、正《礼》《乐》及赞《易》的方式。《诗》《书》《礼》《易》本身就很重要，本身就很“实”，本身就很“有用”，而《春秋》本文却只是因寄所托的“虚室”，读者须“瞻彼阕者”，以“生”其“白”，乃得其弦外之音。《人间世》所谓“听之以气”，正是《春秋》书法和读法的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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