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00万迅速长到4亿，清朝人口为什么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本该是腐朽没落代表的清朝，不但有过“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时代，人口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清朝初建时，人口只有一千四百多万，短短的一百多年过后，清朝的人口总量就已经上升到4亿多人。

这个人口基数还一直持续到了清末民初，这也成了建国以后我国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清朝的人口呈现除了爆发式的增长？

历朝人口都有增长，为何清朝最盛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人口数量虽然会因为社会因素，出现或是减少或是增多的情况，但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人口总数也会呈现平缓发展的态势。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虽然因为战乱、政策的原因，出现过人口起伏变化的情况，但是自秦汉至清初，人口总数始终在两千万至六千万之间徘徊。

像清朝一样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总数由一千四百万，激增为4亿多的情况从未出现过。

而且清朝的人口总数，不但比明朝时多了很多，也比之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多。

中国人口记数是从战国时代就开始的，那时人口总数有两千万左右。

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也经历过几个增长的高峰期，每一次人口高峰期，都是伴随着一个大一统政权一起出现的。

第一次人口高峰期出现在两汉时期，西汉武帝消除了匈奴的威胁之后，开始与民休养，到了汉平帝时期，人口总数就增长到了将近六千万，东汉虽然也完成了大一统，但是人口总数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量。

唐代人口最盛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那个时候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人口总数却比东汉还少了七百多万。

两宋由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总数超过了两汉时期，南宋时期全国约有将近七千四百万人口。

元朝虽然是大一统政权，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其人口总数还不如两汉时期，直到明朝再次统一之后，人口才渐渐增长起来。

明朝其实也有过人口大增长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进行过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统计出来的人口总数是六千三百万，到了嘉靖年间，人口总数足足增加了一个亿。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明朝虽然增加了一个亿的人口数量，但是比起清朝3.3亿的增长数量，仍是小巫见大巫。

清朝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主要出现在乾隆朝，继乾隆六年人口首次破亿之后，乾隆三十六年、五十五年又分别增加了一亿人口，直到道光年间达到4亿之众。

虽然人口数量涨幅惊人，但是几次幅度较大的增长出现在乾隆一朝并不奇怪，这是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的表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的繁衍生息，必须建立在人们可以获得物质资料的前提下。

所以中国封建历史中几次人口增长，都是伴随着大一统王朝一起出现的，从这个历史规律中就可以看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是人口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清朝人口的几次急剧增长，也是在满足了这一个条件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满清政权在顺治初年入关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历过大动乱后残败不堪的社会经济。

因为各种抗清势力的存在，和边疆各族的反叛，清朝兵事不断，即使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与民休息，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总体上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朝人口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轻徭薄赋政策刺激人口增长

除了稳定的社会因素，清朝人口能够急剧增长，和清朝统治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也分不开。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清朝在建立之初，便颁布了“废除明季三饷”的政策。

“明末三饷”具体指辽饷、剿饷和练饷，这是明朝末年为了筹措辽东军费，和后金（清）对抗而加派的田赋，清朝取消这三项赋税，对于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无疑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因为朝廷财政困难和军费问题，“三饷”虽然在顺治元年又开始征收，田赋也多有加派，但是在政局稳定之后，清朝就立即着手减轻赋税，以期恢复民生。

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既是清朝赋税改革的开始，也是人口剧增的开始。

康熙即位后，虽然先后有过平定三藩、收回台湾和与俄国的“雅克萨之战”等对内和对外战争，但是他也一直尽可能地推行赋税蠲免政策。

他把“赋税蠲免”当作自己仁政的一部分，在统治时期几乎是年年都有蠲免。

对于蠲免的标准，康熙在1676年就与诸大臣议定：如果农耕生产因为自然灾害减产，按照减产的比例给予赋税减免。

为了防止官员怠政，康熙明确要求“被灾地方抚司州县官迟报清醒及迟报分数，逾限半月以内罚俸六月”。

在逐年降低赋税的同时，康熙还意识到海内升平已久，人口自然大量增长，但是田亩却无法增长，如果按照之前的方法，以人丁作为纳税的主体就不大合适了。

而且平民为了少交赋税，自然也有瞒报人丁的事情，这样既无法统计人口数量，也没有办法真正让增加的人丁也缴纳赋税，与其这样，不如调整征收赋税的制度。

公元1712年，康熙下达谕令，责令各督抚核实之前登记在册的人丁数额，并重新对人丁进行登记造册。

这两部分数据比对之后，将作为固定征收赋税的赋税定额，之后不再对新增的人丁征收钱粮，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这个政策颁布的第二年，朝廷又下发诏令，命令各地官府以1711年登基的户籍人丁为准，将征收的人丁税银总额定为335万余两。

这335万余两的额征丁银，就成了清朝前期丁银征收的定额基数，明确了以后征税中，人丁税收的具体数额，为以后的赋税改革打下了基础。

康熙是个实干家，为了确保这项政策落实到位，他还明令“如有州县私行科派滋生人丁，可上本参奏弹劾督抚”。

但是这个政策在实施时，又会出现因为农民天王等问题带来的人丁缺失的情况，于是康熙又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采取了以新增人丁代替缺额的方法。

这个方法历经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最终形成了“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以拥有田亩的数量，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这样一来就大大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这才是清朝人口增长的关键。

清朝人口基数、统计范围，人口增长潜力大

在农耕文明中，拥有土地最多的，往往不是农民，许多辛苦劳作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土地。

以“人丁”作为标准收取赋税，在汉唐以及明朝后期一直存在，人丁税也会让很多没有土地牵绊的农民为了逃避赋税，出现藏丁匿口，甚至举家逃亡。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实行，让农民没有了赋税的压力，之前长期隐匿的人口自然也会出现，这也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

而且尽管清朝的版图不是历代王朝中最大的一个，但是其有效管辖的领域，却是历代中最大的一个。

清朝把人口分为边民和腹民，这两类人口“皆隶于所在州府……男曰丁，女曰口”，“腹民计以丁口，边民计以户，皆按丁口编入民数”。

这些被计入民数的人口中，除了汉人、满人和蒙古人，也包括藏、回、黎苗瑶彝，还有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

随着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再加上台湾、外蒙古和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清朝人口统计的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历代王朝。

而且清朝还有两个其他朝代没有的因素，一是能够继承的人口基数大大超过前朝，二是食物结构的调整。

以明朝为例，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566年）统计人口时，总人口只有六千三百多万。

虽然清世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统计的人口数量只有一千四百万，但是九年之后，人口总数已经发展到了九千万。

这九千多万人口，就成了清朝人口增长的起点。

顺治之后清朝政治大致稳定，康熙年间平定了边疆和内地之后，清朝也几乎没有大的战事，安稳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基础。

再加上康熙、雍正推行的赋税改革，人口增长的潜力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发展，最终在道光朝达到4亿人口的顶峰。

而食物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增加。

我们熟知的饥荒年间可以代替粮食，产量又非常巨大的马铃薯，虽然在明朝已经传入中国，但却是道光年间才开始大量种植的。

还有玉米、甘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是在清代才成为平民的主食。

人口增长，必须建立在人口获得物质资料的基础上，而清代高产农作物成为人民日常主食之后，就很好地满足了这个条件。

所以清朝人口激增，固然与政治稳定、生产力发展脱不开关系，也与“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还有人口基数、饮食结构等脱不开关系。

结语

清代的人口激增，虽然因为扩大的生产力让社会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增长过快的人口，也给清朝带来了“人口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资源因为人口增长变得紧张，从而出现了物价上涨的问题。

1712年，康熙帝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他在和大臣讨论米价上涨时就说“并非烧酒等用米过多，而在于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且富户囤积之故”。

除了米价，良田价格也大幅度上涨，康熙时每亩不过四五两银子，到了乾隆时期已经涨到了四五十两银子一亩。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这虽然是社会经济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但后面也隐藏了清代因为人口剧增，带来的社会资源不足的危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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