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益三：改造时爱打小报告，还扇了黄维一耳光，被特赦后泪流满面

1956年初，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人头攒动。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管理所收押的前国民党战争罪犯齐聚功德林，开一场“迎新大会”。

然而，好好的“迎新会”却变成战犯们的“团聚会”。诸如王陵基、杜聿明、黄维、王耀武、文强等近200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久别重逢，真乃恍若隔世。

难怪有人戏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的前国民党将领，比蒋介石还未败退大陆前召开的“国防会”人数都要全。

党中央与毛主席之所以要把这几百名战犯统一安排到北京，不是让他们叙旧。而是出于政策考虑，让这些战争罪犯积极接受改造，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大部分战犯感念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宽大政策，听从管理员的教导，矫正不良思想，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从1959年底至1975年，党中央先后分七批，总共特赦554名国民党战犯。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十余名战犯被特赦，其中包括前军统云南站站长少将沈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

董益三此人在功德林中，善以打小报告出名。为了追求先进，还曾打了黄维一记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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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董益三出生于湖北武汉，父母省吃俭用，为他创造了一个良好宽松的学习环境。董益三没令二老失望，学习成绩一直排名班级前列。

上中学期间，董益三受到老师同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了解，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

1926年，董益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于同年10月毕业。1927年4月，蒋介石发起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宣布“分共”。

至此，历时三年之久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窃取胜利果实，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

此时的董益三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转战南北，历经数场游击战争。

1931年，董益三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两年后保释出狱，此时的董益三千方百计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只可惜，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政权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与革命人士，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调派下，我党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主要耕耘中央苏区与其他敌后根据地。

董益三就这样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3年，董益三偶遇北平《北方日报》社长，兼国民党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余洒度。

余洒度生平履历与董益三如出一辙，先是考入黄埔军校，后加入共产党，因种种阴差阳错又投靠国民党。

此外，余洒度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骨干成员。此番来到华北，就是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当得知董益三也是黄埔军校毕业，曾参加过游击战争，余洒度岂能放过这样的人才？

经他的介绍，董益三背弃革命初心，加入复兴社，于1938年担任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

抗日战争期间，董益三还算老实，没有与我党作对。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被派往美国专攻无线电通信业务。

1947年回国，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

1948年年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协同兄弟部队对湖北襄阳、樊城地区国民党军进行一次城市攻坚战，即为著名的襄樊战役。

驻守襄阳的正是时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与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

战争年代，康泽不知逮捕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与戴笠并称为国民党的“康戴二公”。

而襄阳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康泽手下驻守襄阳的部队主要是川军，解放军这边主攻襄阳的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

因国民党占据地利，还有武器优势，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一定要抢占先机，第一战就要打好，不然后续攻坚作战对我方极为不利。

1948年7月15日晚8:30，总攻开始。激战至16日早晨，襄阳城已经被解放军四面包围，东西北三个门陷落，康泽与董益三被兵贵神速的解放军战士一举活捉。

襄樊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对活捉康泽、董益三非常重视，专门给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报：将康泽与一众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高级长官送往华北关押。

战士们义愤填膺，马上想到毛主席早就说过：苏区覆灭两大元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

大家都以为把康泽、董益三等人押往华北，要进行公审大会，然后枪毙这群无恶不作的刽子手。

但到了北京后，毛主席没有杀他们。理由很简单，毛主席曾自己解释过：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一个就得杀两个，这样杀下去根本无休止，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应当给一条生活出路，这样做对人民，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所以，康泽、董益三是最早一批近距离接受毛主席教诲的国民党战争罪犯，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北京功德林的战犯。

据沈醉回忆，他进入北京功德林后，董益三已经担任学习小组组长。每次公开发言检讨错误时，董益三总是抢先举手。

不仅如此，为了追求先进，董益三还多次检举其他同学，说他们检讨时不够深刻，有意瞒着藏着，导致人缘比较差。

沈醉还说了这么一则小故事，董益三烟瘾很大，积蓄不多，每当想抽烟时，他就只能去捡其他同学的烟头来抽。

沈醉朋友遍四海，经常有故旧寄来钱财或生活用品。出于同学情谊，沈醉就给董益三送上一条大前门香烟。

但奇怪的是，一向捡烟头的董益三却对这条大前门不屑一顾。

其他同学一语道破真相：董益三是学习组组长，你送烟给他难道不是拉关系，想追求进步吗？

从这则小故事不难看出，至少董益三在检讨习方面是严于律己的。

还有一个故事流传的比较广，说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功德林一次战犯公开学习大会上，董益三率先提到：当初中国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前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黄维回了一句：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毛泽东的。

黄维这话立即在同学中引起轩然大波，学习组组长董益三马上跳起来，指着黄维：“你怎么敢说这样反动的话，毛主席怎么能和反动派相提并论？赶紧写上3000字检查。”

黄维是国民党“CC系”陈诚手下头号心腹，被俘前的军职包括地位远非董益三所能比拟，他自是不会听从学习组组长的指派，还洋洋洒洒说了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里的“犬”指的就是董益三，黄维等于骂他是狗。听完，董益三上来就给黄维一记耳光，双方就这样扭打起来。

管理员把黄维和董益三分开后，同学们也劝两位息事宁人。结果令黄维万万没想到，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受到的批评远远超过自己，这让黄维不禁感慨：共产党还是讲公平。

1960年11月28日，董益三与沈醉成为第二批被特赦战犯。在特赦大会现场，董益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特赦后，董益三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

从这之后，董益三一直对工作学习孜孜不倦。每逢暑假，机关工作人员劝他去避暑，他总说：“避暑休养，我不去了，在家休息就可以了，能给国家省点钱。”

但每次政协委员视察参观学习的机会，董益三都不会放过。

1975年6月，新的全国政协文史小组成立，大部分组员都是前国民党战争罪犯，包括杜聿明、宋希濂、董益三、范汉杰、沈醉、文强、黄维……

谁来当组长，则是由大家不记名投票。最终，刚刚特赦的文强得票者最多，第二为董益三。根据投票结果，文强担任组长，董益三为副组长。

中央指定文强与董益三挑起重担，清理积压数年的文史资料档案。每年春天，文强与董益三都会抽出时间，写一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文章。

1989年5月，董益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虽然这些在功德林的战犯曾经与人民为敌，但在中共中央与毛主席的宽大处理下，这些“顽石”们成功得到了改造，并走向新生活。

改造成功的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奔走，给两岸和平的统一带来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至于董益三为何要打黄维耳光，以及在功德林里人缘较差？无外乎还是想早日脱离桎梏。

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没有一个好女婿（杜聿明与杨振宁），更没有好长官（陈长捷与傅作义），有的只是积极改造（小报告）。

参考文献：

[1] 从战争罪犯到有为公民——改造国民党被俘战犯纪实，作者梁德年，文史春秋 2014年06期

[2]《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9月）

[3]《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黄维，《文史精华》，199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