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究竟谁在撒谎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究竟谁在撒谎

引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成就了范仲淹，也让岳阳楼闻名遐迩，至今岳阳楼仍是湖南省知名度最高的景点之一。岳阳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西晋南北朝被称为“巴陵城楼”。

唐代诗人李白在行至江陵时写下“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的诗句，“岳阳楼”之名才由此得来。我们如今看到的岳阳楼在实际上经过多次修整，其中以北宋时期滕子京重修最为著名。

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文中所写的滕子京正是北宋庆历四年间，因泾州公案被贬为岳州知军州事的滕宗谅（字子京）。

《岳阳楼记》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句来总结滕宗谅任职期间的功德，范仲淹对他重修岳阳楼一事大加赞赏。同为北宋名臣，编写有《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却对滕宗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司马光所著的《涑水记闻》中记载的滕宗谅贪污公款、为官不正，重修岳阳楼完全出于谋取私利，不值得被歌功颂德。对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司马光与范仲淹给出完全相左的评价。本就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滕宗谅因此事，风评遭两极分化，一度上升到他本人的作风问题。

“还原”泾州公案，贪污旧账另有隐情范仲淹与滕宗谅同为大中祥符八年所中进士，两人的境遇却大不相同，泾州公案也让后世人对滕宗谅的评价褒贬不一。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滕宗谅在西北的甘肃泾州任知州，当时正值西夏攻打北宋。

在宁夏定川寨一战中，滕宗谅率领的军队不敌西夏，士兵所剩无几，此时范仲淹的援军正在路上。面对敌方优势，滕宗谅沉着应对，他鼓舞城内百姓参与作战，临时组成民兵队伍镇守城池，最终等到援军一举反击西夏敌军。

这一战赢得艰难但光荣，滕宗谅体恤在此战中英勇奋战的将士，依惯例犒劳全军，并为在这一战中牺牲士兵的家人送去抚恤金。这本是滕宗谅树立军心、体恤士兵之举，却被御史梁坚以私自挪用公款之罪弹劾。

宋仁宗派官吏到泾州盘查账目，滕宗谅为免其余人受到牵连，一举将账本烧毁。宋仁宗大怒，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他求情未果，又因账本销毁无法判定滕宗谅贪污之罪，这才将他谪贬至岳阳。

范仲淹秉性刚正，好友“偏袒”所言不实滕宗谅因泾州贪污公款一案而备受指责，其好友范仲淹的维护也被称为偏袒。但作为北宋赫赫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出于私情“硬凹”滕宗谅好官人设之举，与他平生所行之事不符。

范仲淹在北宋官至参知政事，声誉极高，素以忠勇正直、刚正不阿而得名，同在朝廷为官的欧阳修用：“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来评价范仲淹，明朝忠臣方孝孺更是给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的高度赞扬。

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此精神的忠实践行者。范仲淹在朝为官时为百姓谋福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由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整肃了北宋吏治，为朝廷选拔人才，让官吏腐败的现象从根源处得到改善。

施行“庆历新政”期间，是宋朝至建国以来政治最清明、国家最繁荣的阶段。“庆历新政”威胁到了北宋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范仲淹推行新政意志坚定，不愿退让。

对宋仁宗耿直谏言，因此不断受到贵族官僚的弹劾，一年后以结党营私、滥用职权的罪名被贬至邓州。这样一位性情中人，专程为挽回好友滕宗谅的声誉而大张旗鼓创作《岳阳楼记》，实在与范仲淹的作为不符。

司马光等“守旧”老派：重修岳阳楼有功无过与范仲淹意见相左的司马光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成就最高的著作之一。司马光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生平最大的政敌，宋仁宗在位期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主张变法。

二人改革的方面有所不同，却都威胁到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司马光则从始至终都站在新政改革的对立面。王安石变法是大胆创新，司马光主张传统守旧，他在宋神宗继位期间指出新政改革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因极力反对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把十五年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一书中。虽然范仲淹、滕宗谅一派并未与司马光发生正面冲突，但三人同在宋朝为官，必定生有嫌隙。司马光为人沉稳谨慎、忠厚正直，极重宗法律例。

单就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在他看来是劳民伤财之举，前有滕宗谅焚烧账本挪用公款。后又在岳阳花费大量财力、物力重修岳阳楼，这位极看重律例的“守旧”史官自然对他好感全无。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写道：“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意在指责滕宗谅为达成敛财目的，自作主张兴修岳阳楼，并与泾州公案联系在一起，认为滕宗谅自私自利，有悖清廉为官的准则。

滕宗谅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大作为，但除了焚烧账本一事外，在为官期间并无任何出格之举。《宋史》中记载的滕宗谅“好施予，及卒，无余财”，以此赞扬他为官清廉，死后家中无多余财产，可见贪污公款、私自敛财的真实性并不大。

史书提到滕宗谅“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他素来注重教育，被贬至岳阳后兴建多所学宫，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不小的贡献。滕宗谅在岳阳治理仅一年时间，便使当地“政通人和”，经济、政治得到快速发展。

重修岳阳楼的计划也是在“百废俱兴”的前提下实行。除了重修岳阳楼，滕宗谅也治理洪水，修筑防洪长堤，种种作为深得民心。

结语：综上，就史料记载来看，滕宗谅重修岳阳楼一事确为有功无过。范仲淹给好评，司马光却给差评，作者是更愿意相信前者的评价的。至于对广大读者来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么大家认为究竟谁在撒谎，谁的话可信度更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