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柜子里找到一个铁盒

赵宇，1989年出生，浙江丽水人。

讲述 赵宇

主笔 牛牛

01 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虚弱下去

2014年5月，我在浙江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学校在浙江金华。

那一天，天气有些闷热，我穿着件短袖，在学校图书馆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写论文。

阅览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同学们翻书的“沙沙”声。

突然，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是舅妈打来的。我走出阅览室，来到走廊上。

电话接起来，舅妈说：“小宇，你妈妈的病复发了，你赶紧过来。”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一年前——2013年，49岁的母亲确诊了乳腺癌，查出来已经4期了。经过4次化疗后，母亲在丽水中心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肿瘤。

切片结果出来，医生告诉我，你母亲这个情况非常特殊，类型是不太好的。

做完手术，母亲也不工作了，每天陪在外公外婆身边。

几天前，她带外公外婆来杭州旅游，住在我舅舅家。舅妈是省立同德医院的儿科医生，听到我母亲在咳嗽，感觉声音不对，带她去医院复查。

医院检查出来，复发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了。

接到舅妈的电话，我马上赶到杭州，陪母亲住院治疗。

母亲住在省立同德医院的肿瘤科。母亲的病，是最疑难的三阴性，没有任何靶向药可以用，只能通过不断的化疗，控制癌细胞，拖时间。

我学校也不去了，每天在医院照顾母亲，空的时候，在病床边写写论文。

化疗药会产生耐药性，随着一轮一轮的化疗，只能不断使用副作用更大的药物，继续化疗。

到2015年初，几种化疗药都没有效果了。医生建议去做个基因检测，还有几种比较冷门的药物，如果有效的话，还能延续一下生命。

我回到丽水中心医院，把切片样本取来，送到省人民医院病理科做检测。

检测结果：所有药都没用了。

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说，你母亲的情况非常少见，恶性程度极高，这么多年，他们也没见过几例，能不能把切片留在医院，用作医学研究。

我同意了，留了一部分样本在省人民医院。

刚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母亲还开玩笑说，自己是革命小将，不怕死。等医生和她谈话说，已经没有治疗方法的时候，她没法接受，整天不睡觉，在病房里大喊大叫。

我在医院陪了母亲10个月，我精神和身体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

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变虚弱。这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遗憾。

临终前，母亲和我说，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

我哭着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015年4月，清明节前，母亲走了。

02 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一个铁盒

我还没上学，父母就分开了，我和母亲住在丽水老城区的外婆家。

7岁，我在中山小学读书，母亲已经下岗了，她在服装店找了一份看店的工作。

服装店在我学校对面，每天放了学，我到店里写作业，等她下班一起回家。

母亲身材匀称，一米六几的个头，头发又长又密。后来，母亲生病了，开始化疗，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外婆家的地上，沙发上，经常能看到头发。

母亲走后，我回到外婆家，整理母亲的遗物。

母亲的房间10个平方米不到，只摆的下一张床和两个柜子：一个是衣柜，里面是母亲的衣物；另一个柜子矮一些，摆在床边，当床头柜。

我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一个铁盒，上面有一些中国风的图案，看得出原来是个月饼盒。盒子已经没有了光泽，不少地方油漆已经脱落了。

打开盒子，里面是母亲的各种证件。证件上的照片，有年轻的，也有年长一些的。

看着母亲的照片，从小到大和母亲相处的时光，又浮现在我眼前。

还有几本献血证，都是手写的，记录着母亲每次献血的日期和献血量，总共有十多次。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去献血，献血送的牛奶，她自己不喝，拿来给我喝。

我把这些证件整理好，放回铁盒里。

按照老家的习俗，人去世后，要把她的东西烧掉。但我把这个铁盒留了下来。

半年之后——2015年10月，我读研三，学校没什么课了，我回了一趟丽水。

天气特别好，从外婆家出来，我沿着中山街一路往北走，去给母亲“销户”。

走到中山街和戚光街的十字路口，路边有一个“爱心献血屋”。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灰色建筑，外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献血的海报。

从小到大，我路过这里无数次，但从来没有进去过。

这一次，我看到“献血屋”门口挂着块牌，上面写着，龙泉市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有很多人受伤在医院抢救，现在急缺A型血。

我正好是A型血。我进去献了400毫升。

03 这个愿望，就让我帮她完成吧

2016年，我研究生毕业，在杭州的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

工作以后，我每年都会献几次血，我献血证上的记录也多了起来。

2017年6月30日，单位组织集体献血，我报名了。

献血地点在下城区政府，大家在排队采血，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发宣传册，问我们要不要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说到造血干细胞，我想起我初中时的一件事。

那一天是周末，在外婆家吃完晚饭，我和母亲坐在客厅的棕色皮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在放一部纪录片，讲的是浙江一位白血病患者，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但大陆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起步比较晚，只能去台湾寻找配型。

台湾“慈济骨髓库”一位志愿者与患者配型成功，在台湾完成捐献后，工作人员携带着“造血干细胞”搭乘飞机，24小时内送到患者所在医院。

纪录片拍得非常好，整个过程惊心动魄。节目放完了，我和母亲还在讨论。

母亲感慨说，大陆这么多人，还要去台湾寻求配型，有机会她也想去登记。

可惜，母亲后来生病了，没机会入库了。

这个愿望就让我帮她完成吧。

献血现场，我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我愿意加入。

我填了表，留了血样，正式入库了。

我喜欢看纪录片，特别是医疗类的，关于造血干细胞的看过几部。

配型成功率最高的是同卵双胞胎，其次是兄弟姐妹，父母都只是“半相合”。

非血缘关系的就更难了。填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捐献者和受捐者的配型几率，只有几万分之一，有志愿者入库了好多年，也没有等到捐献的机会。

2019年初，我和爱人结婚了。同年11月，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2020年，我考上了杭州的公务员，爱人因为工作调整，去了东阳，我带着女儿在杭州生活。我请了一位阿姨，帮我一起照顾女儿。

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忙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事，我逐渐淡忘了。

04 听到“病情危急”，我心里一颤

2023年2月下旬，天气还很寒冷。

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我刚把女儿送进幼儿园，准备去单位上班，手机响了。

我在幼儿园门口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男性。

他说他是红十字会的，问我还有没有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愿？

我想起几年前入库的事。我说，我愿意的。

他又问我，还在不在原来的单位。

我说，我换工作了。我把新的工作地点告诉他。

我也没多想，以为是时隔多年做回访，更新一下资料。

又过了两个星期——3月10日，我在办公室，手机响了，是一个杭州的座机号码。

电话里是一个低沉的男声，他说，他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姓高，打电话来是通知我，有患者和我初配成功了，有意愿的话，接下来做个高分辨率配型。

我说，我愿意的。

高老师告诉我，如果高分辨配型成功，后面还要做体检，没配上就不用了。

我说，好的，听你们安排。

高分辨时间定在3月15日，前一天晚上，高老师突然给我发消息说：小赵，明天除了高分辨配型，还是把体检一起做掉吧。

我很奇怪，问，不是说等配上了再体检吗？

高老师说，现在患者病情危急，急着需要移植，得加快进度。

听到“病情危急”几个字，我心里一颤。我一下子想起我在医院陪伴母亲的那段时光，那时候，我们无路可走，我只能看着母亲一天天虚弱下去。

现在，有一位陌生人病情很严重，但他还有机会，而我就是他活下去的机会。

我心里涌现了一股使命感，我决定帮助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我十分坚定地和高老师说，没问题，一切听从安排。

05 刚体检完，我们全家甲流了

3月15日早上，我到杭州市区的一家医院，抽取高分辨配型检测血样和体检。高老师也来了，在医院门口等我，他比我年长几岁，身材魁梧。

体检项目很多，有的需要排队，我和高老师坐在大厅里聊天。

高老师说，他之前对接过一位志愿者，高分辨配型成功，捐献意愿很强。但在入院的那一天，他的岳母赶到医院，死活不让捐，最后没办法，只能中止捐献。

这个时候，患者已经在无菌仓，开始清髓了。

“清髓”是指，进行移植手术前，需要使用药物将患者的造血系统、免疫系统全部破坏。如果捐献者此时悔捐，对患者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高老师说，他之所以反复和我确认，也是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发生。

做不到雪中送炭，但也不要雪上加霜。

体检完回来，当天晚上，女儿开始发高烧，烧到41度。我给她吃了退烧药，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半天假，带她去医院。

检查出来，女儿甲流阳性，医生建议全家做一下甲流病毒检测。

我测出来也是阳性，我们家阿姨也是阳性。我没发烧，但感觉很疲惫。

几天后，高老师发来消息说，我的体检结果异常。

我估计是体检的时候，体内已经有甲流病毒了。我和高老师说明了这个情况。

高老师说，等我康复了，再安排我做一次体检。

患者那边的情况如此紧急，我也怕耽误他的病情。那几天，我努力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多休息，争取让自己早点恢复。

又过了一周，我又去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这次各项指标正常了。

4月12日，高老师发来消息说：我通过了高分辨率配型，和患者是“全相合”。

高老师又说，本来按照流程，没那么快捐献的，但患者那边等不及了，希望我安排好时间，下周六（22日）入院，开始采集前的准备。

06 我又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4月22日早上，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

我和女儿说，爸爸要去出差几天，让她在家里听阿姨的话。

来到捐献的医院，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楼下等我了，他们带我到20楼。这一层是血液科病房，走廊尽头就是捐献者住的“爱心采集室”。

住进病房后，护士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动员剂”。

造血干细胞在外周血液中很少，需要通过注射动员剂，加速骨髓中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释放到外周血中，才能进行采集。从我住院开始，每天要打两针，一直到26日早上捐献。

第一天打完，我没什么感觉。打到第二天第三天，身上的酸痛感越来越强烈，加上我有点害怕，针头一碰到我胳膊，胳膊就开始颤抖。

本来，爱人要来医院陪我的，前一周她和单位请好假了，但单位临时有任务，来不了了。我们每天只能通过视频聊聊天。

捐献前一天，4月25日下午，爱人打来电话说，她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得知我要捐献，还是想办法给她调了一天休，她下班就坐高铁来杭州。

晚上7点，我从医院出来，步行到“西湖文化广场”地铁站接她。

她穿一件深蓝色的长袖，扎着马尾辫。我们手牵手，从地铁站走去新市街夜市。

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在风中轻柔摇曳，夜市的摊位上已经点起了一盏盏灯。

我和爱人谈恋爱那时候，常来这里约会。时隔多年，重新来到这里，我又有了恋爱的感觉。

我和爱人是2017年底认识的。

她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很想为农村发展做点什么，她特别想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异样的光芒，深深地吸引了我。

2019年，我们结婚了。孩子一岁的时候，她因为工作调动，去了东阳，我们开始长期异地分居的生活。周末她坐高铁过来，才能见一面。

2020年，疫情开始了，我们聚少离多，几个月才能见一次。

现在回想起疫情的那段时光，恍如隔世。

07 捐献对象是一位女性，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

4月26日早上7点30，护士给我注射完第9针动员剂，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

我两只手臂各扎着一根针，血液从一只手臂出来，经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出造血干细胞，余下的血再从另一只手臂流回体内。

随着我的血液一点点经过分离机，我身体的酸痛感也慢慢减轻了。

中午12点，历经4个小时，共采集到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我成为了浙江省第9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完当天下午，我和爱人就回家了。女儿有点发烧，没去上幼儿园，阿姨在家照顾她。

女儿看到我们回来了，跑过来给我一个拥抱。

女儿问我：“爸爸，你去哪里了？”

我说：“爸爸去医院了。”

女儿说：“爸爸是不是生病了？”

我说：“爸爸是去救人了。”

捐献完，我感觉有些疲惫。医生建议我，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回到家后，我吃了香蕉和椰子，休息了几天，恢复如初了。

有不少朋友得知我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一根针扎在骨髓上，抽出来的。

我说，没你们想的那么可怕，和献血差不多，胳膊上扎针。

5月4日，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发消息给我，说患者顺利完成了移植，对方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已经到了红十字会，他们会转寄给我。

5月5日，我收到了转寄的感谢信。

信写在一张横线的稿纸上，刚开始字有些潦草，后面越写越工整。

捐献造血干细胞，一直实行“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患者是不能见面的。我只能从信中了解到她是一位阿姨，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

信上写道：

当我查出自己患病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走向了无尽的深渊。但当我得知，有一位好心人，与我是全相合，并且愿意捐献时，我又看到了希望。

感谢您给我带来全新的生命，也让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温暖。

读完信件，我已泪流满面。

埋藏在我心里多年的遗憾，彻底释怀了。

我想起电影《星际穿越》里的一句台词：父母是孩子的幽灵。

母亲虽然离开了，但她好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直指引着我，一步步走到这里，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现在，我已经全部接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