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史话》：详述西路军突围过程，400余部抵达新疆始末

“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这是2019年8月20日，习总书记在甘肃省高台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参观时讲的话。

本文资料引自甘肃省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史志办陈金荣著《红西路军史话》部分章节。

“我要用一生，讲西路军的故事。”

这是《红西路军史话》作者陈金荣为之奋斗一生的誓言！

陈金荣老人，头发花白，国字脸，中等身材，大高个，衣着朴素，是一位典型的西北汉子，如今已年逾六十。

陈金荣在甘肃省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三十余年间，潜心研究西路军在河西革命的历史。足迹遍布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西路军征战过的每一个地方……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麓康龙寺石窝山举行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石窝会议”。

会上，陈昌浩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

2、剩余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去打游击，保存实力，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

3、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午夜时分，由西路军余部分别组成的3个新的支队，开始分散转移。

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红30军千余人组成，到左翼大山打游击，李卓然率西路军工委随左支队行动。

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率红9军剩下的约500余人组成，到右翼大山打游击。

中路支队：由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总部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率领特务团一部、伤病员、妇女团余部及总部的干部战士组成，就地坚持游击战。

左支队已经出发了，右支队全体指战员也整装待发。王树声、孙玉清、杜义德带领前卫排走在最前面，朱良才和方强走在队末收容伤员，李聚奎和徐太先在路边等电台。

黎明即将到来，王树声命令大家全部上山。部队到达山顶后，却看到敌人的骑兵追了上来。刚刚编组完成的右支队再次被敌人冲散。王树声单独带着20余人翻过另一座山头，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挨到傍晚，天色渐暗，马家军鸣锣收兵。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收拢队伍，清点人数仅剩200余人了。

次日天明，当右支队这200余人行至康隆寺附近时，再次被敌人的骑兵发现，一场激战过后，只剩下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方强几名干部和十几名战士冲了出来……

临时商议后，决定化整为零，就地分散，各自寻找机会渡过黄河返回陕北。由此，右支队仅一天一夜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由曾日三、毕占云率领着的中路支队，突围的当晚即与敌人一个团糟遇。

曾日三、毕占云率领中路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后，终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余部被俘，只毕占云、欧阳毅等几个人突出重围。仅仅一夜，中路支队也不存在了。

至此，新编组的3个支队，就只剩下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1000余人了。

李先念、程世才带着这支部队，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拉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翻山越岭，迤逦前进，却始终无法摆脱马家军的尾随追击。

为了迷惑追兵，左支队专门安排几名战士在队伍后面扫雪，把部队走过的脚印扫平。两天之后，敌人终于被甩在了后面，但左支队的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吃粮有困难，穿衣也有困难，最困难的是无法医治伤病员。不少同志手和脚冻坏了，伤口溃烂，成天流脓流水，但是没有药，没有纱布，无法治疗护理。

第三天，部队到达干涸的柴沟河边，部队原地稍作休息，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去探望躺在担架上的30军副军长兼88师师长熊厚发。

发着高烧的熊厚发两颊已经塌陷下去，左臂用布条挂在脖子上，衣袖上满是血污。因为没有药品，伤口已经腐烂生蛆。

熊厚发对李先念说道：“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我死了也倒没有什么，但我不想再给部队增加累赘了。你们要赶快往前走，就把我放在这里吧！”

短短的几句话，熊厚发是分几次才有气无力地说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心如刀割，四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抱头痛哭。他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生死死的战斗岁月，怎么忍心把厚发扔下呢？

熊厚发一再催促：“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

最终，为了全军的安全，经讨论决定，让熊厚发藏在附近一个凹陷的石崖底下，给他留下一包盐清冼伤口，并留下一个排保护他，就地坚持游击。

就要分手了，李先念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熊厚发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道：

“政委，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我就是死了，也是为革命而死，毫不惋惜！”

1937年3月22日，熊厚发和他带领的战士们在祁连南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与敌人搜山的马忠义部遭遇。虽顽强战斗，终因众寡悬殊，最终英勇牺牲。

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左支队继续西进，翻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深谷，登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高原。

最初进入雪岭时，红军还可以碰到一些蒙古包，向牧民买到一些牛羊肉、青稞、毛毡、衣物等物资用于补给。

后来，敌人下令封山，把老百姓全部赶走了。红军接连几天找不到一个向导，只有靠指南针走路。找不到粮食和炊具，就用牛马粪烧野羊肉，用刺刀当菜刀，用脸盆作锅，用擦拭枪膛的通条串了野羊肉在火上烤来吃。

一个班分到拇指大小的一块硝盐，全班战士省了又省，整整吃了7天。长期的缺盐缺碘，使得战士们个个面容浮肿，眼窝深陷。

为了生存，为了不让队伍垮掉，为了多带出去一个人，为革命多保存一些力量，部队决定将骑兵连的战马统统杀掉，让战士们充饥。

望着跟随自己一起南征北战、驰骋沙场的战马，一匹又一匹的倒下，指战员们个个心如刀割，泪眼婆娑。

20多天后，骑兵连的马被全部杀完了，开始杀军部首长的战马了。首长们的警卫员骑着各自首长的战马来到各营，将马匹交给营长、教导员后，都不敢回头看上一眼，红着眼睛便迅速离去。

送到3营的是一匹大白马，那是30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坐骑。3营的战士们卷卷衣袖，正准备动手杀马。

一个名叫秦小明的战士，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了这匹马，高声喊道：

“这是李主任的马，我认得，之前我昏死在路边，就是李主任救了我，还让出马让我骑，就是这匹马驮着我，我才活下来的！”

秦小明抚摸着马背，不住地哽咽：

“首长的马，我们不能杀！我宁愿饿死也不能杀首长的马！”

夜里，3营营长牵着这匹大白马来到军部，刚好遇见其他营的干部也先后把首长们的马匹送了回来。

军首长们顿时明白了战士们的心意，李先念说道：

“不吃点东西，明天怎么走路？叫大家把马杀了吧！你们把马牵回去，告诉战士们，在我们共产党队伍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战胜敌人，冲出重围的！”

左路军与中央已经失去联系好长时间了，仅有的一部电台，因为没有电池，也没有汽油，无法工作，电台工作人员决心把汽油发电机改成手摇发电机，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1937年3月23日，部队到达青海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傍晚，电台人员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将汽油发电机改成了手摇发电机，左支队终于与中央联系上了。

党中央指示左支队：

“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内蒙古，去向由左支队自己决定，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去迎接你们。”

左支队立即连夜开会，研究中央的指示，决定前往新疆，并上报中央。

1937年4月中旬，左支队1000多人翻过乌兰达坂，进入疏勒垴的考克塞。这里住着盐池湾部落的部分蒙古族牧民。

因为长期蒙受反动欺骗宣传，整个部落只剩下无力搬走的贫苦牧民诺尔布藏木、艾仁青、诺尔布特力三户人家。

左支队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命令战士就地休息，并派出警戒以防马家军偷袭。先遣队政委在裕固族向导东那格的陪同下来到了牧民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向他说道：

“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从太平世界来的。”

诺尔布藏木被红军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他联系其他蒙古族牧民给红军买了两三百只羊，并毅然决然地担当了红军向甘北平原进发的向导。

诺尔布藏木带着左支队由考克塞出发，沿疏勒河支流查干布尔嘎斯，跨过野马河谷，又从野马河翻过大公岔达坂，走出祁连山，来到了石包城。

左支队指战员在长达40天的行军中，第一次吃到青稞面，第一次尝到盐巴味，战士们的眼里喷出了火一般的光彩，激动的红晕从青黄的脸上泛了出来。

在诺尔布藏木的带领下，左支队越过上水峡口、横巴浪沟，翻越搂搂山，上下路口湾，沿着踏实河（即榆林河）畔前进，于4月22日来到了安西境内的蘑菇台。

左支队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走了整整43天，翻过了无数座大小起伏的山峦雪峰，徒涉过寒彻骨髓的疏勒河激流，终于在牧民的帮助下，走出祁连山，到达了甘西平川，全军还有903人。

当左支队先头部队到了蘑菇台的时候，正是黎明时分，遇到了几经兵荒马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道长郭元亨。

郭道长挽起袍袖，又打躬又作揖，表情极是谨小慎微。

一位连长双手扶起郭道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气地解释说：

“天还没有大亮就打扰您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行军经过这里，请道长不必害怕！”

听着这似懂非懂的话语，看着红军真诚的笑脸，郭道长对红军尊崇之情油然而生。他拉着这位连长的手，招呼战士们走进道观。

上午10时，后面的部队也来到万佛峡。郭道长随同连长前去迎接。30军军长程世才紧握着郭道长的双手说道：

“感谢道长的好意，我们转战祁连山已经40多天，到了兵困马乏的地步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盐巴，没有粮食，处境非常严峻，请您给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郭元亨忙说：

“贫道等三人深居山中，晨钟暮鼓，接待香客，依靠庙产度日，承过往香客接济，生活也还过得去。贫道虽是山野道人，也日诵经文，晓得一些道理，扶助义军乃是我道门责无旁贷的义务。”

不一会儿，郭道长就送来了2石4斗小麦，6斗黄米，30斤胡麻油。随后，另外两个道士赶来了两头黄牛，20只羊，还用马驮来了4口袋硝盐。

最后，郭道长牵过一匹棕红色的马：

“这匹马虽体单毛长，但脚力颇佳，贫道愿将此马相赠，以供长官长途驱使，万望长官笑纳。”

程世才军长坚持不收，郭道长定要相送。程世才谢了郭道长一番好意，遂将马匹收下。

这时，参谋将郭道长送给红军的粮油、牲畜列成清单递交给程军长。程军长接过清单仔细看了一遍，随后从参谋手中接过笔，签上“程世才”三个字。

程世才将收条交给郭道长：“今日所借，日后定当奉还！”

夜半时分，红军又启程了。郭道长送了好长路程，还不肯回观。不久，马家军尾随追至万佛峡，得知郭元亨道长资助了红军，并搜出了郭道长收藏的那个借条，便以“通匪”的罪名，将郭道长捆绑吊打，逼他拿钱赎命。

郭道长无奈，交出100块大洋和多年积蓄的三两六钱黄金，马家军才告罢休，但将程世才签字的借条撕得粉碎。

1961年6月3日，郭道长写信给程世才，要他证明24年前援助红军一事。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于12月9日复信，证明此事，肯定郭元亨老先生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

程世才还对已被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郭元亨表示鼓励，再次感谢他对革命的帮助。

1937年4月26日，左支队800余人行军90里到了安西县城西北方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

白墩子四周都是大漠黄沙，古时是新疆与内地传递信息的一个驿站，而今已成为过往行人歇脚喂马的休息之地。

红军正要喝水吃干粮，休息一会儿继续西进，突然，警戒部队发现远处尘土飞扬，马蹄踏踏，竟是2000多马家军驰追而来。

李先念、程世才立即命令全军撤到白墩子村外。

在村外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红军指战员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人骑兵部队展开猛烈的射击，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

左支队首长冲出白墩子后，敌骑兵迅速追击而至，徐明乐等6名军部警卫员和263团的一部分战士掩护军部向西转移。

这时，300余马家骑兵挥着大刀，嗥叫着冲杀过来。当敌我相距三四十米时，战士们一齐开火，飞蝗般的子弹射向敌人。冲在最前边的敌人从马背上倒栽下来，有的跌下马背后，脚还套在蹬里，被马活活拖死。

战士们又向敌群投出一排手榴弹，20多个敌人当即毙命，暂时退了下去。但由于敌军善骑，回旋性强，对于徒步的红军仍然威胁很大，稍作整补后又重新扑了上来。

为了保存实力，以西进新疆为目的的左支队，在敌强我弱、濒临险境的情况下，不与敌人死打硬拼，且战且退，向西北转移到50里外的红柳园，西征中的最后一场恶战，便在这里开始了。

眼看着尾追之敌节节逼近，形势异常严重，如不给敌人以重创，便很难甩脱敌人。为此，左支队首长毅然决定，利用沙丘作掩护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以后，向戈壁滩深处转移。

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与尾追之敌展开激战。顿时，沙丘上下烟尘滚滚，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刀撞击声震撼袭来，响彻大漠上空。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战士的子弹打光了，仅有的一些手榴弹也投进了敌群，火力渐渐减弱之时，马家骑兵冲破红军防线，把红军各部分割包围，企图逐个击破。

程世才眼见情况危急，命令268团3营向敌人发起反突击。副营长谭庆荣带着9连与敌人拼杀时，子弹打光就用大刀砍，用刺刀捅，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但3营也伤亡巨大，部队所剩无几。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辽阔的大戈壁像一望无际的海洋，起伏的沙丘仿佛是汹涌的波涛，灰褐色的沙丘上，长着一丛丛干枯了的红荆和沙柳，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

沙漠上还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方圆百里又无水源，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夜里的茫茫戈壁，一片漆黑，左支队最后的余部，拖着沉重的脚步，踩着没到脚腕的沙子，用看北斗星辨别方位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向西行走。

天亮后太阳渐渐升高，戈壁滩升腾起了难耐的暴热，战士们张着嘴喘气，嘴唇干得裂开了血口，但是一点水也找不到。不时卷来的一阵阵大风，豆粒般大小石子都吹到了空中，雹霰般地打在人们的脸上……

大风停息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指战员的嘴里、鼻子里、领口里灌满了沙子，脸上盖着厚厚的尘土，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在转动，喉咙里渴得像在冒火。

白天过去，又是寒冷的黑夜，戈壁滩上的黑夜比祁连山中还冷。这时，不仅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而且还不能休息，谁要是躺下来，就会永远爬不起来。

第三天，侦察分队发现前面有一个湖。部队一听到有水，一个个精神大振，加快了步伐。果然，在一座小小的山脚下面，有一湖碧澄澄的水，部队一拥而上，跳进湖里痛喝。

星星峡，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是新疆东部的重要门户。危岩峭峻，巨峰拱列，有一条弯曲的小径从峡谷中穿过。峡口东部，有几株枯树，几间独屋，使这座塞外古堡更显得萧条、清冷。

4月27日下午，268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以及周纯麟、曾玉良、陈德仁、李培基、唐其祥、肖全清等10多名红军官兵最先来到星星峡。

他们衣服破烂得露着皮肉，身带斑斑血迹，头发、胡子都很长，一个个像极了“野人”。

此后，每天来到星星峡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少则十来个，多则二三十个。

几天之后，新疆军阀盛世才派出汽车帮助寻找西路军将士，在距星星峡30里开外的地方，找到了李先念、程世才等10多名高级将领，将他们接了回去。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派来的40辆载运被装、食物和药品的汽车到达星星峡，前来迎接和慰问左支队。

左支队的红军将士在历尽艰危和受到严重挫败之后，终于见到了亲人，莫不欢呼雀跃。

陈云向左支队的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

“你们辛苦了，受罪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的，壮烈的。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成熟！”

陈云勉励大家：

“不要悲观，不要泄气，现在剩下的这四百来人，是在烈火中锻炼出的钢和铁，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这几百人将会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革命大军。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一切反动派，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1937年5月4日，左支队和中路支队幸存的400多名干部战士，乘汽车从星星峡出发，经哈密、吐鲁番、鄯善，向迪化进发。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将士悲壮的西征历程，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