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宋教仁被刺案——政治暗杀解读

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有成功有未遂,此伏彼起,接二连三。被暗杀的对象,有在朝也有在野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还有手握兵权而叱咤风云的军人。由于暗杀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变也不算少，其中，民国初年的宋教仁遇刺案，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暗杀史上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起。

以往对宋案的解读，只限于宋的政治主张和袁世凯及其属下的执政意图，多从议会道路、政党政治与独裁心胸专制思想的对立入手,近年来尽管时有新论,但依然没有脱离进步与倒退的思路。其实,宋案以及宋案前后的其他暗杀,还可以有另一种读法。

分析宋教仁遇刺案不能不先回顾一下此前的暗杀活动。清末至民国的政治性暗杀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前,基本只有革命家从事的暗杀清王朝似乎不怎么使用这样的手段,大概他们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

反清排满的革命家们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只好靠暗杀解决问题。谋杀封大吏恩铭和王之春、袭击当朝重臣铁良、谋炸考察宪政五大臣、行刺摄政王,这一系列暗杀让当时的中国政坛惊骇不已清末革命家所进行的暗杀,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

参与策划刺杀铁良的有章士钊和俞大纯。前者人们比较熟悉,而后者之父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其子即俞启威(黄敬)。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万福华章士钊俞大纯吴樾徐锡麟再加上袭击摄政王载注的汪兆铭,都是学养深厚之士。

清季的革命暗杀是英雄式的行为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意义好像比目的更为重要。除了恩铭被杀之外,其余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可谓未遂。而且恩铭遇害后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的代价也很惨重,显得有些得不偿失。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刺杀的对象是死是活,也不论自己可否脱身，而是比较看重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巨大影响每次事件之后,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精神都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暗杀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杀式的壮举，远比死一两个清廷官更更有价值。

万福华行刺王之春细读之后，你很难相信这也叫暗杀。章士钊在《书甲辰三暗杀案》中如此描述其过程:“福华目击之春马车到门,漫假而之春与仆,肩随登梯而上。福华刚毅木讷人也,而心怦怦然动。顾久而久之,非微寂无枪声(原定由另一刺客陈自新先开枪)，且之春又与仆肩随蹑梯下矣。时则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福华一怒而断不遑筹思,急出之春前,拔枪拟之。顾机屡拨而弹不出,两造俱木然不知所为,旁观者糜集,亦俱无所措手足。正僵持间,卒于人声鼎沸中,捕者骤至,出福华以去。”

汪兆铭刺杀摄政王，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人,好像也无人在乎摄政王的生死,这样的行为可否成功,大家更钟情于年少有为的汪兆铭如何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在狱中与陈璧君的那段情缘故事才是历史的兴奋点那时的暗杀，只有徐锡麟杀恩铭案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恩铭死了,徐锡麟被捕后处以极刑但这不仅仅因为发生了命案并且还在于徐锡麟行刺后发动巡警学校起事。

而其他的暗杀,其对象活着不说,行刺者也没有受到本应受到的严重惩处,株连瓜蔓就更少。吴樾是自毁,事件过后仅有介绍他住进桐城试馆的户部主事金寿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无牵涉。汪兆铭、万福华尽管入狱，但发落不算很重。依照章士钊的说法“大抵清廷末造,惬怯成风,不敢滥兴大狱，以耸中外视听”

清末暗杀之所以蔚成风气，既是受欧洲革命、俄罗斯党人的影响,也是那时革命党对时代的认知。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日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如吴樾所言,具“杀一做百”之效。

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只有一个安徽巡抚恩铭，是因为接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党人名单要他拿办,才遭徐锡麟射杀。徐近视,恐不中,于是在恩铭身上连发七枪。而恩铭对徐还有知遇之恩,视徐为心腹知已,接到党人名单后找徐商议结果惹来杀身之祸。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

辛亥革命后，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英雄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粥,彭家珍与过去的英雄刺客一样当场身亡;良粥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推波助澜。

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民国初立，中国的政治暗杀出现了重大转变。

一是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也热中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之一的陶成章在上海被杀，而他原本就是主张靠暗杀进行革命的人，不料自己却死于此道;1915年，知名新闻记者黄远生又在美国旧金山遇害这两起刺杀事件的主使都来自革命党内，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即便是同道，照样不能容忍。

二是执政者也利用暗杀手段铲除异已。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教仁由上海乘火车北上,在北站遭狙击，这是一起当局进行暗杀的典型事件。由此可见,民国毕竟不同于清廷专制公开肆意捕杀异已为社会所不容，只能靠暗杀维护自己的权威。

三是刺客的目的变为单纯杀人,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是否英雄壮举;他们不再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们的刺杀任务常常被一层层布置下来其间环节之繁复为的是避免幕后主谋暴露于天下

“政府害贤良，同人哭国殇。问何如此忌妒?为斯人权尊内阁，久抱恐惶。四面旗鼓两相当,天生豪杰敌魔王。由长江,达上海，四处演说,吓煞虎狼。十二金牌催下手,就地贼戕,适当正月赴车场。祸来天半,身中三伤,魂随梅柳渡春江。悲声五族，色减三湘。举眼望穹苍,两泪盈行。想你我两两契合，盟证三生石上,到如今天涯海角两杳茫。一腔愤气,四坐围商,孙先生愿率两师北伐更有作为,也更有言论。他正锋芒毕露,跃跃欲试呢。

“倘许我作愤激语，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厉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这是汤化龙挽宋教仁联,曾传诵一时。汤并非国民党,而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民主党领柚,但他与宋教仁私交甚厚。这就是宋的人品!宋非但是同盟会直至国民党内数一数二的杰出人才，而且也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青年翘楚,口才好,精力充沛,知识面广,组织能力强，与人交肝胆相照,政治素养和文字功底更是出类拔萃。

据说民国初年,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可以一夜之间挥就大法。袁世凯对宋的才华也极其欣赏,曾希望他进京组阁,发挥特长。袁克文后来回忆其父袁世凯时说,袁言及宋教仁之死曾挥泪不止,就是因为惋惜宋的才干然而,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人物往往也最能得罪人。宋教仁就是个直言不讳的性情中人，党内有人不满,党外也有人总恨。

宋教仁主张的是责任内阁,而责任内阁必须是政党内阁,也就是由议会多数党组阁,总统是虚位,可以不负责任，所以他说要“争内阁不争总统”。其实这也是当初许多革命党人答应与袁世凯妥协，同意推举袁世凯为总统时设下的伏笔。正像有的史家所认为的那样,民国初创时,模拟的是美国制度，而宋企图将其改变为英国式。当然，这种结局必然为袁世凯阵营所不能容忍。

宋教仁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属于热血青年,是那种英雄式的人物,这种人的特点就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不惜早一些慷慨赴死。清末革命时如此,民国初年这种精神依然延续,既然死都不怕,开口也就更加无忌了。在国民党选战大捷之时，宋教仁正在家乡湖南桃源探母尽孝享天伦之乐。闻讯后他立即动身,沿长江各地演讲,说的都是触犯时忌的内容,有的时候攻击袁世凯及其政府有的时候竭力鼓吹应该由议会多数党组成清一色的政党内阁，听者欢呼雀跃，听众涌动如潮，国民党的舆论也在一旁助兴甚至提出要重选总统。

即使如此,袁世凯仍然接连电邀宋北上赴京共商国是。谁都感觉这是宋要组阁的迹象。当有人听说政敌即将对放言高论、锋芒过露的宋教仁下手,便劝宋不要赴京送死。谭人凤在汉口曾对宋说:“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宋回答:“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戒备之说,前在湖南亦有以此言相勤者，实则杯弓蛇影之事也。”

可惜,3月20日晚，一代政治英杰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月台上,当着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大群送行者的面，被刺客一枪击中要害,两日后不治,成为中国民主的先烈。

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究竟系何人主使?近百年来说法不一,但惨案发生以后多数人都一口咬定为袁世凯。因为宋死之后他是实际获益最多者再加上宋案相关人员纷纷离奇死亡,人证一一丧失，袁世凯，似乎也就成为所有推理最终应该指向的嫌犯。遗憾的是,对其他人的指正均有铁证只有对袁的怀疑始终是揣测。

黄兴的挽宋联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他将这三人放在一处直接对准袁世凯，显然指袁暗杀成性。可是,杀吴,属于上级派人处死有谋反嫌疑的下级;而杀张的主谋是黎元洪，并且由军政执法处逮捕处决更像是一种捕杀。

什么是政治暗杀呢?革命式的暗杀是反当权者对当权者的暗中袭击;而当权者对异己的暗杀,无论暗杀的最终最高获益者是否知情或亲下杀令，其表面都会坚决否认，甚至还会查处、缉凶,直至然办凶手。

宋教仁遇害后，袁世凯立即表示要彻查案情,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上海地方检察厅租界巡捕房以及程德全、黄兴、伍廷芳、王宠惠陈其美这些政坛名流都参与查案，可谓公开透明。但是,结果却令袁世凯特别尴尬。原来,凶手是流浪汉武士英(本名吴福铭)他曾是军人在穷困潦倒之际被应桂馨(本名应夔水)所收买,而应的背后竟然是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洪又听命于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洪与袁世凯还沾亲带故赵又是全天下都知道的袁世凯的心腹加铁杆。至于袁本人究竟知不知情,真是死无对证。

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辩。我虽不杀逐初逐初亦由我而见杀更何辩也焉!彼明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予杀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子隐父过,情理之中不过他引述的袁世凯的这番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无论袁是否参与暗杀赵和洪显然将这一举动当作护袁拥袁的重要一招,而且赵还有私心，他怕来京后真会取代他当上了总理。只是这一招过于拙劣,反让袁世凯格外难堪,结果他们自找倒霉。其实难堪的还不止袁世凯，国民党方面也没面子,只是当时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北京，国民党的尴尬不怎么引人注目罢了。赵秉钧已经写过加入国民党的暂愿书其内阁，也是在黄兴等人极力疏通下经国民党议员支持通过的，内阁成员还纷纷加入了国民党，有人就戏称他们为国民党内阁。

而刺宋的关键人物之一应桂馨居然也是个革命党，以前是策动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的下属,后来又混在陈其美处。怪不得袁克文后来一口咬定刺宋的主谋事实是陈其美。因为陈其美听宋教仁说过,今后组阁要改为“大公无党”于是为了党的利益才痛下杀手。袁克文的这些说法尽管不能轻信,但也不妨自成一说。尤其陈确实也是个暗杀老将,此前杀陶成章,有他的份儿;此后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又有他的份儿。无巧不成书他自己最后竟然也被暗杀。

就宋教仁案审理本身看可以说基本依法行事，一干嫌犯,无论是何来头,有什么背景,均被收审或通缉，只有赵总理坚持不到庭,但法庭敢于传他到庭,也是法治。何况最后他还是引嫌辞职了。宋教仁死了,相关嫌疑人也相继见了阁王，几乎都不得好死,尽管不是依法治罪,却是天理昭彰而且罪犯嫌犯一个不留还搭上了一个国务总理，也算公正。在那些民主国家,也未必可以做到这一步。人们想想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的遭遇等等,就会有所感悟。

过去我们对历史上的政治暗杀,往往特别愤恨，也非常敏感，一听什么人在某某治下被暗杀无论某某是否知情，一律都当作一种特大的罪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好像这是一种专制独裁的象征。其实,暗杀在宽松的社会不那么独裁的社会甚至是民主的社会，更为流行。

因为暗杀恰恰证明社会不认可这种杀害，朝野否定这样的举动奥论谴责如此行径,所以,只能采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如果放在公开专制独裁的社会,想杀想捕听凭统治者一句话，御用舆论还会跟着制造伪证谁敢说个不字!事后也无须劳神费力地追查审判、讲好听的,在那里装模作样。

对异己力量采用暗杀的方式,也注定死于这种方式的受害者只能是极少数假如是绝对的专制独裁,完全可以用任何一种罪名或者无需罪名就将异已公开铲除干净,比如大清洗,比如搞运动,比如大屠杀，那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生命

宋教仁遇刺的时代当然离真正的民主法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起码社会表面上认同了民主法治的形式，至少统治不能安为。袁世凯是总统他要下令彻查,要慰问;赵秉钧是执政的国务总理,洪述祖是国务院秘书他们都不敢承认，还要竭力辩白。试想,换个时代,如他们这样权位的人有此必要吗?

宋教仁被杀,从此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另一个方向驶去。黄兴等人希望以法律解决宋案,孙文等人主张讨伐,最后,讨伐压倒依法，“二次革命爆发,他们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便被镇压。有的国民党人被屠杀,有的投奔袁世凯摩下.有的偃旗息鼓藏匿起来,有的逃往南洋,孙文、黄兴等中坚力量先后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也使国民党逐步丧失了在北京政治舞台的合法地位执政者不必再用暗杀手段解决反对派了，国民党议员被公开拘捕被公然杀害，国民党籍大员被解职,国民党组织被武力解散,国民党机构被军警查封，凡是与国民党有关的议员终都被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共计四百三十八人。自此,国会无法继续开会，只得解散,议会政治彻底瓦解。从此南方革命政治势力与袁世凯阵营彻底决裂袁世凯也走上了专制之路,直至君临天下。

但是,就在宋案之后国会解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议员的参与下,北京的国会竟然还做了许多事情:他们先是选举正式总统,第一次票袁世凯未获当选票数，国会外闯来了数千人组成的所谓公民团将国会包围,逼迫议员选出袁世凯。有外人来通迫,就证明国会还管用,不经过国会还不行;国会里面有严重分歧,有分歧就证明国会内还有民主,如果一致举手,何需再来通迫?

参、众两院产生了各党各派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六十名，随后在天坛起草宪法,制宪期间与袁世凯不断争执,针锋相对,不依不饶。国会经常将代理总理段祺瑞以及各部总长叫去口头质问，质问所涉有非法拘禁议员财政预算、借款、高级将领自等问题,被质者时常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两院不断有质问书提交涉及外交文化经济、财政、军事政治，上至国务院各部下到地方大员,均道究诘。其中就有关于宋教仁案要犯洪述祖久不引渡质问书。在国会上,弹劾案议决一个接着一个。有弹劾全体国务员、弹劾总理、弹劾财政总长弹劾海军总长、弹劾河南都督、弹劾甘肃都督等等，吵来吵去,非常热闹。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会解散,这些议会政治的民主景致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

宋教仁被暗杀了,但这一暗杀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是专制独裁,而是表明,当时中国社会比较自由宽松，政坛也正散发着民主法治的微热。尽管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县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