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之国：乐山大佛和他的“兄弟们”

岁月流逝与王朝变迁，往往会让大佛遍体鳞伤，甚至永远消失，巴蜀过去的大佛数目，远比今天所能见的更为恢宏。

“江阁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宋代诗人陆游在嘉定（今四川乐山）能仁院看到一尊高约数米的石像，当地人告诉他，唐代为了开凿乐山大佛，曾尝试一些规模略小的大佛作为蓝本，经过多次试验方才动工。能仁院里的这尊石像，便是乐山大佛的蓝本。

时过境迁，当年的能仁院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尊大佛也是踪迹全无。几年来，我在深山老林中考察了诸多大佛——荣县大佛、半月山大佛、牛角寨大佛……每到一处，老乡总会告诉我：“这是乐山大佛的哥哥。”“乐山大佛就照这个模样雕出来的。”南宋年间蜀人对陆游说的话，至今仍飘荡在我耳中。难道当年为了开凿乐山大佛，曾在巴蜀开凿了诸多蓝本？

牛角寨大佛，龙泉山中的半身佛

四川仁寿县的牛角寨大佛，因未完工，也就更具有蓝本的意义。大佛地处仁寿县高家镇鹰头村牛角寨，高15.85 米、宽11 米，依山而凿，嘴唇微闭，双目平视东方，头有螺髻，千百年的风吹雨淋在大佛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痕迹，眉角爬上厚厚的青苔，鼻子、嘴角也由于岩层风化脱落形成“白斑”。

如此体量的大佛直到1982 年才为世人所知。那年夏天，仁寿县文管所工作人员邓仲元到鹰头村做文物普查。老乡告诉他，自己到牛角寨割猪笼草，扒开枯藤，发现里面藏了个大佛头。邓仲元找了几个村民，将岩壁上的枯藤、枝桠清理一空，一尊大佛在那个傍晚重见天日。

大佛前的坡地迷宫般遍布上百个大石包，其中十六块分布着101 龛1519 尊唐代造像，题材有千佛、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等等。可以想象，以大佛为中心，这些石窟组成了完整的朝拜空间。

令人不解的是，乐山大佛是全身坐像，双手抚膝；牛角寨大佛只刻出头部与胸部，胸部以下与山岩融为一体，双手合十于胸前，手的比例与全身极不协调，应该是后世补凿而成的。村里的老人们说，过去祖辈说村里有尊大佛，工匠先造了这尊大佛，尔后才背着行囊去开凿乐山大佛，这似乎正是牛角寨大佛只雕出半身的原因——作为蓝本，只需对大佛头部进行精雕细琢，胸部以下便无须作过多要求了。

荣县大佛，中国最大的释迦牟尼佛？

如果说牛角寨大佛只雕了半身，荣县大佛就可谓乐山大佛的翻版了。荣县大佛高36.67 米，头长8.76 米，大脚趾直径近1 米，一个成年人也无法环抱，规模仅次于乐山大佛，堪称中国第二大佛。

荣县大佛双耳垂肩，右手抚膝，足下踏着莲台，与乐山大佛如出一辙。虽然有着这般相似，对其身份与年代的争论却始终莫衷一是。民国《荣县志》载：“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水、沫水、蒙水三江之会，凿山为弥勒大像，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荣特无江耳，所凿乃释迦牟尼佛，非弥勒也！”言下之意，乐山大佛开凿于三江交汇之处，是弥勒佛；荣县无江，就是释迦牟尼佛了。

按照县志的说法，荣县大佛便是中国最大的释迦牟尼佛。这位编纂县志的老先生显然有点糊涂了，判断佛像的类别，依据的不是临江与否，而是佛的手印、坐姿等等。荣县大佛善跏趺坐，这是巴蜀弥勒佛最常见的坐姿（敦煌、云冈石窟中许多弥勒为交脚形象，即通常说的交脚弥勒，塑造的是弥勒未成佛前的菩萨形象）。

关于大佛的年代，《荣县志》的记载也是糊里糊涂：“元丰十八年僧淳德凿像，元佑七年成。”元丰是宋神宗赵顼年号，只用了八年，《荣县志》所谓“十八年”，可能是“八年”之误。而《古今图书集成》等史料则认为大佛出自唐人之手：“大佛山，在县南一里，唐人刻大佛，与山齐。”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荣县又发现了几尊唐代大佛，比如二佛寺高8.5 米的荣县二佛、双石镇高8.72 米的武官大佛，无一例外全为弥勒佛，可见唐时弥勒信仰在荣县颇为盛行。晚唐五代以来，中国几次农民起义，首领皆托言弥勒佛下凡，弥勒崇拜由此受到北宋朝廷的禁止与打击。没有了弥勒崇拜的土壤，自然不会开凿弥勒大佛了。荣县大佛开凿于唐代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

半月山大佛，巴蜀耗时最久的大佛

巴蜀唐代大佛中，资阳半月山大佛排行老三，高22.25 米，肩宽7 米，头长4.3 米，面相饱满，大耳垂肩，给人宽厚敦实之感，也是一尊善跏趺坐的弥勒佛。大佛旁的岩壁上，尚有明朝浙江御史熊永懋撰写的《改修净悟院为大佛寺》题记。从题记来看，半月山大佛称得上巴蜀耗时最久的大佛：大佛开凿于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此后工程一度中断，直到南宋绍兴元年（1131），居士梅修等人为大佛开凿眉目，历时三百余年之久的半月山大佛才宣告完工。

大佛脚下有座净悟院，明代改称大佛寺。在无休止的岁月变迁与王朝更迭中，大佛寺也是浮浮沉沉，直到上世纪70 年代才彻底消失。1950 年，大佛寺改为公社小学，村民张学聪在这里度过了小学生涯，儿时跟小伙伴上山念书，下课就爬到大佛上玩耍，那时候个头小，站在大佛脚下只有脚趾头那么高。

张学聪还记得，当时的大佛寺大雄宝殿、玉皇庙、斋堂犹存，大雄宝殿供奉阿弥陀佛，四壁绘有《西游记》与《封神榜》壁画。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大佛寺的被拆毁，这些壁画从此下落不明。

我走到大佛脚下，发现大佛双腿用青砂条石砌成，与红砂石身躯颜色迥异，脚如同古时女人的“三寸金莲”一般，小巧别致，与庞大的身躯不成比例。我的疑问在张学聪口中得到证实：今天看到的大佛腿脚，是十多年前才补上去的。

大佛寺留给当地人的记忆还不止这些，月佛街116 号是家超市，屋后的果园中有座威武的石狮子；月佛街87 号是家缝纫店，门口也有个面目全非的石狮子，瘸腿的女主人平时就在石狮守卫的窗前，在缝纫机上编织着乡邻送来的布料。这些融于市井生活的石狮，让人相信古老的大佛寺并未远去，而那尊有着唐时身躯、宋时面庞与现代腿脚的半月山大佛，依旧在半月山崖壁上，守着他脚下的芸芸众生。

他们究竟是不是乐山大佛的哥哥？

巴蜀诸多大佛，阆中大佛体量不大，高9.88 米。据《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记载，开凿大佛历时三十余年，唐元和四年（809）完工。据此推断，阆中大佛开凿于唐大历年间（766—779）。此外，巴蜀境内还有几座弥勒大佛：重庆合川鹫峰山涞滩大佛高12.5 米，安岳清流乡上大佛高7.4 米，资阳骑龙坳大佛高约10 米，均为弥勒坐佛。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年间，和尚海通从播州（今贵州遵义）云游至凌云寺，见江水湍急，时有舟毁人亡之事发生，遂发愿开凿大佛。为了筹集资金，海通背着行囊到江淮一带化缘，几年后募集了大笔资金，各方能工巧匠也云集嘉州。开元初年（713），大佛正式动工。遗憾的是，海通不久便与世长辞，工匠也是走的走、散的散。

开元二十七年（739），章仇兼琼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与唐代许多官吏一样，他亦有着浓厚的崇佛之情。章仇兼琼看到业已停工的大佛，捐出俸禄二十万钱，续凿大佛。《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玄宗时“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这二十万钱，无疑已是一笔巨资了。然而，庞大的工程仅凭二十万钱还是难以为继。

唐贞元元年（785），左金吾卫大将军韦皋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韦皋一生崇佛，与不少高僧往来密切，在长安时身边不少同僚皆爱好捐资凿像，他也颇受影响；况且，韦皋深知完成这样一尊大佛在蜀地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与意义——他的名字会跟大佛一样，在蜀地百姓中广为传颂。

韦皋率先捐出俸禄五十万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也纷纷解囊捐资，贞元五年（789），中断了约半个世纪的大佛第三度开工。贞元十九年（803），韦皋对吐蕃的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班师回蜀路过嘉州时，大佛业已完工——“趺足成形，莲花出水”，一座“如自天降，如从地涌”的巍巍大佛，在凌云山俯视众生。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年间，如果这些弥勒大佛是其蓝本，无疑在此之前就应完工，因为蓝本本来就是试验品。然而事实却是，乐山大佛是巴蜀最早开凿的大佛，其他大佛的年代明显晚得多：阆中大佛809 年完工；半月山大佛793 年动工，1121年才完成。

况且，如果果真开凿了众多蓝本，无疑需要一笔庞大的钱粮作为支撑。在乐山大佛尚且无法保证的前提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粮与人力遍地开凿蓝本呢？综上所述，这些大佛是受乐山大佛影响出现的，如果非要排资论辈的话，其实都是乐山大佛的“兄弟们”。

唐代弥勒崇拜极为流行，敦煌莫高窟高35.5米的弥勒坐佛、永靖炳灵寺第171 窟高27 米的弥勒大佛、武威天梯山第13 窟高23 米的倚坐大佛等无一例外，均为弥勒佛。乐山大佛和他的“兄弟们”，也正是此时兴盛的弥勒文化登峰造极的产物。就年代而言，北方、中原大佛出现的时间更早，可见大佛之风是从北方、中原吹到了巴蜀。

而巴蜀大佛的规模却有过之而无不及——71 米的乐山大佛、36.67 米的荣县大佛、23 米的安岳卧佛、22.25 米的半月山大佛都堪称唐代大佛的佼佼者。如果说唐代是 一个大佛林立的时代，巴蜀则将这场大佛之风推向了高潮。

行走在巴山蜀水间，我碰到了许多与“大佛”有关的地名，比如大佛岩、大佛沟、大佛坝、大佛寨、大佛沱、大佛院等等。记得有一年在宜宾大佛坝，我在当地未曾看见大佛。村民说，村里最早是有大佛的，不知哪个朝代消失了。的确，岁月流逝与王朝变迁，往往会让大佛遍体鳞伤，甚至永远消失，巴蜀过去的大佛数目，远比今天所能见的更为恢宏。那些叫“大佛”的地名，让我触摸到巴蜀大佛文化最真实的脉搏，也让我步入一个梵音缭绕、法相庄严的大佛之国。

文/ 萧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