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 | 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研究与价值探讨（二）

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2清末民国时期的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

1.延续的祭俗——“移民共祖”逐渐清晰

清末到民国初年这一阶段称为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迅速扩大的时期。这一时期尽管社会大动荡，制度大更迭，传统的祖宗宗法思想也面临大冲击。但由于中国人的家庭形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慎终追远的观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祭祖在这一期间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贯心理需求，成为是生活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故而，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大槐树移民家族中，从明清延续至民国初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家祭受到的冲击很小，广大农村地区和下层市民仍保留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只是更少政治性，化整为零，更分散地进行。

这一时期的祭祖形式上没有多大的变化，祭祀时节也一般为元旦、上元、清明、中元以及祖先或父母的生日和忌日。如河北平山县农家，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依然是“生、忌日则祭于神主前”。在河南陕县，农家“遇父母祖先忌日……皆治酒馔祭告”。山东荏平县“中人以下祖之生辰必祭，忌日必祭“。山西太谷县“农家逢高曾祖考四代之主诞生日，忌辰祭祀不误”。各家每逢祭祀日都到祖先神主或墓前供奉祭品，并焚香烧钱，叩首祭拜。河南信阳县农家以除夕祀祖最盛，每届此时，“陈家神轴，妇孺皆新衣，至夕主人衣冠拜祖，焚香烛献祭品丰俭称家，并陈果实酒茗粳米饭，元旦供稀饭馒首”。在山西沁源县，每到元旦、端午、中秋和冬至时节，农家必是“在家自祭”。山东各地农家同样重视时节祭，如在曹县，“每于阴历年底，家家供祭祖先，贫者三日，富者供奉至元霄方送之”。即使家中贫困窘迫，至此日期也必赴墓前跪拜。

民国时期这种对洪洞大槐树移民祖宗的延续性的信仰行为仍未脱离中国传统的祖宗崇拜的范畴。清末民国时期，“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一民谣已经在社会广泛传播，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影响力，移民大多将这句话归结于“自己来自哪里”的总结。在移民后裔的信仰世界中，洪洞大槐树移民先祖是已知的可溯源的明确的先祖，而对于祖先的是什么，在传统观念中思想中有“不可知论”的倾向，既无法确知是否有“祖先神灵”的存在，又承认肉身的死亡无可避免。故而儒学家们提出了不朽的观念，这种观念并非强调肉身的不朽，而更着重强调精神和记忆的延续。如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强调人死后在社会记忆中进一步延续。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祭祖可在子孙记忆之中完成精神意义的延续。这种导向直接使得以祖先为主神的大槐树根祖信仰情感化、合理化。故民众其在其理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洪洞大槐树的先祖进行敬仰祭拜，但该阶段主要仍然以禳灾祈福、酬神还愿为主。

现洪洞大槐树景区古驿道旁存一块石碑，石碑记载，裕长庆棉花栈股东还愿事宜。

“我国株式会社大形发达，裕长庆棉花栈开幕伊始，股东周景文在大槐树处默祷：但得生机勃发，愿捐制钱五百缗，助该处未竟之工，甫二载，果如所愿，依数交纳。启情深桑梓，感佩莫名，因勒贞石，永垂不朽。”

陈凤标民国十五年所写的《槐址碑记》，碑文记述了建立大槐树遗址的缘由是古大槐树保境安民之功，“辛亥光复，三镇兵入晋，猛将悍卒，大都北方健儿，所过晋南诸县纵掠，独洪无秋毫犯，盖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洪洞大槐树除了祖先象征，同时有了保境安民，守护地方的功能。标志性的事件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遗址的修建。民国之初，洪洞人景大启外出做官，所到之处均能受到人们的热情款待，追问原因，皆因来自洪洞，是为故乡人。因这一段经历，景大启卸任回乡后，决定修葺洪洞大槐树遗址。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时卢协统督师南下，军队到洪洞时，因为这里相传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洞人感大槐荫庇无穷，仍醵资建设牌坊、亭榭于其侧。这个事件，可以看作乡人地方神灵庇佑百姓的一种报答，也标志着洪洞大槐树从祖先崇拜走向了实际意义上的民俗信仰。

与此同时，洪洞大槐树“移民共祖”的形象逐渐清晰，也逐渐与传统的祖先崇拜开始区别，移民后裔的信仰群体中由确切的移民先祖，变成了“虚拟的升华了的祖先”，移民后裔也在这一信仰过程之中，得到了一种身份的确认和归属——“我们是大槐树底下人”，“老祖宗是山西洪洞”，“洪洞大槐树是根”。

这种信仰对象升华的过程，类似于传统民俗崇拜对象的“神化”。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中，凡人被神话屡见不鲜。“凡是对一方社区有突出贡献和善行的人，死后都会享受公共祭祀……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祠堂供奉着那些对地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群体。”比如洪洞地界的药王信仰，供奉的便是孙思邈，由晋南发源的关帝信仰，供奉的便是三国关羽。一些地方甚至有女巫成神的记载如东南沿海的妈祖信仰和清末妙峰山王二奶奶信仰。

2.内涵的升华——“民族合群”精神象征

受社会变革影响，洪洞大槐树未按照传统民俗信仰中的“神化”规律。——即由通过地方人士向政府申请，由中央政权在审核神灵具体的“功绩”后，官方授予神灵以封号。而是通过迎合民国期间社会发酵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一跃成为“移民共祖、民族合群、四海同胞、和合一家”的精神文化象征。

1912年1月，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后，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五个统一，其中第一个统一就是“民族统一”。《宣言》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意识问题上，孙中山指出：“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

这种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社会思潮，使得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共祖”形象丰满且突出起来。贺柏寿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写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楬诸者，顾不重哉。”1931年时任知县柳蓉在为志书撰写序言时也说：“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扬国争光，晋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声而记遗爱。”并进一步指出“今之识时务俊杰相聚合群而谈曰，民为邦本，立国首在卫民，卫民必先合群，合群之道安在？须知人本乎祖，木本水源，家族合成宗族，宗族合成国族，今兹增广槐志，盖联络种族之义也”。

同时出现的《五百年前是一家》、《满蒙回汉从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等民间传说也反映了这一信仰发展的特征。其中《五百年前是一家》讲述的便是到了清末，移民已经过了五百年，寻根更是成为一种风潮，人们遇见相同姓氏的人，就会相互说一句“五百年前是一家”，意思就是五百年前，当年都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出来的，这已经跨越姓氏区分来强调族群的统一性。而满蒙回汉四大民族在洪洞大槐树下移民，这构造了“四族同源”的历史证据，简介迎合了此时期“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思潮。

由此看，在此阶段，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中，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近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而民族凝聚力也成为洪洞大槐树根祖文化信仰中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未完待续）

作者：洪洞县大槐树文化研究中心 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