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治理行贿方面连续做出两大动作。2022年12月，最高检公布《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紧接着，2023年3月底最高检再次通报行贿犯罪的典型案例，释放出强烈信号：
01
连续发文，纠偏“重受贿，轻行贿”司法现象
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做出的重要部署。
虽然受贿行贿相伴而生，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打击受贿为目标，查行贿仅是查受贿的手段。由此形成了，“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
《意见》重新审视了行贿与受贿之间的关系：行贿是“因”，受贿是“果”。受贿是“标”，行贿是“本”。
因此，要想遏制腐败之风，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查行贿是“遏源”“断流”的必须举措。
最高检公布《意见》、再次公布行贿典型案例，是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的连续回应和执行。
过往以优待换行贿人口供，换来坐实贿赂证据的做法，也逐步得到修正。
最高检公布的江西王某某行贿案中，虽然行贿事实“零口供”，司法机关以证人证言、企业账目、银行流水等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方式，证明了贿赂犯罪的成立。
简言之，在重新审视了行受贿的因果关系、行贿人口供的重要性后，“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的纠偏，已经提上日程。
02
多机关形成合力，高度重视行贿查办
《意见》强调了加强检察机构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在查处行贿犯罪方面的沟通、衔接、配合。
典型案例中，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非法采矿、环境污染等其他犯罪时，发觉行贿线索继而移交调查的案件绝非个例。多机关常态化将行贿犯罪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成为基本操作。截至今日，最高检公布的共10起典型案例中，仅有两三案不存在提前介入。其余案例，检察院均提前介入，在案件定性、调查、侦查方向等方面引导监察机关、公安机关。
03
上提批准权，操纵不起诉率
《意见》对行贿案件的不起诉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程序要求。
各级检察院对行贿案件不起诉的，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并且层报最高检备案，上级检察院要做好个案指导和综合分析研判。
这是以上提不起诉批准权，对以往行贿案件不起诉率偏高的纠正。
04
突出重点打击领域，数罪并罚不手软
多次，巨额，向多人行贿的；特别身份如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工程、项目行贿的；在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行贿的，都是重点打击的范畴。
典型案例中，山东薛某某在涉及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民生领域，向相关人员行贿串通围标。最终薛某某以行贿罪、串通投标罪被数罪并罚。
行贿是手段，若谋取利益的相关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犯罪的，不再依原有司法习惯，汲取处理只定一罪，而是坚持数罪并罚。
05
加大非法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
《意见》要求大力追缴、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
强调财产刑在行贿犯罪案件的运用，绝不同意行贿人通过违法犯罪行为获得不正当利益。
王某某行贿案例中，为促成高价收购己方股份的目的，王某某向收购公司（某国有公司）的总经理行贿，最终以2.6亿成交。到案后，司法机关认定该2.6亿的交易中，2.15亿属于非法获利，全部予以追缴。
以行贿获得其它非财产性利益，诸如职务职称、政治荣誉、经营资质等同样面临被取消或剥夺的处罚。
部分地区走得更远，刑事责任外，行贿人还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在一定范畴内公开，对行贿人实行联合惩戒。即一次行贿，长期影响，联合惩戒连续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06
区分单位和个人，合规不起诉留有空间
《意见》要求准确区分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
以单位名义行贿，但不法利益归个人所有的，应当认定为个人行贿。
只有认定为单位行贿，且符合涉案企业合规监管条件的，才可以适用合规不起诉。
07
厘清财产性质，保证正常生产
《意见》一方面强调追赃挽损的力度，一方面也重视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保证。
对于用于生产经营的账户、设备等，与涉案行贿犯罪无关的财产，严禁超范畴查、冻、扣，切实保证企业的合法生产、合法经营。
总体来说，最高检的两大动作，表明的七大信号，体现出从严打击行贿犯罪的决心和趋势。
对于涉案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受贿行贿一起查”将打破以前交代完他人收钱，自己就万事大吉的惯例，这是根本性变化，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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