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蕾、杨维中：百年中国佛教学术史论

摘要：本文总结回顾百年以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进展与成就，涵盖汉传佛教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南传佛教研究三个方面。采用历史分期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成历史分期、主要成果、未来展望三个部分展开叙述。以历史分期为线索综述其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再辅之以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以展现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成就和未来可能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佛教；佛教史；佛教艺术；现代佛学；佛教经济

中国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百年来的佛教学术研究，涉及面极其广泛，本文拟采用历史分期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述其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再辅之以方法论的总结与反思，以展现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成就和未来可能探索的方向。

一 历史分期

（一）1949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学术研究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黄夏年主编《民国期刊佛教文献集成》等丛书汇集了这一时期主要的论文文献。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唯识学理论因与近代西方传来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受到教内外众多人士的注意，曾一度成为流行的思潮。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中，如熊十力、梁漱溟、景昌极、梁启超、章太炎等，无不跟唯识学发生过关联。当时研究唯识学的团体，除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外，还有韩清净领导的三时学会和太虚大师领导的武昌佛学院。而僧侣多以禅净双修为务，禅宗和净土宗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佛教界的主流。不过许多学者和高僧大德在宣讲阐释佛法时，采取融汇各宗的方式，所以研习《法华经》《华严经》《大乘止观》等天台、华严宗经典的也大有人在，只是相较于前三者稍显薄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组织人员对西藏、青海等地区的宗教进行调查，撰写了一批调查报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从事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们也从沦陷区来到大西北，后又深入涉藏地区进行考察，其中以李安宅先生的调查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三四十年代以后，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界注重与藏传佛教界的接触和交流，在重庆创办了汉藏教理院，培养了一批对藏传佛教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僧人，如法尊法师、观空法师等，除翻译藏传佛教经典外，还撰述和发表了许多论文。藏传佛教界也出现了更敦群培这样著名的高僧，在藏传佛教以及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

相较于汉传、藏传佛教研究而言，中国南传佛教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关注度不高，基础相对薄弱。20世纪40年代，一些从事边疆民族史、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所撰写的田野调查报告或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南传佛教的教派、僧阶、宗教活动等内容，但未展开系统性的调研。也有少量南传佛教相关研究或经典翻译的成果出现，如汤用彤撰写的几篇文章和札记，利用南传佛教的史料来解释说明北传佛教的相关问题；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从日本《南传大藏经》转译了一些内容出版。佛教界出于沟通的愿望曾先后派出一批年青僧人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国家留学，他们回国后译介了不少典籍，法舫法师、叶均居士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更敦群培也曾于四十年代初到锡兰学习和考察，其撰写的《锡兰纪事》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南传佛教状况保存了一手资料。

（二）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学术研究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30年时间，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研究连同其研究对象一样，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而其整体特征则体现为由新、旧方法的并存逐渐过渡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新、旧两种研究方法的并存尤为明显。一方面，佛教界的僧人和居士，以及在1949年以前已经对佛教研究做出过较大贡献的学者，基本上仍采用“旧”的研究方法，继续坚持文献学或史学的理路，以“疑古”的精神来研究佛教经典与文献。吕澂、汤用彤、陈寅恪、周叔迦、陈垣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主要集中发表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现代佛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佛教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法，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任继愈首开其端，所撰写的《禅宗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一文，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剖析、批判禅宗甚至佛教的“范式”。此文所使用的概念、分析角度及其对于禅宗的某些定性，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大陆禅宗研究者所不可回避的语用习惯以及分析模式。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第四卷上册佛教部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论述唐代佛教的专节以及《〈唐代佛教〉引言》一文，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佛教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先后于1951、1956、1958年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科学考察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9年平息叛乱过程中，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古籍做了妥善保护，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也有序展开。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相继开设了藏语文学专业，60年代初又成立了一系列民族研究机构，这些都为日后藏传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参与研究的学者虽人数不多，但均为佛学功底深厚，精通汉、藏两种文字，并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法尊法师、吕澂、王森、郭元兴、张建木、隆莲、牙含章等都是其中代表性人物。研究范围则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的历史（包括宗派史）以及人物、经典等方面。这一时期南传佛教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与汉传、藏传佛教研究相比发展缓慢。1961年中国佛学院在研究部教理组中增加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研究”，主要学习巴利文，由叶均教授取得了一些成果。伴随着中外佛教交流频繁，也有个别学者致力于南传佛教的研究，《现代佛学》刊登了少数这方面的文章。

然而不幸的是，在新中国刚刚起步的佛教研究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时，遭遇到“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全国的学术研究基本陷于停顿状态，一些研究资料及文物古迹以“破四旧”的名义被销毁，佛教僧人被迫还俗，研究人员受到打击和迫害，佛教研究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彻底中断达十年有余，这在中国的佛教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从全面恢复到走向多元化的中国佛教学术研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完成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方针，全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迎来了春天。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是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也是高速发展时期，许多领域不仅全面恢复，而且呈现出走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文革”前已经成名的老一代学者，如任继愈、季羡林、孙叔平、严北溟、石峻、萧萐父、汤一介、黄心川、杜继文、楼宇烈、杨曾文等人，或培养学生，或亲撰新著，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佛教学术研究吹响了冲锋号。另一方面，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者走向了前台，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学术研究的新亮点。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硕、博士学位获得者，如赖永海、方广锠、陈兵、潘桂明等十几人，以其各具一格的研究成果，引起大陆甚至海外佛教学术界的注目。随着佛教研究的全面开展，研究方法也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一元逐渐走向多元化——虽然以文化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应用于佛学进行研究，大多数大陆学者在使用上述方法时仍然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这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化。至90年代末期，日本与欧美佛教的研究方法也被一些学者所欣赏和使用，如观念史（思想史、哲学史）、文献考据学等方法。

1980年和1984年党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新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为藏传佛教研究的恢复和振兴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1）、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6）、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87）等一批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为藏传佛教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东噶·洛桑赤列、王尧、王辅仁、才旦夏茸、夏尔东等著名专家学者，在授课之余研究并发表藏传佛教论文，带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全面复兴。有关藏传佛教研究的专著有几十种，学术论文达数百篇，涉及藏传佛教的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一时期的南传佛教研究虽然也有一些论文成果问世，但尚未出现系统性的研究，兹不赘述。

（四）进入新世纪——全面多元化的中国佛教学术研究

从2000年至今，进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第四个阶段，以“多元化”为其特征。一方面，几乎每一个方向上都出现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许多大部头、多卷本的佛教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整个佛教学术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又有重大突破的态势；另一方面，以方法论的探讨为先导，佛教学术研究的范式转换也在酝酿之中。此外，随着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留学归来人员在高校等研究机构任职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多元化色彩，为中国佛教学术界更好地与世界佛教学术界对接融汇提供了路径。学术界和佛教界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成为风气，这种深度融合的对话模式，不仅促进了学界与教界、宗教管理部门之间互相理解，而且发掘出一些学者不大能够注意到的学术资源，显著地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

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学术研究人才的培养机构众多，专业范围从哲学、宗教学拓展到中国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史、艺术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学者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出生于70年代的一批新锐学者也以新姿态进入学术界，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和风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进一步把西藏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深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大计，形成了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中央、省市区、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立了各层次、各类基金鼓励藏学研究，藏传佛教研究也因此受益。国家社科基金中与藏传佛教研究相关的项目从1994年至2020年增长了近30倍；一些藏传佛教研究的作品获得了“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这一国家级奖项；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各级民族出版社等一批专业的藏学出版机构，以及130多种涉藏期刊（含学术集刊），为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和发表的平台；以上种种都说明中国藏传佛教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也有了十足发展，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专著。其中既有对南传佛教历史、教义、文化、现状等进行的研究，也有典籍资料整理方面的成果，在艺术等专题研究领域也有新的突破。多个南传佛教研究相关课题先后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以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为代表的硕、博士生撰写了一批与之相关的学位论文，这些都为南传佛教未来的研究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随着“一带一路”和“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提出，南传佛教自身的区位优势也逐渐凸显出来，势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二 主要成果

以下从佛教史、佛教哲学与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宗派研究、人物研究、艺术与文化研究、专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对百年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概况性梳理和总结。

（一）佛教通史、断代史及区域佛教研究

以史学方法研究佛教的成果最为丰富，1949年以前已有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等专著出版。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1991）是大陆最早对世界范围内佛教传播史作整体研究的专著。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15卷，2010）、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史》（5卷，2010）、季羡林和汤一介主编的《中华佛教史》（11卷，2013）、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14卷15册，2015）四部大型通史类著作进入新世纪后陆续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佛教学术研究步入兴盛期的标志。此外，简史类研究方面也有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邱明洲的《中国佛教史略》（1986）、郭朋的《中国佛教简史》（1990）及《中国佛教思想史》（1994）、方立天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2001）、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2005）、高振农的《中国佛教源流》（2006）、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2009）、刘克苏的《中国佛教史话》（2010）、魏道儒的《佛教史话》（2011）等著述先后问世。

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藏传佛教史历来是学界的强项，成果很多。早年有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1933）、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1934）、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1941）等著作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1982）、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989）、丁汉儒等合著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1991）、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2009）等，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都在各自学科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南传佛教研究目前也有郑筱筠的《中国南传佛教研究》（2012）作为代表。

此外，断代史、区域史、专题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也了取得长足发展。断代史类佛教著作有：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和《隋唐佛教史稿》（1982），郭朋、任宜敏出版的一系列佛教断代史著作，以及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1988）、顾吉辰的《宋代佛教史稿》（1993）、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1998）、圣严法师的《明末佛教研究》（2006）、陈永革的《晚明佛教思想研究》（2007）、崔红芬的《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2010）、杨曾文的《隋唐佛教史》（2014）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渐重视对近现代佛教的研究，相关著作可能超过百部，研究论文有数千篇之多，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1995）、陈兵和邓子美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2000）、麻天祥的《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2001）、高振农的《近现代中国佛教论》（2002）、纪华传的《中国近代佛教史》（2014）等都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区域佛教史著的出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在佛教曾经盛行过的地区，几乎都有学者撰写过专著，总量大约近百种，同时涉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游有维、杜斗城、韩溥、王荣国、崔正森、严耀中、王路平、蒲文成、陈荣富、王海涛、王亚荣、侯冲等学者都撰写并出版过这方面的著作。

涉及外国佛教史及文化的研究，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978）、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1989）、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与佛学》（英文，1994）都是印度佛教方面有学术质量的成果；日、韩佛教研究则有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1995）及《近现代日本佛教史》（1996）、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1995），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1996、1999）等专著出版；东南亚佛教研究方面，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1991）、净海的《南传佛教史》（2002）、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2000）和《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2002）、郑筱筠的《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2013）都是代表性著作。

（二）佛教教义思想与哲学体系研究

教义思想及哲学体系的研究是佛教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难度较大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了许多成果，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1985）、方立天的《佛教哲学》（1986）、杜继文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2008）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1988）从佛教思想研究及方法论的转换而言有其特殊意义。关于佛教是否存在“本体论”，或是否可以借用“本体论”的方法来研究佛教义理，是近些年佛教哲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夏金华、傅新毅、麻天祥等学者都曾先后撰写过文章进行讨论，杨维中的《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是以“心性本体”为核心范畴建立论述架构的专著。1997年前后在日本兴起“批判佛教”，其内容主要针对中国佛教，中国学者对此做出有力回应，相关论文有几十篇，张文良的《批判佛教的批判》（2013）是对这一论题总结性著作。藏传佛教教义思想及哲学体系研究也有专著出版，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1992）及《藏传佛教哲学境界——拈花微笑》（2007）、刘立千的《藏传佛教各宗派教义及密宗漫谈》（1997）、洲塔的《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2001）等都是代表作品。

因明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1985）、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2007）是汉传因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藏传因明学研究方面则有祁顺来的《藏传因明学概论》（1998）及《藏传因明学通论》（2006）、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2002）、万果的《因明逻辑辑要》（2001）等专著。关于佛教伦理学研究，方立天、姚卫群、魏德东等学者的论文比较重要，相关专著则有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1999）、张怀承的《无我与涅槃——佛家伦理道德精粹》（1999）、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2000）、董群的《禅宗伦理》（2000）、圆持法师的《佛教伦理》（2009）等。佛教生态研究方面也有刘元春的《共生共荣：佛教生态观》（2002）、陈红兵的《佛教生态哲学研究》（2011）等专著值得参考。

（三）佛教文献整理、注译与研究

百年来，佛教文献整理的最大成就是各类大藏经的整理、影印及新编。改革开放以前，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基本没有比较大的工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整理出版各类佛教文献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影印、编撰、标点、校刊、现代语翻译的佛教文献为数众多，其中不乏学术价值很高的珍品。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代表了中国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自1982年开始编辑，于1997年出齐全部106册，2003年又启动了《续编》的编集工作，自2018年底起陆续出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时二十年多年进行《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对勘本的整理和出版，分别于2005年、2008年完成《丹珠尔》124卷（含4部目录）、《甘珠尔》108部的全部出版工作，共计232卷的藏文《大藏经》为国内外开展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双版纳州政府自2001年起组织全州力量收集整理南传佛教抄本，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翻译、整理并出版了100卷《中国贝叶经全集》，首次将我国境内南传佛教抄本情况较为细致和规模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大藏经的编辑历史和佛教目录学研究也是佛教文献的重要方面。吕澂的《新编大藏经目录》（1981）、方广锠的《佛教大藏经史》（1991）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2006）、童玮的《二十二种大藏经目录通检》（1997）、李富华和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2006）、陈士强的《大藏经总目提要》（2007）、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2014）等都是汉传大藏经研究及佛典目录学方面的典范性著作。藏传佛教典籍文献编目和著录工作方面也有崔成仁钦的《丹珠尔目录》（1985）、久迈旺布的《卓尼丹珠尔目录》（1986年）、顿平编的《甘珠尔目录略部》（1989年）、司徒 ·曲吉穹乃的《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1989）、西藏博物馆整理的《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2003）、德格印经院和甘孜州编译局整理的《德格巴宫——德格印经院藏版目录大全》（2005）等值得注意。南传佛教方面则有尹绍亭等主编的《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编目》（2002）及《中国云南耿马傣文古籍编目》（2005）等可供参考。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值得一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2011－2018）、《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2006－2018）、才让的《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2016）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成果，学者们的论文多热衷于探讨佛教文献的翻译情况、版本源流、传达思想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对佛教经典进行校勘，做学术意义上的现代注解，其难度并不亚于研究。佛教文献典籍丛书的整理出版，也标志着这一领域研究的逐渐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杨曾文、黄夏年主编）、王雷泉联合天台山主编“天台系列”经典释读等系列丛书，以及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1999）、刘泽亮编订整理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2008）、林国良的《成唯识论直解》（2000）等专著，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文献依据。藏文古籍汉译、汉文古籍藏译同样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布顿佛教史》《历代达赖喇嘛传》等藏译汉的出版在学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四）佛教学派、宗派、教派之研究

以学派或宗派为核心的叙述方式仍然是佛教研究中的主流，相关著述成果丰富。在汉传佛教学派与宗派研究方面，禅宗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洪修平、杜继文、葛兆光、麻天祥、印顺法师、杨曾文、吴言生、徐文明、纪华传、龚隽等学者撰写的论著，都是禅宗研究领域厚重而贡献卓著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更是数目繁多。天台宗研究方面，陈兵、王雷泉都曾撰文论述或评述天台止观法门，王志远的《宋初天台佛学窥豹》（1989）专攻宋代天台佛学，曾其海写过数本介绍天台宗的专著，潘桂明与吴忠伟合撰的《中国天台宗通史》（2001）、朱封鏊和韦彦铎合撰的《中华天台宗通史》（2001）、董平的《天台宗研究》（2002）、心皓法师的《天台教制史》（2007）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华严宗研究则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1998）、王颂的《宋代华严宗思想研究》（2000）、韩焕忠的《华严判教论》（2014）等专著出版。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1996）、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1998）、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2007）、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2008）对中观学派及三论宗研究有较大影响。唯识宗与摄论学派研究方面则周贵华的三部著作以及印顺法师的《唯识学探源》（2011）、法舫法师的《唯识史观及其哲学》（1950）、吴学国的《境界与言诠》（2003）、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2006）、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2008）堪称代表。在研究律宗和佛教戒律方面主要有王建光的《中国律宗思想史》（2004）和《中国律宗通史》（2008）、湛如法师的《敦煌佛教律仪研究》（2003）、严耀中的《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2007）等专著值得注意。净土宗历史、思想及信仰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2000）填补了净土宗通史书写的空白，陈探宇的《中国净土宗脉络》（2006）偏向从人物思想和典籍内涵角度论述，于海波的《清代净土宗著述研究》（2009）运用了从文献切入梳理分析宗派演变脉络的新方法，魏磊的（法号大安）《净土宗教程》力图完整呈现净土信仰原本的理论架构，陈剑鍠、杨明芬在净土修持法门研究方面均有专著，刘长东、王公伟等人也都有相关著作论文出版或发表。此外，张总的《中国三阶教史——一个佛教史上湮灭的教派》（2013）堪称三阶教领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藏传佛教教派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新世纪之后，主要派别如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觉囊派等都有研究专著出版，这也是藏传佛教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噶举派研究除措如次朗的《噶举派史略》（藏文，1989）外，还有唐景福、房建昌、石世梁、蒲文成、牛宏、翟存明等学者撰写的论文。宁玛派研究则有土登威色旦白尼玛的《宁玛教派源流》（1992）、蒲文成和参看加合著的《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2006）等专著，法尊法师、刘立千、翟存明等学者也撰写的文章。萨迦派研究一直是热门课题，专著有贝瓦尔·确列多杰的《萨迦派史略》（藏文，1989）、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注，2005）等，李安宅、法尊法师、上官剑壁、张敦安、唐景福、德吉卓玛等人也都撰写过相关领域的文章。格鲁派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早期，目前对其历史沿革、教义教规、寺院组织与经济制度、重要人物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均有专著或论文成果发表，赛仓·罗藏华丹的《格鲁派史略》（藏文，1988）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觉囊派研究在近二三十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专著有云登桑布的《觉囊派史略》（藏文，1990）、阿旺洛珠扎巴的《觉囊派教法史》（索南才让译，1992）、蒲文成和拉毛扎西合著的《觉囊派通论》（1993）、索南才让（许德存）的《觉囊派教法史略》（2011）等，许多学者围绕着其核心教义“他空见”思想展开探讨。

密宗研究在汉传和藏传两个系统中各具特色，汉传一系中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1995）、严耀中的《汉传密教》（1999）、李小荣的《敦煌密教文献论稿》（2003）等专著值得注意；藏密研究方面李冀诚著述颇多，涉及藏密艺术、藏密礼仪、藏密气功等领域，尕藏加、索南才让（许德存）等学者也有专著出版。

（五）佛教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

围绕着宗教人物展开的研究也占据重要位置，几乎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都有专门的传记出版，除研究生平事迹外，主要侧重他们的佛教思想理论及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如对禅宗六祖慧能研究巍然大观，黄蘗希运等禅宗著名僧人亦有学者涉及；天台宗中对慧思、智顗、灌顶、湛然及知礼的研究较多；华严宗人物则集中在对法藏、宗密、澄观、李通玄等人的研究；也有对三论宗祖师僧肇、吉藏展开的研究；唯识宗人物研究主要围绕着玄奘大师展开；律宗代表人物道宣、义净等也有相应传记出版；净土宗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创者昙鸾、善导以及近代佛教代表人物印光大师；此外，郭朋、张子开等也都出版过相关人物研究专著。藏传佛教人物研究方面，早期有法尊法师、张健木、郭元兴等学者的论文值得参考，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1984）及《班禅额尔德尼传》（1987）是代表性作品，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唐景福编著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1991）、杨贵明和马吉祥合译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初版，1992）及《藏传佛教高僧》（二版，2007）等，对宗喀巴大师、元朝帝师八思巴、明代大慈法王、更敦群培等的研究关注度较高；藏文典籍方面也先后有《第一世嘉木样传》（1987）、《著名高僧贡唐丹白卓美传》（1987）、《章嘉若贝多吉传》（1989）、《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传》（1990年）等作品出版。

此外，针对特殊宗教群体的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来也有学者关注，刘成有的《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2000）、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2003）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白文固和谢重光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1990）、白文固和赵春娥合著的《中国僧尼名籍制度研究》则涉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研究中特有的领域，包括世系传承系统、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史、活佛的等级制度、活佛与西藏社会之关系等方面，1949年前已经有所论及，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

（六）佛教艺术、音乐与文化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我国佛教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为文化载体的佛教艺术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也是佛教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佛教艺术研究涉及塑像、壁画、绘画等诸多方面，而以藏传、南传佛教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藏传佛教艺术研究方面早期主要以收罗资料为主，90年代后随着研究深入，逐渐出现一些较全面的研究专著，如：毛君周的《藏传佛教美术》（1997）、黄春和的《藏传佛教艺术鉴赏》（2004）、于小冬的《藏传佛教绘画史》（2006）、谢继胜等著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2010）、冯骥才主编的《中国唐卡艺术集成》（2010）等，个案研究方面也有熊文彬的《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1996）、李翎的《藏密观音造像》（2003）、康·格桑益希的《藏传噶玛噶孜画派唐卡艺术》（2012）等作品出版。南传佛教艺术则以寺院装饰、佛塔研究最具特色，近十年来也有不少硕、博士生撰写了与此相关的学位论文。

佛教音乐研究在近三十年取得较快发展，学者多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个案研究、音乐民族志等方式，对诵经音乐、仪式音乐、乐器和器乐、传统乐谱、舞蹈、戏曲等多个方面展开调查研究。汉传佛教音乐研究方面，目前已有袁静芳的《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2003）、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总论》（2012）、王宗葵编纂的《大相国寺音乐师传乐谱孤本》（2013）、李春沐和王馗合著的《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乐研究》（2014）、杨秋悦的《瑜伽焰口仪式音乐研究》（2014）等十几种专著出版，相关论文数十篇。藏传佛教音乐研究方面，除论文成果外，还出版了多杰仁宗等著的《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2009）、更堆培杰的《西藏宗教音乐》（2009）、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2002）、桑德诺瓦和巩海蒂编著的《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2013）等专著。在南传佛教音乐研究方面，则以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2003）和《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2016）、黄凌飞等著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15）最具代表性，吴学源、田玉凌、董宸等学者亦有相关论文发表。目前已有多篇硕、博士论文以佛教音乐、舞蹈等作为选题进行研究。

佛教与文化研究方面，张弘（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周齐的《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2005）都是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吴之清的《贝叶上的傣族文明——云南德宏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考察研究》（2007）和《贝叶上的傣族文明——云南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研究》（2008），“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的三届会议论文集《贝叶文化》（2005）、《贝叶文化与民族社会发展》（2007）、《贝叶文化与傣族和谐社会建设》（2008）则涉及到佛教对云南傣族文化的影响。

（七）其他专题研究

1．儒释道三教及汉藏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赖永海的《佛道诗禅》（1990）和《佛学与儒学》（1992）、徐小跃的《禅与老庄》（1993）、刘立夫的《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2004）、徐嘉的《现代新儒家与佛学》（2007）等专著均涉及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比较研究，洪修平在这一领域着力颇深。汉藏佛教比较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呈现，吕澂编校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1942）、乔根锁等著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2012），沈卫荣与侯浩然合著的《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2016）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唐景福、班班多杰等人也都撰写过相关论文，五台山、峨眉山与藏传佛教渊源关系研究是目前的热点之一。

2．寺院及其经济、制度研究

对于藏传佛教来说，寺院既是学府，也是信仰中心，还曾长期作为统治的机构，因此围绕着藏传佛教寺院展开的研究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几乎所有重要的寺院都有专门的著作和论文发表。1949年以前以李安宅对拉卜楞寺、韩儒林对青海佑宁寺的调查研究最具代表性，八九十年代后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人物、典籍、建筑和各类艺术品进行解说和评论，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堪称其中的典范，蒲文成、陈庆英、冉光荣、海拉尔、乔吉、彭启胜等学者都曾经撰写或编纂过相关内容的专著。同时，以才旦夏茸的《夏琼寺志》（藏文版，1984）为代表的寺院志的出版也为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寺院经济在藏族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其形成、现状、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个案调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梅进才的《中国当代藏族寺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2000）是该领域的研究专著，东噶仓·才让加先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对寺规的整理和研究目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此外，汉传佛教寺院研究方面也有张弓、李芳民、游彪、段玉明、何荣孝等学者的著作出版。

三 未来展望

百年时间，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各个方面都有着跨越式发展，伴随着佛教多元化研究的展开，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反思。“史学方法”作为佛教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无疑在未来仍然占有重要位置。曾经受到胡适实用主义史学观、“疑古”思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三个向度的深刻影响，力图追究历史真实面目的史学方法，已然受到允许个人对文献史料阐释权力的冲击，是否仍在曾经确立的“隋唐宗派”框架下研究佛教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议题。在佛教文献的整理、辨伪与研究方面，虽然成果丰富，但仍存在着针对学者还是一般大众读者的市场定位模糊、热门佛教经典重复劳动等问题，迫切需要在点校思想和原则方面达成协调和统一。从1949年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去观察、分析甚至批判佛教，极端排斥以信仰角度看待佛教，到八十年代以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最后使以本体论、心性论、修行论、解脱论等范畴为核心或以问题为核心的佛教诠释体系的确立，这一过程也有学界对于哲学方法论更新的反省。汤用彤先生明确主张将文献学方法、哲学分析方法和心性体会的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佛教，方立天先生提出“研究与体验的关系”“研究与信仰的关系”“研究与批判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兼顾与融汇，为未来佛教研究指明了方向。随着藏学研究不断深入，藏传佛教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取得快速发展，这离不开跨学科领域多重视角的融入，对汉传和南传佛教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来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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