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综观全球55个明确订立鼓励生育政策的地方，其具体措施存在不少共通之处(包括提供财政及税务诱因、给予法定育儿假期、实施弹性工作安排，以及提供托儿服务)，惟细节则各有不同。
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曾在1960年达到5.76的高位。其后由于当地急速工业化，妇女工作机会大增，总和生育率稳步下跌。1975年，总和生育率更跌至2.07(即低于更替水平)，新加坡政府遂陆续推出多项提高生育率及育儿友善措施。部分措施被视为颇具特色，现扼述如下：
"婴儿花红现金奖励计划"下的特别资助
自2001年4月起，诞下第1名及第2名新生婴儿的父母可获8,000 新加坡元的一次性现金奖励，于18个月内分5期发放。第3名及其后的每名新生婴儿，生育奖金更增至10,000 新加坡元，以累进资助方式鼓励增加子女数目。此外，政府亦设立共同储蓄计划(名为"儿童发展户口")，先行存入3,000 新加坡元作为前期资金。在子女年满12岁前，父母于该户口存入的款项，政府会作出等额配对供款，惟供款额设有上限，并同样地按家庭子女数目而递增。
"家长税务回扣"下的诱因
除子女免税额外，新加坡的父母在第1名子女出生的年度，可从应缴税款中获5,000 新加坡元的一次性"家长税务回扣"。此外，所有在职母亲均可申领"在职母亲子女评税扣减"，在计算个人入息税时，就第1名子女豁免计算15%的收入。
较长的育儿假期
新加坡的在职母亲自2008年起可享有长达16星期的有薪产假；而在职父亲亦自2017年起可享有2星期的有薪侍产假。此外，新加坡的父母在子女满7岁前，每年可放取最多6天的有薪育儿假；至于育有2岁以下子女的父母，亦可每年放取最多6天的无薪育婴假。
更为慷慨的托儿资助
若父母将子女送往持牌托儿中心照顾，他们可获发基本学前教育资助：年龄介乎2-18个月的婴幼儿，每月资助额最多为600 新加坡元；18-72个月的较年长儿童，每月资助额最多为300 新加坡元。为了向父母提供可负担的托儿服务，新加坡政府于2021-2025年期间向超过320家私营托儿中心提供资助。这项政策旨在把资助学前教育学童覆盖率，由2019年的仅50%，显著提升至2025年或之前的80%。
资助企业提供灵活工作安排
自2013年起，新加坡企业若向僱员提供灵活工作安排(例如弹性职务分配或弹性上班时间)，可向政府申请"工作与生活和谐津贴"，以弥补相关开支。就每名定期使用灵活工作安排的僱员，企业可获发每年2,000 新加坡元的津贴，而两年合计的津贴总额上限为70,000 新加坡元。不过，由于最近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灵活工作安排的使用量激增，新加坡政府已于2020年8月暂停接受该项津贴的新申请。
有意生育的父母可获房屋优先权
在育儿优先配屋计划下，怀孕中及已有1名子女的新婚夫妇可获优先权，购买资助出售房屋单位。同样地，已育有至少3名子女的家庭，可在第三名子女优先配屋计划下获得优先权。此外，打算在3个月内结婚的准夫妇，亦可在未婚夫妻住房计划下购买资助房屋。
提供更多辅助生殖科技的支援
对于需要辅助生殖科技的夫妇，新加坡政府提供更多支援。在公营辅助生育中心接受辅助生殖科技程序的夫妇，最多可获新加坡政府共同支付75%的费用，而轮候时间亦仅为2-6星期。
对育有两名子女的新加坡家庭而言，当孩子年满13岁时，其累计经济诱因估计可多达118,000 美元。在丰厚的育儿福利下，新加坡于2001-2017年期间用于支援婚姻和生育的年度公共开支，跃增4倍至25亿新加坡元。联合国因此赞扬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政策，在芸芸亚洲地方中"最为全面"。
然而，即使当地举措看似涵盖周全，但联合国亦察悉新加坡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2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0，远低于经合组织1.61的平均数字，亦仅略高于香港。针对这矛盾现象，存在不同解读。一方面，部分学者仍对新加坡的生育政策称誉有加，认为倘若没有相关措施，总和生育率或会进一步下跌10%-25%。另一方面，亦有专家持相反意见，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奏效。与此相呼应，联合国指出现时难以使用客观证据，来厘清和评估不同生育政策的具体影响，因为该等政策与社会上的"宏观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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