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璁在大礼仪中“迎合”世宗的偏颇之见为例，浅析张璁议礼思想

张璁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重臣，“大礼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明朝改革的开启者。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这是一场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的政治争论他少好经学，博学多才。

在大礼仪之争中，他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从而受到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对于张璁，可能了解之人寥寥无几，甚至略有所知者还对其有在大礼仪中“迎合”世宗的偏颇之见，为了探析张璁在明代的真实地位，笔者重新审视大礼议事件，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

一、张璁以明武宗遗诏为利器

明武宗被后人评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昏君。他一生贪杯好色、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诟病。可悲的是因过度纵欲和拒绝大臣预立储君的建议，使他于而立之年猝死之际，也没有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皇明祖训》规定：“如若皇帝无子嗣，则兄弟继承，必须由嫡母所生者，若为长子却是庶母所生则不可立。”武宗不仅没有子嗣，而且无弟。

祖训的规定不适合武宗的情况，所以只能采取新的方式。先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确立兴献王，然后兴献王已逝，其独子朱厚熜按“父死子继”即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

可是在皇位空缺期间世宗即位前，在朱厚熜位至京师的三十七日里，以阁臣杨廷和为首的杨廷和集团却逐渐控制了朝廷，他们背离武宗的遗诏，试图挟持由外藩入京城即位的朱厚熜，让朱厚熜变成孝宗之子，兴献王之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为了迫使世宗改认父母，坚持认为武宗遗诏中的“兄终弟及”是指武宗和世宗，即他们是同父兄弟。

张璁严厉指责此事件。他说：“去世的孝宗，是兴献王的兄弟；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皇上，是兴献王的嫡长子。当今武宗没有子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受者也；高皇帝虽未尝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实以高皇帝之训也。张璁由此与杨廷和的主张争锋相对。

张璁认为：“礼来自于人情”，既不是非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而出，如果圣人所说的礼，没有人情，便不是礼。只有坚持“以情定礼”，才能“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知是非”，张璁一直坚信如此。

由于张璁紧紧围绕着武宗遗诏争议大礼，所以，以他为代表的反对杨廷和集团主张的少数派能够主动出击将其击败，最后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确立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

二、据实议礼，不为“纲常”所束缚

杨廷和为了使世宗以孝宗为父的主张得以实现便以万世不变的“纲常”来震慑世宗及其反对者。他说:“纲常典礼存在于世，犹如日、月的存在，不可以晦翳；江河之在地，不可以壅塞。自三代至今，永久不变。”

由于这样的“纲常”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杨廷和集团大谈特谈纲常的同时，他们不得不找出个别旧例来支撑这个说法，甚至把个别旧例视为“纲常”，并且认为旧例就等于“纲常”。杨廷和翻出了宋英宗子嗣宋仁宗一事。

张璁反对杨廷和提出的将明世宗与宋英宗相提并论，因为两者继位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说：“礼官又用今天的实践来与宋濮安懿王相比较，我等谨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字初名宗实，仁宗未有嗣，取宗实入宫，命曹皇后将其抚养长大。四岁时，亲自命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立其为皇子。

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论其坏礼，今礼官务牵命强比”，此乃“欺妄”之罪。事实上，宋代濮议是在宋英宗承认仁宗为父的前提下，想封崇其生身之父的前提下来议定其父兴献王的尊号。就宋英宗而言尽管欧阳修等人引经据典，阐发前人之微言，为英宗与濮安懿王的父子至情而极力辩辩护，但因其难以违背仁宗亲立英宗为子的招数，所以，司马光等人最后取胜，而欧阳修则未能成功。

张璁认为“情”高于礼，皇上也应有“人心”。首先，用孝宗与武宗的父子情提现兴献王的父子至情。其次，以杨廷和集团本心因朱厚熜意外的皇位就需要改亲生父母来提现世宗的孝情。其三则是世宗的孝情应当与庶民相同。

宋，明两件事体性质就不同，所以照搬宋代旧例是无济于事的。张璁认为，要解决“当代典礼”，坚持的态度应该是经义之精神来议定前人未遇到之事，而不是削足适履，而对程颐之论，张璁清晰的认识到不能以奉为万世不变的“纲常”来束缚自己的思想。

今非昔比，他认为如果程颐生在“当世”，必将会按照变化了的情况来议“当世”之礼。张璁这一依据变化了的情况据实议礼的思想是正确的。《礼记·礼器》记载：“礼，时为大。”张璁坚持“因式定礼”，冲破由杨廷和编织的僵化“纲常”的束缚，故其主张得到了达理者并与杨廷和绝少利益关系者的支持和拥护。

张璁以推己及人和庶民之情体认世宗皇帝之孝情的思想，是他议礼的闪光点。在等级森严和皇帝独尊的时代而言，这一思想宛如石破天惊，猛烈的震撼着社会各阶级层。

三、总结

综上所述，张璁的思想既符合武宗遗诏，又极其尊重事实，合理。杨廷和的追随者才是大礼议中真正的“迎合者”，杨廷和的追随者中大多为朝中的高级官员，因不敢与杨廷和作对而使杨廷和集团能暂时的控制朝廷。

而反对杨廷和大礼主张的势力是京城外中下级官员，在大礼议中言之合理并未出现怪论迭起，前后矛盾的现象。《明史》的作者有一较中肯的评论：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记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

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只有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的偏见被剔除，才能正在认清嘉靖王朝政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