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孙任哲： “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

李伟，宁夏大学民族伦理文化研究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摘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大一统”价值理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在“大一统”“主权”统摄的总体价值体系中，“因俗而治”的“治权”价值理念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着把“大一统”的主权治理理念和“因俗而治”的治权治理理念的研究或分割为两个互不搭界的价值理念体系，形成了当代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两种伦理进路；或将二者平行于同一个治理思想体系，把主权理念与治权理念混为一谈，不分主次，相提并论。这两种研究情况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从伦理认同的视角，阐释“大一统”总体治理格局下“大一统”主权治理的价值理念与“因俗而治”治权治理的价值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流变，分析它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价值，可以更准确地彰显“大一统”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承启与超越作用。 〔关键词〕大一统 因俗而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作为一种治理思想和价值理念，对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伦理智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是我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核心概念，处于价值观念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应当看到，“大一统”并不是简单的一统了之，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时空维度、执行路径和操作弹性。具体来说，“因俗而治”就是内在于“大一统”的具体操作理念。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讲，“大一统”解决的是“主权”问题，是“天地之常经”，“因俗而治”解决的是“大一统”总体价值下的“治权”问题，是“变化之形体”，两者一主一辅，辩证统一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学界把二者分割阐释形成两个价值理念体系，或在阐释“大一统”主权治理的价值理念时忽略了治权治理的“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只讲治理之道的价值理念，不讲治理之术的价值理念。或在阐释“因俗而治”时将其自外于“大一统”，从而失去了灵魂与根基。本文拟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导，试图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中的伦理认同视角，对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从思想渊源、概念和当代价值方面加以现代阐释，以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价值理念在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深刻含义和时代影响。

一、 中国古代国家“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产生的根源

（一）中华古代文明是“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产生的文明根源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就提出，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结构和环境，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并产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区域间传播，为各地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五千年前左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华大地星罗棋布着文明的雏形，比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一时间，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各个文明经过裂变、撞击、融合等，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最初形态。考古也发现，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个早期文化并不是齐头并进发展的，平坦富庶的华北黄土地带（包括西部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孕育着史前文明更快发展的可能。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文化之后，中原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开始居于优势地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华北各史前文化逐渐被整合为一体，超越全国各地其他史前文化从而迈入真正的文明门槛，形成了一个可以对周边地区施以影响的中心文明，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

沿着这一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在产生时就具有“多元”与“一体”统一的特质。它说明：第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是多元的，在早期产生时就形成了彼此不同的多个文化与文明来源；第二，在早期文明起源中，各个文明体之间是互动的，而不是孤立的，所有的文明体内部不断交流、交融、互动、碰撞，并最终共同进入中华文明产生的历史进程中；第三，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因素，中原文明率先在文明的汇聚中获得了中心地位，发展出了较高的文明形式，对周边区域形成了“虹吸效应”，这也形成了最早的中原中心政权与四周部落政权的关系。这种多元的、一体的、有中心的中华古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大一统”治理格局中“大一统”和“因俗而治”治理价值理念产生的文明根源。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进程是“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产生的历史根源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族群诞育、发展和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凝聚力和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就已共同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两千多年来，尽管有过分裂和纷争，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也是各民族人心所向，更是发展的大势所趋。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统一进程，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元明清，每一次统一都比上一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吸纳进来的民族更多。正是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在先秦时期体现为包括华夏族在内的“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关系，即所谓的夏夷关系。在秦汉时期体现为汉民族及其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唐宋时期体现为以汉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大混杂和大融合趋势，在元明清时期体现为统一的国家内管理不同民族的具体方略，晚清以降体现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形成。如何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历朝历代重要的治理课题，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家国天下”治理格局中的“大一统”主权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因俗而治”治权治理的价值理念。从朴素的“天下一统”和“各有其性”，发展到“春秋大一统”和“因俗而治”，再发展出“天可汗”和“羁縻州府”以及关于管理少数部族的完备律令，再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纷纷自称正统、继承大统、致力于一统，“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治理价值理念伴随着这一过程不断形成而逐步丰富完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就了“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这两种价值理念主次分明，并行不悖，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政治思想纽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并把它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形成的统一力量就越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强调“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都是“大一统”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哲学是“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产生的思想根源

“多”与“一”的关系是重要的哲学范畴，不同文明均有其特色思考。古希腊哲学家将“水”“气”“火”等归为构成具体事物的“一”，世界万物皆由此而产生。在古印度文明中，《吠陀经》有“梵我同一”，后期吠檀多派中有“不二一元论”，即认为梵（最高我、总体性、“一”）与我（小我、个体性、“多”）实际上是完全同一、没有任何区分的。中国古代哲学思考“多一关系”更具特色。《系辞》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周濂溪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化生万物”，是从万物生发的意义上谈“一”和“多”的关系的。朱子继二程谈“理一分殊”，既谈“理一”，也谈“分殊”，并道出了“一”和“多”的互动关系，每一个“多”中都内在地蕴含着一个“一”，“一”又分殊在众多之中；同时，“多”和“一”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而是由“多”的内在结构组合达成“一”的整体性和内在完备性，并由此带来系统的效能提升。从中国古代哲学对“多”与“一”关系的思考来审视“大一统”和“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关系，可以看到“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统一于治理天下这一目标主体中，在“一统”的原则下彼此蕴含、主次分明，前者是国家统一、主权治理的“一”，后者是民族和睦、治权治理的“多”；二者彼此促进，“大一统”为“因俗而治”提供了根本保障与基本原则，“因俗而治”的具体措施又反过来巩固和维护了“大一统”；二者彼此相融，“大一统”统摄着“因俗而治”的具体路径，“因俗而治”蕴含着“大一统”的理论必然。两种价值理念统一于“一”体，形成于“多”元，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一”与“多”问题的思考。

上述几个方面虽然在以往学界的讨论中都不同程度地被涉及，但是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伦理事实，即上述论述中所要阐释的“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根源在于统一的多民族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的伦理认同。也就是说，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导源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中，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蕴含于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中，是一个整体中的两种主次分明、层阶不等的价值理念，但又统一于一个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发展过程中伦理认同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治理思想之所以能起到强大的民族凝聚作用，是因为在长期的伦理认同中，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了起来，从而具有了深厚的国情基础，也为我们今天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丰富的伦理空间。

二、 中国古代国家“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现代阐释与思想流变

（一）“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现代阐释

从语义分析的角度阐释“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可以发现“大一统”的概念至少包含着“大”“一”“统”三层含义。所谓“大”，就是“尊崇”“广大”的意思，其价值指向是强调“一统”的大和广；而“一”是指量度上的单一和坐标的中心，其价值指向无疑具有中心的意思，强调华夏文明的主体性和中心位置；“统”，纪也，其价值指向既强调“大”与“一”、“一”与“统”二者之间地位上的“尊”“纲”关系，也强调一与多、中心与周边之间的“尊”“从”关系。因此，“大一统”可以理解为尊崇中心的纲纪准则和夏夷之间、中心与周边的尊从关系。它所强调的是“主权”的统一性。实际上，这种价值观念结构正是“大一统”思想的内在逻辑。

“因俗而治”则是夷夏关系最初的表达形式。它出自《礼记·王制》中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所强调的是“治权”的差异性，指在中原王朝统治势力内部或边缘的少数部族实行不同的管理策略，不改变原有的习俗，通过“教化”的方法来因地制宜地治理人民，维系统治。它有同一和差异两个维度。所谓同一，是指因俗而治的地区首先必须接受中央政权的统一治理，所谓差异，是指不同于政权的其余管辖地带，能够从本地区历史文化风俗角度出发，执行差异化的治理方略。“因俗而治”的经典表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修其教与齐其政，其二是不易其俗与不易其宜。其一讲的是“治”，其二讲的是“因俗”，“治”是目的，“因俗”是手段和形式。其治理策略是应对统一体系下局部不同的策略，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即在统一的古代国家政治秩序下，允许少数部族保留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并遵循这样的多元一体结构进行统治与治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大一统”所彰显的是一种秩序，是一种从地理上、政治上、思想上、民族上追求融合、追求一统、追求同一性的价值主张，是“主权”意义上的政治价值。同时，由于中国古代多民族的特点和“家国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想天下一统就必然会在局部地区采取符合治理国情的“治权”方式，“因俗而治”就是这种方式的最佳路径。这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国家治理的伦理叙事方式，在以往学者的论述中往往被忽视。因而，在以往的学术阐释中，或在论述“大一统”时把“因俗而治”排除在外，只空洞、抽象地谈“一统”，忽略了总体“一统”格局下丰富的执行细节与治理内涵，从而也忽视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或在阐释“因俗而治”时将其自外于“大一统”，只谈“因俗”不谈中原王朝的统一管理；或者试图将“大一统”与“因俗而治”并驾齐驱，从而形成理论上的割裂和实践中的危险，忽视了历史演进的主流和方向。事实上，在国家治理的伦理叙事中，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场域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在长期演化发展中的多元一体是这个场域中不能忽视的一个伦理主体。“大一统”带来了“一体”，没有一体，“因俗而治”就无从谈起；“因俗而治”产生于“多元”，没有“多元”，“大一统”就成为一种抽象。“大一统”居于统摄地位，“因俗而治”是必要补充，“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理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理念与治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考察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现与以往学者论述不一样的伦理进路。

（二）“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发展流变

正如前文所述，“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随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历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萌芽于殷周，发轫于先秦，确立于秦汉，变化于魏晋南北朝，丰富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清。

从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一统”要解决的客观问题是族群之间中心与周边、尊崇与臣服、主权与治权的关系。从逻辑上要首先有“差异”“相隔”“不同”，才能够产生尊崇和发扬“一统”的思想。这种差异与不同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正是所谓的“华夷有别”。《尚书·舜典》载“蛮夷猾夏”，即是从观念上区分夷、夏族群的最早记录。夏即古华夏族群，夷即居于华夏四周的少数部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与“中国”共称“五方之民”。可以说，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协和万邦、归化天下的政治需要，也即“大一统”。周人正是在“一统”的疆域意义与秩序意义上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

与“大一统”思想萌芽的同时，作为“大一统”整体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俗而治”的思想也同时产生。《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西周初封时期“齐人治夷”与“鲁人治夷”的对比。“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与之相反，一山之隔的鲁国采用“变其俗，革其礼”的治理方略，成效不彰。周公对齐之治夷策略给出了很高评价，认为治理方法的简易近民是归服远人的有效办法。《国语》载周有五服：“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要服与荒服是夏商周对待夷狄的基本治理策略，这是“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治理思想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内核。先秦时期对于“大一统”的政治想象首先来源于西周的“大一统”，如孔子讲“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描述的理想图景即是宗法制度下礼乐政治层面的天下一统。另一方面，孔子从夷夏一统的角度阐释“大一统”，认为华夷之别不是种族之别、地理之别，而是礼仪之别、文化之别、文明之别。《论语》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即夷夏之别的关键在于“礼仪”二字，并且夷夏间是可以转化的，转换的方式即是礼乐教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深刻阐释了孔子思想中关于“夷夏之别”的辩证内涵：既承认华夷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的不同，又强调华夏文化文明的主体性；既树立起礼乐文明在治理中的中心位置，又保留了夷狄通过学习礼仪、变化风俗而入华夏的包容性与可能性。孔子同时代和之后的思想家也大多按照这一理路阐释“一统”思想。

伴随着“大一统”价值理念的发展，“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也同样得到了发展。《中庸》所说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包含“柔远人”和“怀诸侯”，都是以怀柔的方法对待夷狄。《礼记·王制》载“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清晰具体地指出了四夷与中国之民在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诸多不同，并由此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方略。

秦汉时期是“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正式确立的时期。一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使“大一统”成为政治事实；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统一的秦王朝内部如何处理和少数部族关系的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得以正式确立。在政治一统方面，秦王政一扫六合，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汉承秦制，并发扬公羊学中“王者无外”的价值理念，认为王者自当心念苍生、化及四方，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从而一体对待天下百姓，并在此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征百越、克匈奴，极大地推动了帝国的统一和版图的扩大。在思想一统方面，西汉推崇今文经学，公羊学成为官学，经董仲舒等阐发，“大一统”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价值主张。《春秋经》首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春秋公羊传》注“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是“大一统”第一次完整且清晰见诸典籍的表述，这也正是公羊学意义上的“大一统”的本来含义。可以看到，经秦汉发展，“大一统”思想从朴素的西周式天下一统、夷夏一统发展到现实中国家一统、政权一统、族群一统、疆域一统，又进而发展成伦理思想层面的“一统”，即天生万物与王者受命于天过程中的秩序一统、伦理一统、价值一统、文明一统。正因此“大一统”才具备了贯穿古今、承天立地的至高无上地位，即董仲舒所讲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在“大一统”价值理念得到全方位彰显的同时，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内部如何处理多民族、少数民族、边疆民族、归顺民族的问题也被同时提上了国家治理的日程，作为体现“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羁縻制度”开始出现。《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段史料是“羁縻”的较早出处。可以看到，羁縻一开始即是一种指向统一国家体系内关于少数部族的治理方法与治理制度体系，包括“示威”和“怀柔”两层意思。汉王朝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策略上总体主张“临事制宜，略依其俗……防其大故，忍其小过”。

秦汉后“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在道统、治统两个层面坚固地树立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虽然从政治上进入了一次“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的历史时期。但“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并未因政权的林立和分裂而得到削弱，它仍然是推动国家统一的内在积极要素，且在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大一统”从汉民族拓展而成了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治理精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以“天下一统”为己任。如前秦苻坚完成北方统一后，“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建大同之业。其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认祖华夏先王，主动认同、融入甚至争夺中华道统。如西晋时匈奴人刘渊起兵后称汉王，建国号为“汉”，以汉王朝正统自居。又如北魏皇帝鲜卑氏拓跋珪自称是黄帝后裔，鲜卑大族宇文部自称炎帝后裔。其三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加速推进民族融合进程。最典型的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推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步伐。其四是少数民族政权内部对待统治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仍然使用“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苻坚曾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总的来说，“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并未随着政权的分裂而淡化和削弱，反而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其价值理念结构的自身延展性、包容性进一步加强。

隋唐是历经南北朝政治分裂、民族融合后重归于统一的朝代，在国家治理、律法制定、施政举措等方面逐步完善丰富。“大一统”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发展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理之也”。在民族问题上，唐朝发展了“王者无外”的价值理念，以开放的胸怀包容少数族群。唐时期华夷一统思想从先秦时的“华夷互换”、秦汉时的“华夷共祖”，发展为了“华夷一体”，从而引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充分显示了民族融合后唐王朝帝王的胸怀与气魄，也显示出隋唐时期“大一统”对前代“夷夏有别”的超越。

在对少数族群地区具体的管理策略上，隋唐依然秉承“大一统”统摄下的“因俗而治”价值理念。“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这是隋代君王对“因俗”的重申。唐朝继承和发展了“羁縻制度”，据考证，唐朝至少在全国设置856个羁縻州府，使得唐朝疆域无比广阔，李世民被各部族共尊为“天可汗”。

在宋元明清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都继续秉承“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一方面，理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与中华文明的又一高峰，随后几百年间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统”。另一方面，与宋王朝先后长期对峙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纷纷标榜自己为中华正统。辽人自称出自炎帝。金人因占据北方中原之地，更以正统标榜自身。元朝积极推行中华政治与治理制度，取《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元”字为国号，从而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取得了统治的法统。明朝在推翻元朝统治时打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但在取得天下后随即转而认为“华夷无间”“皆朕赤子”。清朝将“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推至全盛。清代在边疆治理中延续了“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以郡县制管理汉人，以八旗制度管理满族，以盟旗制度管理蒙古族，以伯克制度管理维吾尔族，以驻藏大臣与宗教领袖联合管理的政教合一的制度管理藏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土司制度与流官制度并存的管理方式，团结各民族上层以巩固和保卫边疆，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当代伦理价值

纵观“大一统”治理格局下“因俗而治”价值理念的数千年发展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这一对价值理念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其实质是维系天下一统，各族一家，四海皆兄弟，在一统的前提下又尊重和保留了不同地域人民生活习俗的多样性。这一思想观念数千年一脉相承，并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和历史意识。在这组关系中，“大一统”理念事实在先、逻辑在先、价值在先。所谓事实在先，是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一统”始终是居于统摄地位的，是“天地之常经”，离开了“大一统”则“因俗而治”无从谈及，“因俗而治”是“大一统”的必要补充。“大一统”是国家和文明层面始终不变的价值内涵，“因俗而治”则是中央王朝处理具体边疆事务时的治理方法，“大一统”始终如一，“因俗而治”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当设属邦则设属邦，当行羁縻则用羁縻，当土流并存则保留土司，当用流官则改土归流。可见，一切“因俗之治”的最终价值目标是满足中央王朝统一格局下治理边疆、管理少数族群的实际需要。所谓逻辑在先，是指“因俗而治”成立的前提是认同中央的“一统”政权。只有“一统”作为前提，在逻辑上才有“因俗”之治。如果没有了“大一统”思想下的统一集中的治理主体，也就谈不上“治”或“不治”。所谓价值在先，是指“大一统”与“因俗而治”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大一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因俗而治”是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实现“大一统”，“因俗而治”的“治”本身就蕴含了一统之下的差异化治理，首先必须有“大一统”的治理目标，而后才能从治理的具体情况产生“因俗而治”的治理方略，不存在脱离一统目标的“因俗而治”，“因俗”是为了达成更好的“一统”。总的来说，明确“大一统”处于主导地位、“因俗而治”处于从属地位，是正确认识这对价值理念的关键。

“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内在的一致性共同维系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疆域和政治上的统一，其严主权、宽治权的治理取向和治理特点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成为几千年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和谐的伦理认同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作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中的重要价值理念，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和谐的治理传统。形成了交融一体、繁荣一体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和天下一体共治的历史意识和伦理意识。正是这种历史意识和伦理认同意识，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在近代以来的救国存亡的危机中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自为的命运共同体。

“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伦理意义。中国历朝历代无不把实现“大一统”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也特别注重“因俗而治”的治国策略。因而它可以在中央政权和地方部落政权之间，在中原华夏与周边四夷之间形成伦理认同的向心力，为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奠定了伦理价值基础。维护“大一统”和民族和谐往往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一个情结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点，也是中国古代家国情怀的一大优长。

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和差异性始终存在于民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从历史演进来看，求同存异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主要逻辑。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从此开启了对“大一统”的持续追求。同时，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经略民族地区又强调“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尊重各民族的多元特征，差异性也成为各民族交往共生、经济互助合作、文化交流互鉴的不竭动力。几千年来，各民族的融合交流从未中断，既增进共同性，又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汇聚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格局下“因俗而治”作为一种古代治理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于1947年在内蒙古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为我国与苏联的历史发展、国情特点、民族分布、历史文化等存在较大的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得到了认可，被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建议又被写入宪法，明确在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从中华文明的高度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脉络，既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和治理记忆的延续，又是对几千年“大一统”“怀柔羁縻”这些“老办法”的扬弃和超越；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作主；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维护，又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的尊重，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国家建设要求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由此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又一例证。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2期。原题：“大一统”格局下的“因俗而治”：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引领下的治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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