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穆王朱见治：为何三甲进士宁愿去从军，也不愿给亲王当侍讲官？

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初九，朝廷下旨任命翰林院检讨李昊为南京礼科给事中，翰林院待诏王相为南京国子监学录，中书舍人独孤高、胡琛为光禄寺署丞。这几个官职在史籍中少有提及，是因为它们属于高官要职，亦或是他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至于让一向惜字如金的《明实录》不惜笔墨记载他们的来路去向？

非也！翰林院检讨、南京礼科给事中、中书舍人和光禄寺署丞都属于从七品官，待诏、南京国子监学录则是刚入品的从九品官。只有检讨和给事中属于进士官有些权力，其他都是非进士官，中书舍人更是监生、儒生、布衣能书者都可充任，除直内阁中书舍人之外，基本没什么权力，就是个好听的头衔而已。

假装是明朝翰林院

李昊等人也不过是寻常之资的平凡小官，并无可歌可泣的功绩傍身。他们能名列实录，根源在于“皆预选以备忻府官属”，也即他们是明宪宗八弟忻王朱见治的近臣，曾担任过朱见治的侍讲官。一般来说亲王侍讲官，是其出阁后的基本班底，为何要将他们统统调任呢？

复辟之后出生的第一个皇子

朱见治，生于天顺二年（1458年）闰二月初四，为明英宗朱祁镇第八子，生母宸妃万氏。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自认为继承了父皇优良基因的明英宗，在大伴王振的忽悠下，头脑一热宣布御驾亲征。结果中秋节那天在土木堡被入寇的瓦剌人包了饺子，本人被生擒。这一让世人大跌眼镜的结局，使得他享有“堡宗”、“大明第一战神”、“瓦剌留学生”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次年八月，经过部分朝臣的斡旋，失去利用价值的太上皇朱祁镇，灰头土脸回到京师。随即被二弟延请进南内休养生息。自此以后长达七年时间里，没见过任何一个外臣。百无聊赖之际，只能以造小人为乐。

父皇失势，当儿女的自然也没好日子过。年长的四个儿子，出生于朱祁镇入主南内之前，随祖母孙太后蜗居于离南内近在咫尺的清宁宫，期间老三朱见湜（音shi）、老四朱见淳先后夭折，只剩下老大朱见深与次子朱见清抱团取暖。生于南内的老五朱见澍、老六朱见泽、老七朱见浚，则陪在父皇身边过着囚徒生活。

南内的大致范围

作为第一个出生于父皇复辟之后的皇子，朱见治与七位兄长相比，无疑是幸运的。他一出生就有皇城这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供他肆意挥洒。

生母宸妃万氏，为明英宗育有皇次子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皇七子吉王朱见浚、皇八子忻王朱见治，及淳安公主和广德公主，共四子二女。明英宗九个儿子之中几乎一半出自于她，可见颇受宠爱。子以母贵，年幼的他在天顺朝小日子必然过得不错。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明英宗的传奇人生落幕。继立的明宪宗朱见深，因为幼年的经历，极其重视亲情，对几个兄弟相当爱护。

成化二年（1466年）七月十二，明宪宗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内阁首辅、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充副使，持节册封9岁的朱见治为忻王。

由于忻王府未曾开建，故忻王的藩地在哪里史籍未载。就其爵号而言，似乎是山西忻州。但永乐以后爵号与藩地不对应已成为常态，且有对空置的旧王府改造重新利用的惯例，当时山东青州的汉王府、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市）的梁王府都处于空置状态。所以朱见治的藩地为这两地之中的一处也为未可知。

跑路的侍讲官

成化五年（1469年）三月，12岁的忻王朱见治举行冠礼。冠礼的规格一如几位兄长，持节兼掌冠者，也就是主持冠礼的，为太保、会昌候孙继宗；赞冠者，也就是充当司仪为之赞唱的，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白圭；宣敕戒者，为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内阁首辅商辂。

冠礼，意在向外界宣告此人已经成年。所以举行冠礼，意味着朱见治将被视作成年人对待，不但需要出阁读书，还要为履行亲王职责做准备。

影视剧中的冠礼

次年二月，明宪宗授予进士徐霖、张宽翰林院检讨，教官董亮、王相为翰林院待诏，监生独孤高、胡深为中书舍人，让他们充任忻王的侍讲官。皇子不可能等到冠礼之后再开蒙，所以亲王的日常教学工作另有其人负责。对徐霖等人的任命，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创建亲王班底，教育工作只是附带的职责。按照惯例，亲王出居诸王馆之后，翰林院检讨会被任命为王府左右长史，待诏转任王府纪善所纪善，中书舍人转任王府审理所审理正、审理副。

明代，王府长史职秩正五品，掌王府政令、辅相规讽，类似于诸侯王的相。始封亲王的长史，一般从上一科或当科进士中选取，三甲同进士授予翰林院检讨，充亲王侍讲官，自亲王出阁读书起就开始培养。藩王与长史，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初藩王手握重权，王府长史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在藩地可以呼风唤雨。随着明成祖祖孙三代厉行削藩，藩王的实权几乎被剥夺殆尽。正统以后，藩王也只不过是个大个的吉祥物而已，王府长史自然也成了养老职位。

作为寒窗苦读数十载，成功鱼跃龙门的新晋进士，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又怎奈去当一个没有前途的王府官。是故很多进士避之唯恐不及，宁愿赴地方熬资历，也不愿出任王府长史。

但雷霆雨露皆君恩，皇帝要你去，你一个小小新晋进士竟然敢不去，那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比如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科（也称癸未科）进士的周鉴，就因为执意不肯接受翰林院检讨的职位，出任崇王朱见泽的侍讲官，被明宪宗一撸到底。

“（成化二年八月）壬子……进士周鉴以避选王府官，问遣为民。时，崇王将出就学，诏吏部选进士等官侍讲读。鉴在选中，称病觊免。尚书王翱奏鉴怀奸不忠，付法司罪之。遂坐除名。”（《明宪宗实录》）

位于荆襄地区的神农架风光

这次被点选为忻王侍讲官的张宽也很不乐意。

张宽为湖广襄阳人，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进士，名列三甲第244名。这一科总共录取353名进士，其中三甲252名。所以张宽在丙戌科进士中属于吊车尾的存在，几乎与孙山兄为邻。但他认为自己很能打，只是时运不济，才被取为与同夫人齐名的同进士，还落得个发配王府养老。

不过张宽确实小有才能，他为人没有周鉴那么强项，或者说比周鉴聪明得多，没有硬顶皇帝的任命，除时常哀叹被大材小用外，该怎样就怎样，暗中却在默默地谋划如何跳出王府这番小天地。正所谓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张宽的机会很快就到来：当时荆襄地区正在闹流民起义。

这里的荆襄地区特指湖广荆州府与襄阳府西部的山区，大约相当于今湖北十堰市、神农架林区及其周边地区。荆襄地区跨连陕西、河南、湖北、四川四省，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历来为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成为逃避赋役的流民乐园。

流民们在荆襄地区的山间开垦荒地，流徙不定，时有叛乱发生。因此自元朝起就视之为“盗贼渊薮”，欲加制裁。明太祖曾下封山令，禁止民众在荆襄地区进行开垦，并派兵搜山驱赶，却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荆襄流民在刘通(刘千斤)、石龙等人的领导下起兵反明。刘通自称汉王，建元德胜，设置元帅、将军等职。明廷命抚宁伯朱永出任总兵官，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率领精锐明军进入荆襄地区平叛。次年四月，刘通兵败被擒，押解进京处死，叛乱随即被镇压。

始建于明代的郧阳大丰仓

刘通起义被镇压后，由于处置失当，荆襄地区始终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领导流民起兵。次月朝廷任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为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让他挂帅征讨荆襄流民。

项忠也是个传奇人物，为正统七年（1442年）壬戌科二甲进士，土木堡之变时从征瓦剌的他被俘后竟然乘间逃脱，徒步七昼夜始归；景泰年间任广东副使，平定瑶民起义；天顺初年，任陕西按察使，曾开仓赈济饥民，官声极佳，以至于调任大理寺卿时，因当地百姓执意慰留，改任陕西巡抚，招抚临洮一带的羌民起义；成化四年（1468年），率军平定固原盗乱。是一个允文允武的能臣。

张宽出生襄阳，自幼对荆襄地区的乱象耳闻目儒，内心也做过如何治理荆襄乱象锦绣文章。出任忻王侍讲官后，多次上疏阐发自己处置流民的方针。在听说项忠挂帅主持荆襄军务之后，立马上门毛遂自荐，将心中所想和盘托出，并表示想附骥尾，为家乡的安定出一份力。项忠被他打动，主动向皇帝推荐。

正值用人之际，明宪宗自然不会因一个小小的从七品翰林院检讨的去留问题，驳项忠的面子。于是张宽得以从准王府官任上安全脱身，随项忠开赴荆襄。

“（十一月）庚子，命忻府伴读、翰林院检讨张宽，随都御史项忠往荆襄抚捕流民。宽，湖广襄阳人，以进士授检讨，侍忻王读书。居常快不乐，屡上疏言处置流民数事。适忠奉命于荆襄抚捕流民，宽每就之论议，自谓通达世务，谙练军情，愿相从于军中听用。忠因其言荐之。故有是命。”（《明宪宗实录》）

张宽调离忻王身边，自然需要进补新人。成化七年（1471年）三月，明宪宗授予成化五年己丑科三甲进士李昊为翰林院检讨，侍忻王读书。

阿越说

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二十四日，忻王朱见治薨逝，享年15岁。史书对他的评价为“天性孝友，不事戏弄”，也就是为人比较板正、宽厚。成化七年闰九月，朝廷赐予朱见治身边的侍讲官李昊双亲散官阶。按照惯例，侍讲官需要侍奉亲王读书三年，才能“推封其亲”，李昊的任职时间远不达标。但是朱见治体谅李昊的苦楚，在对方开口后，转身就为其奏讨，明宪宗由是赐予特恩。

成化八年正月，刚失去皇次子朱祐极，紧接着八弟又离他而去，这让非常重视亲情的明宪宗悲痛不已，在给给弟弟上谥号时，没有使用诸如“悼”、“哀”等表达哀思的中性字眼，而是根据朱见治的性格，赐予“穆”字作为盖棺定论。

上一个去世于京城的未就藩亲王，为正统四年（1439年）六月薨逝的越靖王朱瞻墉，时间已过去30余年，且朱瞻墉去世时早已出府成婚，与朱见治大为不同。是以明宪宗命礼部重新考订了一套治丧礼仪出来。其后，朱见治的五哥、归葬北京的秀怀王朱见澍，及明宪宗第十四子同样未就藩的申王朱祐楷，二人的治丧事宜就参考了忻穆王朱见治的丧仪。

贵州镇远古镇

因为朱见治没有出居诸王馆，故忻藩的班底未曾正式组建，是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也就是说，张宽即便不落跑，最终也会回归到文官体系的正途上来，只不过出动出击参与军事显然升官较易。张宽因从项忠征剿荆襄有功，就此步入升职的快车道，没过几年就升任正五品云南按察佥事，这是多数三甲进士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只可惜张宽得志之后太过张狂，最后被罢职归乡。又因他征剿荆襄时杀戮太重，以至于“乡人御之”，故闲居后被同乡告发其诸多违法乱纪之事，落得个发配贵州镇远府为民的下场。编发镇远府后，还不老实，竟偷跑回家，还上疏诬告郧阳巡抚吴道宏，最终发配柳州卫充军。

“（成化十九年四月）甲申……罢闲佥事张宽先以贪淫事发贵州镇远府为民，既而逃回。又诬奏抚治郧阳、大理寺右少卿吴道宏挟讐诬陷及贪暴等事。上仍命原差内外官萧敬等会勘。襄阳卫镇抚苏忠先因委勘宽事，挟取宽财物亦被奏，发梁府内使陈鉴侵盗本府财物，亦坐累。敬等俱鞫得其实，各拟合坐者律都察院以闻。上以宽、忠情犯深重谪柳州卫充军，鉴发本府守坟，道宏赎杖还职。”（《明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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