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写《三国志》的陈寿，这些史学家也对三国历史流传贡献巨大

景耀六年（263），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此前效力于蜀汉的大臣们也纷纷摇身一变，进入了曹魏、西晋的朝堂。在众多改换门庭的大臣中，此前担任观阁令史的陈寿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史学天赋出众、文笔极佳的他即将在搜集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史料的基础上完成大名鼎鼎的《三国志》。

作为了解汉末三国历史的重要资料，《三国志》以共计六十五卷的篇幅记载了将近百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后人更是将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然而，由于陈寿惜墨如金的风格以及成为晋臣后立场导致的局限性等因素，《三国志》没能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其他史学家的补充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除了陈寿之外还有哪些史学家对三国历史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呢？

上文提到，《三国志》与《后汉书》同样居于“前四史”之列，它们一个记载了从汉末到西晋统一这段时期的历史，一个则记述了东汉自开国到覆灭近两百年间的史事。换言之，两部史书在东汉末年这段时间上存在交集。从成书时间看，《后汉书》比《三国志》要晚诞生一百多年，书中内容一方面对《三国志》进行了参考与借鉴，但在一些细节上，编撰者范晔与陈寿则持有不同意见。

范晔出身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崛起的顺阳范氏家族，祖上世代为官，他本人也早早踏上仕途，并在元嘉九年（432）开始着手《后汉书》的编撰工作。尽管在范晔之前已经有许多史家对东汉历史进行过记述，但《后汉书》横空出世后便独得推崇，用为《后汉书》作注的南朝梁学者刘昭的话说，便是：“范晔后汉，诚跨众氏。”

一般认为，由于陈寿本人就曾生活在三国后期，他所编撰的《三国志》可信度在一众史料中无疑最高。但另一方面，他的许多记载过于简略，导致不少历史事件、人物遭到忽视。正因如此，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解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裴松之出身于一直到唐代都是名门望族的河东裴氏，宋文帝在位时期他官至中书侍郎，后来奉皇命为《三国志》进行注解。于是，他一方面搜集了大量史料，一方面亲身走访了许多三国故地。最终，裴松之引用了超过两百种史料，为原本只有三十六万余字的《三国志》增加了足足三十二万字的注解，其中不但有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轶事，还添加了他本人对于这些史料的判断。

读罢裴松之的注解，宋文帝不由得赞叹道：“此为不朽矣！”后来，宋文帝还曾打算让裴松之撰写国史，可惜当时已经八十岁的后者还没来得及开始就不幸去世。既然提到裴松之引用了大量史料来注解《三国志》，不妨看看其中主要是哪些史学家编撰的哪些史料。

首先，裴松之本人曾特别为名将赵云编撰了《云别传》，并将其中部分内容引述到了自己注解的《三国志》中。可惜的是，如今《云别传》已经失传，我们只能通过被引述的部分了解到一个形象更加饱满、事迹更加详实的赵云。

此外，裴松之在注解中常常引用的史料还包括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编撰的《续汉书》、曹魏史学家王沈编撰的《魏书》、“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所著的《英雄记》、吴人袁晔编撰的《献帝春秋》、曹魏史学家鱼豢编撰的《典略》、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东晋史学家常璩修撰的《华阳国志》、东吴史学家韦曜等人编撰的《吴书》、西晋张勃所著的《吴录》，以及西晋学者虞溥编撰的《江表传》等。

和《云别传》一样，上述史料当中绝大多数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佚失，只有被裴松之引述到自己注解中的部分得以流传至今。由此看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行为不但让后人在阅读史书时获得更好的体验，还无心插柳地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对于后世试图了解汉末三国时代历史的人而言，陈寿及其作品《三国志》的地位无疑不可撼动。虽然身为晋臣的他不得不更多地站在曹魏、西晋的立场上叙述历史，但他依然贯彻了史学家的自我修养，在叙事上尽量了保持客观。相比于陈寿的严谨，裴松之则是引用大量史料对《三国志》进行注解，从而补充与丰富了许多细节。可惜的是，裴松之所引用的史料原文大多佚失，否则如今的我们或许能够通过那些史学家们呕心沥血的著作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末三国精彩纷呈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