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

摘要：江西曾经是国之要地、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尤其宋代以来，江西人在科举、仕宦、辞章、学术、科技、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首要的贡献。江西文学莫与比次，文士云兴，辞章霞蔚，大家辈出，百世流芳。尤以朝士半赣，多有位极人臣，仕望文章，相得益彰。而且根于学问，溢为艺术，或经史为本，或心性所发，乃至百家学艺，亦兼才性辞章。江西素号“文章节义之邦”，每当国家危难之际，江西士人总有舍生取义的铮铮表现，这也反映倔强争胜的赣人气性，在文学创作上显示为精神相通的普遍性。

关键词：江西文学；江右；欧阳修；黄庭坚；汤显祖

自古“江右”习惯上用作江西的代称，以与江左称衡，这比“江西”作为行政的称谓承载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后者在当代人心中，似乎没有特别的印象。相比长三角的繁华和珠三角的热闹，江西好像被人忘记，在现代化的光影中黯然失色。但我们还是要唤起记忆，走向未来。

江右文学极盛，特出者如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论者继踵，著述充栋，一般读者难以分享这样的成果，只需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则以江右文学之盛，学界的关注十分有限，许多未出现在文学史教科书的作者和作品湮没不传。因此，整体呈现江西的文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在全景式的回视中，让人们了解历史上的江西和江西人，辉煌灿烂，英特卓杰，势将破除固有的偏见，乃至超出我们的悬想，引发深沉的感慨。

一

腹心奥区与人物渊薮

作为江西人，我们总是对王勃《滕王阁序》的赞美心存感念，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几乎已被任何一个地方用为标榜，实际上只属于江西。惟有“龙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才配这样的称誉。曾经的江西，正以得天独厚的地域形胜成为物产的渊薮、人才的灵区。“襟三江而带五湖”，占尽天下地利；“控蛮荆而引瓯越”，扼据东南户枢。是谓“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形成经久的繁盛，造就无数的髦英。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连接滚滚东去的长江，滋润这片物产丰盈的沃土，十景匡庐，三清独秀，龙虎受封，景德闻名，这些万众趋赴的名胜留下无数包括江西士人的历代题咏，但更为平常的是家山风月，田陌潇霖，春明涨渌，秋晚醉醺，梨花院落，篱角黄昏，总是呈现江右的风情，触动敏感的诗心。而且我常执念于江右的漫山翠竹，千载之下，赋心遇会，“其竹则筼筜箖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丛，苞笋抽节，往往萦结，绿叶翠茎，冒霜停雪，橚矗森萃，蓊茸萧瑟，檀栾蝉蜎，玉润碧鲜”惟以其物清逸隽秀，非赖壤之肥腴、气之温润、风之灵动、水之晶莹，不克丛生于斯壤，而作凤引龙吟、春濑秋声，亦如江右多产才俊，岂非秀毓钟灵！

距今约5万年到1.5万年前，这片古老的土地相继进入新旧石器的时代，到文明史的商代中期，即已出现樟树、吴城等大型的城池。战国时赣西归楚，汉初置豫章郡，纳入帝国的统治。汉末三国纷争，江西归吴，相传九江就是周瑜操练水军的所在。从东晋渡江到南朝都于江左，江西已“在腹心之内，凭接扬、豫，藩屏所倚”，遂为“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最晚从唐代中期以至清前期，江西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中唐诗人白居易已谓“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今天“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却在中古后期和整个近古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繁荣。

这是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赣人创造。从远古五帝到商周之世，再到战国楚人入赣、汉初齐民编户及汉末中原移民，古越土著渐被同化；从永嘉之乱、中原陆沉再到安史之乱以迄宋金之战，北方居民递相迁入，包括明代闽粤迁入和客家的形成，江西人口代蕃。于是发生明代“江西填湖广”及云、贵、川等地的大规模向外迁移，或逃役避乱，或朝廷强制，迁往湖湘最多，盖元末兵燹，其地人民荼毒，田地荒芜。在云贵，则如明万历年间王士性以云南澜沧兵备副使巡视全省，见“抚人居十之五六”，乃谓“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入乡随俗，卒成土著。在中国移民的历史上，赣人的迁徙乃是一次悲壮的大举征行。无数永成土著的移民后代，也许还能从世代口传或族谱记载约莫知道自己的身世，崇山峻岭隔断了遥远的追缅，一口蛮腔已经没有赣音的孑遗，但与江西人邂逅之际，却仍存对于祖籍的自豪。他们不仅理应分享江西的骄傲，而且在他乡逆旅也传播着江西的文化。他们理应被视为江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包括成为文士的后人。

自来习惯于以贫穷落后看待江西的人们，包括当今自嘲“会读书，会养猪”的我们自己，谅必感慨于古人笔下的赣人形象。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说：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明成化间吉安彭华乃谓其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末临川艾南英也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清末官方的商事报告也说工商业以江西人为主。现代也许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的，却在数百年前，江西人早已做到。大批赣商的涌现促进了江西乃至整个南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他们足迹所至，近在湖广、闽粤、江浙，远在云贵，以至中原与北方各省。遍布各地的江西会馆可以为证，例如广州、佛山等地的“粤庄”就是吉安商人开设的贸易场所，贵州镇远则是江西先人留下的名胜古城，在云南，至谓“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随着经济繁荣的是文教的昌盛，“人文”不仅显示人创造了文化，也表明文化陶染了人。从人猿揖别到石斧磨缺，再到中原青铜黑铁传入，再到大规模垦山造田，稳定的农耕培养了文教的兴盛。当魏晋玄学兴起，儒学式微之际，江西儒学却方兴未艾。从西晋鄱阳内史虞浦在郡内大兴学校、传授儒学，到东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以《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教授诸生，并范宣授业、范宁兴学，再到宋代理学及明代江右王学之盛，乃至“家孔孟而人阳明”，江西卒成儒教首善之区。从东汉张道陵、东晋葛洪淬土炼丹、许逊民间传道到刘宋天师道陆修静庐山修书以迄于今，江西自来就是道教传播的圣地。从东晋慧远结社匡庐，到唐代禅宗遍布江右，天下释子，往来于江湖之间，赣地尤胜，开悟智慧，启发文心，盖“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当此之时，南昌马祖道一，奉新百丈怀海，高安大愚禅师等，咸以宗师弘传南宗。我的家乡宜丰洞山就是著名的曹洞祖庭，黄檗寺则是临济宗门。而江西书院的建立在文化教育上史尤为重要，中唐以来，遍布全省，整个古代中国莫出其右。据曹松叶先生研究，宋代江西书院125所，占全国总数31%，元代59所，占全国26%，明代251所，占全国20%，实际上远非此数，以刘锡涛先生的估计，宋代江西书院至少在264所以上，最为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及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等。鹅湖书院曾是著名的文化中心，朱、陆鹅湖之会，乃是中国儒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事。书院之兴极大地促进了江西理学和包括文学的人文传播以及科举的考绩，正是“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犹让我们遥想当时的盛况，而江右文学家大都进士出身，往往以仕显文，政治地位促使文名的传扬和文学团体的形成。

其它省份罕有资格轻视江西士子的科举业绩，据彭适凡先生《江西通史·先秦卷》所列统计资料，自隋唐至清代科举废除，江西共产进士10506人，占全国进士98689人的10.7%，其中宋代5145人，居全国第二，明代3114名，为全国第三。全国状元总计494人，江西40人，占8.09%，居全国第五，宋明两代江西状元共30人，居第二。南宋饶州汪藻在《浮溪集》中不无自豪地说：

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

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28人、副宰相62人。其位望之高者，宋代如南昌陈恕与子执中、南城陈彭年、新喻王钦若、德安夏竦、临川晏殊、永新刘沆、庐陵欧阳修、临川王安石与弟安礼、南丰曾布、临川吴居厚、分宁徐俯、德兴张焘、弋阳陈康伯、清江萧燧、鄱阳洪适、庐陵周必大、永丰施师点、浮梁汪澈、余干赵汝愚、豫章京镗、都昌江万里、分宁章鉴、乐平马廷鸾、南丰陈宗礼、庐陵文天祥等，都是位极宰臣或位当副相。明则吉水解缙、胡广、泰和杨士奇、陈循、吉安陈文、安福彭时、铅山费宏、贵溪夏言、分宜严嵩、南昌刘一燝共内阁首辅十人，仅少浙江一人，超过江苏九人，而且朝廷重要部门的江西官员极多，几于至半，绝多科举进身、文章显名。杨万里《诚斋集》卷133说：

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欧阳修亦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南宋福州人黄榦也钦叹“江西素号人物渊薮”。这自然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和历史的机缘，但最为根本的是江西人骨子里崇尚读书的观念。洪迈《容斋随笔》卷五记饶州风俗云：

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

号为“饶州”的富饶是造就人才之盛的地利，而以“不文为咎”“不学为辱”却是江西父兄母妻共有的执着观念，至今犹然，作为江西人，感同身受。在江西人眼中，一个读书人几天不摸书本，一定是不务正业。江西人好学，不仅以“不文为咎”，在许多领域都是名人辈出，而率多能文，故以文学最盛。

二

朝士重臣与文学大家

仕流能文，多有骏誉，甚至成为名家，或精一学，亦多淹通，或有科场不遇，固亦含章抱学，都是士人的功业，江西尤其如此。在大多数人，仕宦文章，相得益彰，或兼才学，文艺相通，尤以文学溥遍。仕进必以能文，但能文未必仕进；擅文未必进学，然学问之富，往往发为文章。在历代江西各类名流中，多有文辞传世，或为德望学艺所掩，亦见江右文学，显于仕进，根于学术，溢为技艺，一在向学使然。

江西朝臣而为文学大家者，如欧阳修为一代文宗，王安石七绝宋代第一，二人与南丰曾巩并列“唐宋八大家”，晏殊并子几道称“大小晏”，三洪“俱擅词章之誉”，与“三苏”并称，洪适“以文学闻望”，弟洪迈为龙图阁学士，著《容斋随笔》，被推南宋说部之冠，《夷坚志》“端足擅文豪”。周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九流七略，靡不究通，“制命文雅，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外未有能及之者”。王安礼为文“踔厉骏发”，诗则旷达超迈，寄情高远。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为江西诗派重要诗人，清谢启昆诗称“横塘春绿满东湖，不肯因人作步趋”。陈彭年是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吴居厚有诗文集百卷。京镗与丰城刘德秀雅善作词。京镗有《松坡集》《松坡居士乐府》。刘德秀以宋宁宗开禧元年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有《默轩词》。施师点与王刚中并通经史。施文醇古，有文集。王刚中宋孝宗时官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有《东溪集》。马廷鸾有《玩芳集》《木心集》，陈宗礼有《寄怀斐藁》《曲辕散木集》，文天祥有《文山集》。

宋代宰相王钦若、夏竦并明代首辅皆有文名。解缙与杨慎、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明代首辅文集，有《胡文穆集》（胡广）、《彭文宪公文集》《可斋杂记》（彭时）及陈循《芳洲集》、陈文《聚斋集》《澹轩文稿》、费宏《鹅湖摘稿》《湖东集》、夏言《桂洲集》、严嵩《钤山堂集》等。宰执、首辅之外，宋则新喻刘奉世为著名史学家刘敞之子，官拜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有《自省集》；洪皓为“三洪”之父，官至礼部尚书，富诗文；庐陵胡铨为“南宋四名臣”之一，有《澹庵集》；玉山汪应辰官至吏部尚书，有《文定集》；南城包恢度宗时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有《敝帚集》，也是文学批评家。元则南城程钜夫为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名臣，文雍容大雅，诗俊伟磊落；金溪危素官至礼部尚书，散文为元代大家，诗风骨遒劲。明则吉水毛伯温官至兵部尚书，有《东塘诗集》；泰和欧阳德官至礼部尚书，有《欧阳南野集》。清则新建曹秀先官至礼部尚书，雅善文学；宜黄黄爵滋为禁烟名臣，亦以诗文著称。乃至永丰刘绎在道光十五年成为江西最后一名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亦力主禁烟，晚年著述不辍，有《存吾春斋诗钞》，自谓“平生进未尝有一日诡遇，退未尝有一日暇逸”，可以视为历代江西举子勤勉好学的最后总结。

若位不甚显而为文学大家者，自东晋陶渊明成为伟大诗人以来，代不乏人。北宋分宁（今修水）黄庭坚为江西诗派领袖，与苏轼并号“苏黄”，创作和诗论引领一代风尚，影响久远；吉水杨万里为“南宋四大家”之一；鄱阳姜夔以大词家为宋末张炎、清初浙派所尊；明代临川汤显祖则是伟大的戏剧家。他们并欧阳修、王安石等，不仅是江右一流的名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文豪。又宋代庐陵刘辰翁为著名词人，文则在元初“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修）”；崇仁虞集则是元代中期文坛盟主，与清江范梈、丰城揭傒斯等并称“元诗四大家”；清则宁都魏禧为国初散文三大家之一，铅山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亦以剧作闻声。其后临川乐钧、东乡吴嵩梁并负盛名。吴与黄景仁齐名，又与龚自珍、魏源等并称，海外号为“诗佛”。乐钧诗文名重一时，“诸体之文，靡不绮丽”，骈文与张惠言、李兆洛等并称“后八家”。萍乡文廷式为近代著名诗词家，义宁（今修水）陈三立则是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

三

灿若繁星的文章才士

江西历史上尚有众多以文知名者，可以归于较为专务的“文士”一类。唐代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选开元、天宝间最为杰出的诗人24家，江西南康綦毋潜、奉新刘昚虚、洪州王季友在焉，都是进士出身，王季友更是江西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名状元。鄱阳吉中孚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与卢纶、钱起齐名；上高任涛、袁州（今宜春）郑谷则是唐末“十哲”之二，卢肇、黄颇也是宜春人，分别为会昌三年状元、进士第三人。信州吴武陵为翰林学士，高安幸南容为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并布衣豫章来鹏、鄱阳陈陶、永丰王贞白等俱擅诗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陈陶的著名诗句。五代则有筠州（今高安）沈彬、庐陵刘洞、夏宝松以及流传极盛的传奇《唐摭言》作者南昌王定保等。据《全唐诗》所载晚唐五代江西诗人42家，“上升速度之快为全国之最，表现出一股不可遏止的迅猛势头，这预示着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将迈进到全国文学的先进行列”。

宋代江西文学岂止“先进”，自宋至明包括文学的中国历史，都不可缺少江西人的重头表演。根据夏汉宁先生的统计，《全宋诗》中江西籍诗人占8.6%，《全宋词》中的江西籍词人占12.46%，《两宋名贤小集》江西籍文学家占26.11%，《四库全书》江西籍作者别集占20.75%。除了欧、王、曾、徐、黄、杨、姜、刘、汤并诸辅臣外，南宋清江彭龟年、泰和刘过、刘仙伦并以词名，刘过与刘克庄、刘辰翁合称“辛派三刘”。又临川危稹诗文清新洁秀，有《巽斋集》；宁都曾原一与浙江黄岩戴复古结“江湖吟社”，海内宗之；宋末庐陵邓剡诗格浑涵，有《中斋词》。而以乡党、诗派相与者，如曾巩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号称“南丰七曾”。江西诗派中的江西人士，徐俯和“三洪”（刍、朋、洪）都是黄庭坚的外甥，还有临川谢逸及其从弟谢薖、饶节、汪革“四才子”并建昌李彭、新建杨符。谢逸咏蝶三百首，人称“谢蝴蝶”；饶节出家后法名如壁，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其诗“佳句可喜，不愧前人”，陆游称为“近时僧中之冠”；李彭与苏轼、张耒等胜流酬唱，有《日涉园集》，吕居仁称其诗文富赡宏博。此外如北宋中期新喻萧贯、分宁黄庠、南城王无咎等，并入《宋史·文苑传》，王无咎是曾巩的妹婿、王安石的学生。北宋后期有新淦孔氏文仲、武仲、平仲兄弟等，南宋初期则遂川孙逢吉、清江徐梦莘、崇仁吴曾等，并有诗名。吴曾诗“宏大奇伟，言高旨远，当与江西诸名公并称”，尤以笔记《能改斋漫录》著名。又孝宗时南昌石孝友为词人，以俚语入词，独具风格。

元代主要以文人知名的江西人士，如初期崇仁甘泳效林逋平生不娶，尤工于诗，东乡艾性夫与其叔可叔、可翁为“临川三艾先生”，其后则有范梈门人新喻傅若金、安福周霆、吉水郭珏等。而乐平赵善庆、饶州汪元亨、南昌刘时中、临江俞用等，则以散曲著称。刘时中《上高监司》最负盛名，揭露民生困苦、官吏奸弊，触目惊心。赵善庆又著杂剧《教女兵》《村学堂》等。

明代江西以文名著称者益众。国初台阁体以三杨为主，主要成员大多为江西人，胡广、陈循在其内，其余则金幼孜、梁绩、王英、王直、李时勉、周叙、曾棨、钱习礼等。台阁体之后的明代文坛也以金溪吴伯宗、泰和刘崧、陈谟等江西诗派流衍为宗。同时新喻梁寅、胡行简、泰和梁兰、王沂、清江刘永之、吉安刘于等一批江西文士活跃于诗坛。尽管明代中、晚期前后七子诗派以北方和江左人士为主，公安、竟陵诸人都产湖北，江西人则埋头举业，但取得了傲人的科举业绩，而且产生了一批时文高手。汤显祖就是公认的时文大家，其后临川艾南英更以时文领袖名扬天下，同乡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等人声气相应，并称“江右四大家”，推崇唐宋，力抵王世贞、李攀龙等秦汉派，又与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互持不相下，至于攘臂”。在小说创作方面，则以庐陵李昌祺《剪灯馀话》、饶州邓志谟的神魔小说最为有名，邓志谟的六篇争奇小说极饶异趣，古今罕见。其他笔记小说如南昌胡俨《胡氏杂说》、临川伍福《萃野纂闻》、安福刘元卿《贤奕编》《应谐录》、泰和郭子章《黔类》、新淦朱孟震《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等，都有一定影响。

清初则宁都魏禧与侯朝宗、汪琬为散文三大家，与兄祥、礼号曰“三魏”，又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并称“易堂九子”，治学为文，积理练识，以待致用。新建陈弘绪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藏书家，工古文，晚明公安、竟陵之说盛行，文风颓废，他与同县徐世溥、万时华、曾尧臣等入社豫章，提倡古文，振兴时文，有《石庄集》《陈士业全集》等。新建徐世溥长于古文辞，名噪三吴，兼工书法，有《榆墩集选文》《榆墩集选诗》。清初江西文学家尚有南昌王猷定以及隐逸者流新建欧阳斌元、永新贺贻孙、宜春张自烈等。王猷定为明末清初诗人和散文大家，书法名重一时。贺贻孙毕生著书不辍，有《水田居文集》和诗话《诗筏》等。又南丰旅行家梁份少负奇气，亦工古文辞；临川汤储璠少慕宗贤汤显祖，取“玉茗堂”号曰“茗孙”，诗为汪廷珍、林则徐所赏。

四

经史为本与心性所发

凡上文学已为大观，其中不少并以学术知名者，于学专精兼诣，或经史心性，或文字音训，或天文地理，或音乐书画，乃至农工科技，历代江西人都有突出贡献，绝大多数并善文辞。而“文章”之为一学，自汉扬雄已然，学有所通，相得益彰。或明理以开悟，或格物以炼识，或渊深以积气，或博综以广知，或取物事之富，或通人事之理，或歌、乐、词相通，或诗、书、画为一，总之学之所趣，文之所发，穷理开物，感事会心，恒以心之所触，物之所召，莫不钟灵于兹域，秀毓于斯土。其卓荦者，如欧阳修以一代文宗而堪称北宋诸儒治学最广、贡献最大的学者，兼通经史金石、树艺谱牒，并书法亦佳。长子发“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王安石托经变法，撰诸经“新义”，子雱幼负神智，巧辨獐鹿，长训《诗》《书》《语》《孟》《老》《庄》，诗词殊有“乃翁思致”。又庐陵段昌武撰《毛诗集解》、萧楚撰《春秋辨疑》，德兴张根撰《吴园易解》等，并有诗文。

陈彭年、李觏、刘敞、刘颁、刘恕、王庭珪是北宋最为杰出的学者。刘恕史学最著，宜用领起一学之述。陈彭年谙熟典章制度，精通音韵，主持重修《广韵》，而以辞藻被遇。南城李觏著《礼论》《易论》等，“在北宋欧、苏、曾、王间，别成一家”，也是北宋重要诗人。新喻刘敞“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著《春秋传论》等，欧阳修辄疑而请教。刘攽与兄敞齐名，也是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欧阳修称其“辞学优赡，履行修谨，记问该博”，协纂《资治通鉴》，著《经史新义》《东汉刊误》《彭城集》《中山诗话》等。安福王庭珪著《易解》《论语讲义》并《泸词》《泸溪文集》等，杨万里谓“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兼善书法。元明清之世，江西经学代不乏人，乃至晚清婺源王曜南著《礼书条考》《春秋绎义》及《务本堂文集》等，与王士杰、杨希闵并称经学大师。新城杨希闵深于经学，雅善文辞，东渡台湾，主讲海东书院，授经书及宋儒性理之学，启发岛域士子，学风为之一新，有《榕阴日课》《诗榷》《遐憩山房诗》《痛钦词》及词学批评著作《词轨》等。

经学有小学类，为经籍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金石虽在四库史部，但多考释文字，故可合而叙之。北宋宰相夏竦以文学起家，“贵显凡四十年，天资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通，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为诗巧丽”，著《声韵图》《古文四声韵》等。刘敞亦得先秦彝鼎数十，因以考知夏、商、周三代典章制度，并欧阳修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王安石《字说》、南宋洪适《隶释》，下迄元代高安周德清《中原音韵》、明末清初宜春张自烈《正字通》，可见江西小学一斑。周德清善音律，工散曲，是元代著名的音韵学家和戏曲作家；张自烈又著《古今文辨》《四书五经辨》，有《诗集》《芑山文集》。此外则南宋洪遵《泉志》收录五代以前中外历代钱币三百余种，今属文物学，但也因币存文。

南宋以后的经学往往出于理学阐释的需要。江右向称理学渊薮，北宋为始，南宋极盛，盖历靖康之变，士大夫砥砺气节，江右为甚，纷纷死节，理学之讲节义，乃是江右士人品格的思想反映。周敦颐与婺源朱熹、金溪陆九渊并为百世大儒，都是代表中国哲学的伟大思想家，亦饶辞章，周敦颐《爱莲说》至今脍炙人口，朱子足为文学大家，诗论自成体系，影响后世至深。周敦颐是理学开山祖，本湖南道县人，但与江西关系密切，语子“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南宋则以朱熹、陆九渊为主，在江西境内形成以抚州陆九韶、陆九龄、傅梦泉、傅子云、罗点、陆持之、包扬、包恢和吉州、临江刘靖之、刘清之、胡铨、谢谔、周必大、杨万里、彭龟年、张洽、章颖、欧阳守道、文天祥及饶州、信州汪应辰、李璠、赵汝愚、陈景思、柴中行、饶鲁、曹彦约、汤千、汤巾、唐中、谢枋得为主要成员的三大理学中心。诸人为学所主，或朱或陆，或兼二氏，相与发扬光大，导源分宗，枝繁叶茂，多有诗文传世。其较著者，如杨万里为文学大家，周、彭、胡、包、谢等亦称名家。谢枋得学通六经，淹贯百家，而文章奇绝，有《叠山集》传世。

元代理学仍然是江西的天下。程钜夫学尊程朱，以位望促成元廷科举开考并主程朱义理。崇仁吴澄是元代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和教育家，经学直承朱子，融汇陆学本心，并弟子虞集、危素等，也是元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丰城熊朋来宋亡后隐居传儒，是著名的经学家和音乐家，有《天慵文集》等。都昌陈澔、吉安李廉、新喻梁寅长于治经，都以朱学为宗，兼采众长，澔擅《礼记》，寅号“梁五经”。而南丰刘壎、贵溪陈苑则是元代陆学的代表，壎博学雄才，长于四六，也是文学批评家，著《水云村稿》《水云村泯稿》等。

明则崇仁吴与弼为理学大儒，创“崇仁学派”，位列《明儒学案》第一，有《吴先生集》，文章取法欧、苏。该学派的江西著名学者尚有吴氏弟子金溪胡九韶、上饶娄谅、永丰罗伦、余干胡居仁、胡氏弟子鄱阳余佑、娄氏弟子永新夏尚朴等。今存《胡文敬公集》《胡敬斋先生诗集》、夏尚朴《东岩文集》《东岩诗集》等。夏诗饶理趣，山水游记颇具特色。罗伦任翰林院修撰，为文有刚勍之气，诗作磊落不凡，有《一峰集》等。泰和罗钦顺在明代中期是堪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江右大儒，以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富于诗作，有《整庵先生存稿》等。

崇仁学派为江右王学的传播光大奠定了基础。安福邹守益、刘文敏、刘邦采、王时槐、刘元卿、泰和欧阳德、胡直、吉水罗洪先、邹元标、永丰聂豹、雩都何廷仁、黄弘纲、南城邓元锡及其他载入《明史》《明儒学案》者，都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和发扬王学，使之得以不坠，王学遂以江右为宗，盖明假程朱理学而行峻法，大臣文士多被其害，及中、晚思想放松，江右诸人乃是顺此潮流的时代精英。邹守益有《诗集》《东廓文集》，王时槐有《友庆堂合稿》，何廷仁有《善山集》，黄弘纲有《洛村集》，聂豹有《双江集》。邹元标幼负神童之誉，有诗二百首传世。又永丰何心隐承王学泰州学派，学与诸人不同。

清初则以魏禧等为首的“易堂九子”不仅以文学闻世，而且相与问学，总体上是以实学思想对道学空谈心性展开批判，反映清代学术思想的实学转向。同时有南丰谢文洊及其弟子组成的“程山六君子”和星子宋之盛、吴一圣等“髻山七隐”。临川李绂特立独行，不畏逆流，恪守陆王之学，在沉闷的清代乃是思想自由的罕见坚持者，袁枚称其有“扬休山立”“千夫夺气”之慨”，梁启超叹为“奋身任艰巨”“屹然作干城”，其“气象俊伟······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乃“陆王派之最后一人”，典型地反映江西士人的刚正品格，其文直达肝膈，诗则才气凌厉。

史学是江西学术的又一大宗，宋元明清都有杰出贡献。北宋浔阳陶岳著《五代史补》，有《陶陵州集》等。欧阳修同时则刘敞、刘颁为著，其后史学，则以刘恕为宗。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应诏修《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事，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著《五代十国纪年》等，子羲仲助父成《通鉴外记》，自著《通鉴问疑》等。刘敞子奉世则与父、叔共撰《三刘汉书标注》，且文辞雅赡。而神宗诏中书门下谓“曾巩以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有《隆平集》，记太祖至英宗五朝史事。南宋则洪皓使金被质，撰《松漠纪闻》，子适辑《唐登科记》等。又清江徐梦莘、弟得之、并得之长子筠、次子天麟皆诗书起家，而以史学闻名。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等，得之著《左氏国记》并词集《西园鼓吹》等，筠著《汉官考》等，天麟著《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尤其赵汝愚纂《宋名臣奏议》以进孝宗，自来为学所重。而庐陵罗泌精习诗文，慨乎孔子“删书”断自唐尧，乃博采群书，叙录皇古之事，撰成《路史》，“路”义为大，即为“大史”，虽不尽足据，但考索甚深，犹于姓氏源流言之颇详。元则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成为中国史学的巨著。又富州（今丰城）揭傒斯为辽、金、宋三史总裁官，金溪危素、吉水解观亦预《宋史》纂务。

明代江西史学贡献尤巨。高安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诗文亦有影响，为文敦厚有气，有《莲华房集》。明代若干史书受命集体编纂，大批江西官员主持或参与其事，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江西史学家群体。本朝历代实录之纂均由大学士领衔，翰林院、春坊官参与，明代前期江西人多充其职，故自永乐修《太祖实录》至宣德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正统修《宣宗实录》以及成化修《英宗实录》，都有大量江西官员预事。如《太祖实录》总裁官三人中，一为文渊阁大学士吉水胡广，一为国子监祭酒南昌胡俨，十位纂修官中翰林院学士新淦金幼孜、泰和杨士奇、翰林侍读学士永丰曾棨、侍读泰和梁潜、侍讲吉水邹缉、金溪王英、修撰泰和罗汝敬、刑部主事安福李时勉，并《太宗实录》总裁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泰和杨士奇，纂修官前八位曾棨、王英、泰和王直、吉水周述、安福李时勉、吉水钱习礼、泰和余学夔、陈循，以及《英宗实录》两位总裁官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庐陵陈文、刑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安福彭时，两位副总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永新刘定之、泰和吴节，都是江西人。上述诸人多以大学士本擅诗文，修史为其职事，不像当代文史分离，例如金幼孜著《北征录》《后北征录》《金文靖集》等。特出者如曾棨永乐二年状元及第，有《西墅集》《巢睫集》，杨士奇称其文“如源泉浑厚，沛然奔放，一泻千里······四方求者，无问贵贱，日集庭下，靡不酬应”。下迄清代，犹有南昌尚镕博览群书，落拓不羁，工诗文，著《史记辨证》《持雅堂文集》《三家诗话》等；萍乡李有棠著《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永新龙文彬有《永怀堂诗钞》，所撰《明会要》，堪称巨制；陈寅恪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者，诗亦卓然名家。

五

百家学艺与才性辞章

历史上江西固以“文史哲”为盛，本省人士确实多禀灵心悟性，尤长性理文学，而如乾嘉吴、皖则以“实学”见长，但江西人在经史等“实学”领域亦非见弱，而且在文献及天文、历法、地理乃至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几部大型丛书的编纂，都少不了江西人的功劳。北宋王钦若与杨亿等主修《册府元龟》，为“宋四大书”之一，夏竦亦预其事。元则虞集以副总裁主修《经世大典》，乃是本朝文化的重要成就。尤其是明代吉水解缙首倡并主编《永乐大典》，被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同县曾棨为副总裁之一，泰和梁潜、余学夔等亦与力焉。

在天文历算方面，北宋宜黄应垕著《天象义府》《浑天左右全体星图》等，马端临称“其书考究精详，议论新奇”；临川王安礼主持重修《灵台秘苑》，为我国现存第二份星表。南宋弋阳周执羔《历议》《历书》《五星测验》及宜春欧阳之秀《律通》、庐陵胡铨《审律论》等，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其中王安礼、胡铨文学成就最著。宋末元初则鄱阳赵友钦以宋宗室为道士，其人“极聪敏，天文、经纬、地理、数术莫不精通”，是我国古代卓越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著《革象新书》等。金溪吴伯宗是明朝开科的第一位状元，参与会修《大明日历》，以武英殿大学士奉命同译西域《回回历》等书，且才思敏捷，有《荣进集》等。明末清初广昌揭暄则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于诸子、诗赋、数术、天文、军事、岐黄无所不涉，撰《璇玑遗述》，独立提出天体自转理论，梅文鼎称“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同时方以智称为“生千古下，集千古智”并“出于大西诸儒之上”的千古奇人，又著《揭子兵法》等，时人惊为“异人异书”。又清上高傅九渊著《有不为斋算学》，其人并光绪间南丰吴嘉善等，都是著名的算学家。

江西人在地理学也有卓越的成就，不少学者同时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北宋宜黄乐史以笃学博闻见信于太宗，撰《太平寰宇记》，是继《元和郡县志》后又一部采摭繁富的历史地理学总志；欧阳修族孙庐陵欧阳忞撰《舆地广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则临川朱思本宋亡不仕，周游各地，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所至亦多诗文，有《贞一斋诗文稿》。南昌汪大渊两度出海远航，归撰《岛夷志略》，张翥序称“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被译多种文字流传。富州（今丰城）熊梦祥是位书画家，“以艺事入都，有声于公卿间”，撰《析津志》，为最早介绍北京历史地理的著作，文笔秀美，颇为流行。明则心学家罗洪先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罢归专志心学，考图观史，绘成《广舆图》，堪称与墨卡托同时代东方最伟大的地图学家，有《念庵集》。泰和郭子章是一位十分博学多产的学者和文学家，任职中外，宦辙所至，随地著书，几于汗牛，尤其《郡县释名》为地名渊源解释的集成之作，而且“能文章”“于书无所不读”，堪称历史上最为博识的学者之一。吉水陈诚永乐初以吏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屡奉命随使西域，归撰《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名儒方孝孺称其“端方雅重，好学有文章”，有《陈竹山文集》。

此外，在书法、音乐和经世、科技、医学等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不少文学家兼善书法，如欧阳修、朱松、朱熹、陆九龄、谢谔、胡铨、姜夔、文天祥、解缙等及前文略述者，并庐陵周必大二兄必正等，都以书法闻名，至如北宋黄庭坚为大书法家，五代钟陵（今进贤）董源、徐熙、明末清初南昌朱耷、宁都罗牧以至现代陈衡恪、新余傅抱石则多是开宗立派的大画家。诗、书、画本自相通，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可视为诗的视觉表现。而南宋姜夔以大词人雅善度曲，新建魏良辅则是明代杰出的戏曲音乐家，被称昆曲之祖，并尊“曲圣”，所著《曲律》为论昆腔唱法及南北曲流派的重要著作。乃至瑞金陈炽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庸书》《续富国策》等。至如北宋泰和曾安止《禾谱》为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苏轼贬惠州途经泰和获睹其书，作《秧马歌》相赠；饶州德兴布衣张潜撰《浸铜要略》，其人天资聪颖，无书不窥，喜赋诗，工楷书，有诗集十卷。而明代贵溪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在水利方面，清人乃谓“终明代良策无以逾此者”，“终明代名臣无有能及之者”。当然江西也不乏像“清初三大名医”之一新建喻嘉言那样的著名医学家，医术冠绝一时。明代奉新宋应星更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思想家，其《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就是这样一位毕生献身科学之士，却也雅善辞章，有《思怜诗》数十首传世。

六

文章节义的铮铮表现

江右素号“文章节义之邦”，文章、节义相与表里，乃是认识江右士民和文学的重要基点。周銮书先生指出，“江西文化的精神，应该是刚正义烈”，“他们刚正义烈的思想作风，必然影响和反映到江西的文风、士风，以至民风，尤其在朝代交替之际，江西的义烈之士特别众多，为国捐躯者难以数计”，究其原因，“既是数千年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坚毅、顽强的本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表现，也是儒学尤其是理学在江西特别兴旺发达的影响”。从宋代忠烈直到现代革命志士，正如叶剑英元帅悼念方志敏诗云，“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片枫”，是犹浩荡西江流未歇，沉泥染血迄今红，谱写了一曲慷慨壮烈的历史悲歌。

在国家遭受耻辱和异族入主中原之际，无论朝野，江西人总是表现出刚正义烈的民族气节，大多数人本以文学称名，正是“文章节义”的双重显现。北宋末临川聂昌以同知枢密院与耿南仲使金议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不让被杀，剜目碎之；乐平洪皓以礼部尚书使金被羁荒漠十五年，全节而归，高宗谓“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临川崔纵以试工部尚书遣使通问徽、钦二帝，大义责金，被徙荒绝，握节以死；朱熹叔父、婺源朱弁请使金论辩被拘，自择墓地，欲毕命报国，善诗文，“为文慕陆宣公，援笔精博，曲尽事理，诗学李义山，词气雍容”，有《聘游集》《南归诗文》《风月堂诗话》等；胡铨上书乞斩秦桧、王伦，并玉山汪应辰、浮梁程禹、故丞相晏殊曾孙礼部侍郎临川晏复敦、权吏部尚书德兴张焘都斥秦贼、力抵求和。汪应辰绍兴五年举进士第一，召为秘书省正字，以上书斥和触秦被贬，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永年院，“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崇仁布衣欧阳澈年少“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出于天性”，及高宗即位，徒步赴行在，伏阙上书，极诋和议并用事大臣，与太学生陈东一同被斩，震动朝野，时许翰为尚书右丞，闻之失色，遂求自罢，为撰哀词，有《飘然集》行世。靖康之变中，清江李邈以河北西路制置使守真定府城，吉水杨邦乂为建康府通判，南丰曾怘以温州通判待官缺，同县曾悟以进士为亳州士曹，玉山郑骧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泰和曾如骥为宝庆通判，皆矢志不降，尽忠死节。曾如骥遗《题考功印纸》绝笔诗云：

谨将节义二字，结果印纸一宗。了却神游何处，澄江明月清风。

一样的节义，在对蒙元的抗争中，大多数江西人都有生死的了却，一样留予西江明月、南国清风。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庐陵人，以丞相应诏勤王起兵抗元，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响应者如宁都陈继周所发赣州豪杰欧阳冠侯等二十三家，包括宁都陈蒲塘父子及连、谢、吴、唐、明、戴六姓民众与结溪峒蛮，并方兴所召吉州永新、泰和诸姓豪杰，失败后天祥英勇就义，余部继续抗战，纷纷死事，仅永新一县刘、颜、张、段、吴、龙、左、谭八姓刚烈弟子三千之众，被围山崖，相与投潭死。都昌江万里以左丞相偕子镐及左右家人十七口从容投水，弟户部尚书万顷偕子铎遭元兵破城肢解，子兵部尚书璆抗元并死，幕僚刘辰翁义不仕元，门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邓剡举家响应文天祥起兵勤王，厓山蹈海未死，为文天祥作传，宣扬节义。弋阳谢枋得于饶州聚邓、傅二社诸大族两千人起义抗元失败，妻儿女及兄弟伯父悉死，卒无一降者，自己则在宋亡后拒征绝食而死。他如抚州进士陈元桂知临江军守城、南城诸生吴楚材聚乡邻丁壮抗元，一样慷慨就义，相与表现江西士民的英勇节烈，天地为之低昂，人间永世流芳！

在宋度宗咸淳二年，史馆检阅黄震尖锐地指出，当今之大弊，乃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北宋灭亡前夕，建州简阳游酢也曾对徽宗论士风之坏，谓“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宋亡，元廷征谢枋得，对曰江南无人才。但就在江西，却有一批刚正节烈的义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盖理当如此，“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面对异族的屠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最著者，则“南人无如天祥”，恒以民族气节，激励千秋万代。而胡铨在秦桧死后复官，朝中大臣十四人论事，主和者半，言不可和者，只有胡铨一人。直到清代，龚自珍犹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亦如孔尚任《桃花扇》所写，两相对照，判若霄壤。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江西士民真如“田横五百人犹在”，总是挺身而出，千载之下，想望其人风貌，犹且令人为之色变，慷慨悲歌。

江西士人秉承刚正节烈之气，在奸佞误国、异族入侵面前可以不顾安危，慷慨赴死，在国家大事上也是“只知有是非”，坚毅前行，刚倔正直，无所畏惧，不趋厉害，不事逢迎。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此前范与宰相吕夷简构怨被贬，谏官高若讷从而落井下石，欧阳修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可见刚直。王安石变革取进，朱熹谓“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周必大为“庐陵四忠”之一，以刚直见信于孝宗，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予以褒扬”，清王夫之称其与杨万里等“铮铮表见”，宋孝宗褒以万里“仁者之勇”。

时至明代，江西士大夫中更多涌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克己奉公、兴利除弊乃至舍生取义者······在明代政局的所有动荡之时，总有江西士大夫挺身而出，代表社会舆论与传统道德，张扬正义，鞭挞邪恶”，明代江西士大夫的气节，在解缙、杨士奇任内阁以前，即已酣畅展现。《明史》卷141赞曰：

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

此四人者，除南直溧水齐泰、浙江海宁方孝孺二人外，就是翰林学士分宜黄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练子宁，共谋建文削藩，靖难之变后，并受极刑诛族，所著诗文亦以禁毁寡存，可见朱明之酷，极于历朝。而在“靖难”之变后殉难的江西士大夫，尚有《国榷》所载朱棣入南京后第一批拒绝合作被杀京官19人中礼部侍郎吉安黄魁、大理寺左少卿鄱阳胡闰，而第一批自杀殉节16人中则有翰林院修撰吉水王艮、监察御史永丰魏冕、大理寺丞永丰邓瑾等，都以食禄死节”，“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及内阁首辅解缙以才高直言被惮，卒被沃雪冻死。铅山费宏曾抗宁王不轨，宁王败后，与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赞，及廷和等去位，宏为首辅，其人和易，善揣帝意，又好推毂后进，深受君主倚重、群臣敬信。宁王之乱是考见明代江西士大夫忠节的重要事件，当此之时，“全面揭露朱宸濠的‘反状’，请求朝廷及早采取措施的是江西南昌士人、给事中熊浃”；朱宸濠起兵后，“最先作出反应并领兵讨伐的是以南赣、汀、漳巡抚王守仁为首的江西官员，而支持者仍是江西士人”，盖“吉安士人有科举入仕的传统，对背叛朝廷的人和事有同仇敌忾之心”，而讨宁的兵众也是在吉安组织的地方武装。每当历史的紧要关头，都会有江西士民忠节的突出表现。

七

倔强争胜的士民气性

江西人的刚正节烈出于只认是非、不知厉害的认真态度和执著精神。只要在事理上认准的事情，就一条道走到底，倔强而不退缩，特立而不趋附，认真而不苟且，不计得失，一往前行，这是江西人深于骨髓血液里的普遍性格特征。或以砥砺自我，卒成大事；其过之者，或强非其人，不免罹祸。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明代贵溪夏言以“好刚”屡遭构陷，卒以致败”，成为明朝270余年间唯一以宰执蒙殊眷而罹极法者。而其学问淹博，一时向慕，诗文宏整，词曲擅名，书法贞珉法锦，天下视若拱璧。做官刚正为难，明代尤难，故忠义刚直，恒遭祸毒，令人畏怖。

但在宋代，则太祖遗训“不杀士大夫及言事官”，虽或有例外，然开明远非历代所比，遑论明清，尤其是“仁宗盛治”，国家太平，经济繁盛，名臣辈出。如欧阳修与范仲淹以触吕相被贬，但非置于死地，而是贬而后用，后吕上言任范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乃当面致谢，又范仲淹以事致宋庠议斩，吕从杜祁言，乃从轻发落，每上疏，言多采纳，是皆仁宗明察。及驾崩，“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城中“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边远如剑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甚至“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主也闻讯号恸，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为造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仁宗之称盛治” ”，宋朝优厚士人，确是历史的事实。欧阳修并王安石等为宋臣之与解缙、夏言为明臣，都秉江右刚正之性，而一以终老旌节，一以死非其命。只是江西人刚正特立，并不逢时而变，乃是生于斯土的气性和血脉基因的流传。北宋黄庭坚即已具有赣人自我的深切认知：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虽有辩者，不能自解免也。

江西人的倔强争胜之在普通百姓，突出表现为“好讼”的民风，故谓“难治”。尤其是袁州（今宜春），即使不以赣人自见，在作为杭州人的宋太宗端拱进士杨侃看来也是如此，盖“袁之于江南······地接湖湘，俗杂吴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自皇宋削吏权而责治术，天下之郡，吉称难治，而袁实次之······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易治也，非难治也，虽从治理别其难易，但赣人好争却是普遍的现象。俗谓“筠袁赣吉，脑后插笔”，筠州即今高安，属宜春市，而以“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安为甚，明代吉安罗洪先即谓其乡“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务讼”和“尚气”，都是江西士民气性的表现，诚如王阳明《重修文山祠记》所言：

吉士之以气节行义，先后炳耀，谓非闻公之风而兴不可也。然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节之弊，流而为客气。其上焉者无所为而为，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凭愤戾粗鄙之气，以行其妒嫉偏骜之私。士流于矫拂，民入于健讼，人欲炽而天理灭，而犹自是以为气节，若是者容有之乎？

“客气”谓言行虚骄，所谓“忠义”“气节”“客气”和“愤戾粗鄙之气”，都是禀于一气，吉安并江西士人以“以气节行义”而或“流于矫拂”，细民“健讼”也是为争一气，至如南宋朱、陆之学的论战，乃至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江西士民品格气性的典型表现。历史上赣人“务讼”而多讼师，绍兴则多师爷，前者的内在精神是气节，后者则是投机，鲜明地“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然而在江西经济已经落后的当今，反思之所以落后的自身原因，则赣人之尚气节，也是禀性刻励的表现。在王士性《广志绎》中，似乎可以看到现代江西人的影子：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囊中装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

尽管江西之地孕育了“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也有朱权和他的《太和正音谱》，更产出了伟大戏剧家汤显祖，但终未形成江浙那样的消费风尚，或以赣人克励俭啬使然，也是现代以来江西退落繁荣的深刻原因。《江西通史·明代卷》撰者方志远、谢宏维先生论曰：

苏杭号为“人间天堂”，岂止是富人的天堂，也为穷人准备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和致富机遇。富人的财富固然是由穷人创造，但没有富人的消费，便没有穷人的生计。

身为现代江西的学者，他们深知本省历史“俗之至美”的局限，也有江西士民性格的深刻反省，适可指向历史上的典型案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不废茶坊酒肆······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

以其地其人视之，则瑞州（今高安）朱轼反映了江西人的理想精神和认真执著，江苏李卫则显得宽松无为，亦如李广与程不识将兵，宽严迥异，但如方、谢出于本省经济发展角度的历史反思，确实发人深省。只是在当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勤俭简朴的“美德”似乎仍有必要，更为深刻的是在于一种延绵不绝的民族精神，乃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行的坚强动力。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面对世界的竞争，不能没有这种精神，不能没有深层忧患所表现的“愁苦”之色。大者经国猷业，小者家室营生，“勤事”而“检厉”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在历史上的江西人，最典型者莫如《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所述东晋鄱阳陶侃“性检厉，勤于事”，珍惜竹头木屑”，庐江太守张夔尝召为督邮，夔妻有疾，侃以“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独往雪中迎医于数百里，众服其义。无事则朝暮运甓斋内外，谓“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诸参佐或有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与蒱博之具，悉投于江。北宋郑侠谓“陶侃惜分阴，仲尼犹不及”，以其对东晋王朝的忠心和平定诸乱的赫赫战功，苏轼称其“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诚不为过。陶侃善书，明初陶宗仪称其“雄毅明悟，书法肌骨闲媚······笔翰如流”，有文集二卷已佚，《全晋文》收录其赋、表、疏、书十余篇，不输时辈，倘非事功所掩，也足以文士称名。其文脉所传，则曾孙陶渊明就是江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伟大诗人，而其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东汉丰城徐稚隐居不仕、不与当政合作的高风，乃是节义的另一表现。徐稚字孺子，即《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所云，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琼死，乃负糗徒步往祭，哭毕而去，不报姓名，世称“南州高士”，表其节义。

江右节义在文学的表现乃是一种共性，不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分析的趋同性，而是作者气性的深层相通和戛戛独造，在江西文学体现为历史的普遍性。从陶渊明的隐居不仕，到欧阳修对宋初文风的扭转、王安石睥睨千古的卓绝议论，再到黄庭坚以“苏门四学士”自开江西诗派而倡导艰涩拗折的造语格致，再到朱子所到之处的理学论辩及其论诗和创作的高处着眼、姜夔独辟蹊径的清空冷峭，直到陈寅恪“独立之精神”，在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个个江西人的形象，或如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目空尘嚣、黄庭坚“青眼聊因美酒横”的傲然不屑，或如姜白石貌不胜衣、陈寅恪瘦骨嶙峋，或如曾巩古文书写的荦确端稳、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的偏至独察，或如晏几道之于相思的切骨刻写，汤显祖对于“至情”的极度张扬，无不显示江右文学基于倔强气性的独特追求。不是眉山苏轼的冲口平和、高邮秦观的伤心欲绝，也不是明代七子派的正大浑融、湖北公安派的调笑自适，而是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表明江右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创造。

江西文学不仅显示为历代作家的独创性，而且总是引领“天下”的文风。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他的创作既是个体的，也开启了时代的风格，占尽了百世的风骚。王安石亦以诗文尤其七绝擅名，并以宰执行政影响文风，在野的文人创作很难发生这样的作用。而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对于其后的宋诗创作和理论的影响更是深入诗法讲求的各个层面乃至字句之表，宋以降唐宋之争，于宋实惟尊黄，迄清道、咸“宋诗派”犹然。至于明代汤显祖的戏曲文学创作，则突出反映了中晚明以来崇尚性灵的“思想解放”潮流。凡此都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然有隐而不彰、略而不详者，例如明代台阁体与时文极盛，也以江右主盟。在其所处时代的文坛，江西人往往占据主导的地位，获得帝王的褒扬和士人的追捧，享受了当时的荣声，这是他们时代的文学，无与现代的评价。

在“地域文学”或“文学地理学”盛行的今天，江西文学尤可为学者提供太多的选题，不仅整个江西文学，而且在江西文学的体系中，尚可分为多层级的文学区域和团体，例如庐陵、饶州、信州、鄱阳、筠州、豫章等等，都以杰出作家群体形成地域或家族的文学传统。然而既往的历史与当代的研究并不对等，也许由于江西文学及其地域、团体、流派多半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反而难以纳入“地方主义”的视域。对于江西文学，不是我们的研究有待加强，而是尚且缺乏基本的认识，不仅学界为然。唤起人们的认识，即为本文之作由，期于人们认识历史上的江西、江西人和江西文学，并不是晚近以后的寂寂无闻。曾经的荣耀不是过眼烟云，而是再度辉煌的想望，必将实现于将来，重焕锦绣的辞章。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作者：易闻晓

选稿：耿 曈

编辑：黄舒馨

校对：宋柄燃

审订：计梦菲

责编：黄舒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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