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动物建立关系，爱它们，以及被它们爱

尽管动物保护运动在20世纪赢得了一些胜利，但它基本上输掉了这场斗争。动物剥削的规模在全球持续扩大，而我们在改革最残酷的动物利用方式上偶有的“胜利”，只是在啃啮这个动物虐待体系的边角而已。

对于任何关心动物命运的人来说，设法突破这个政治上的困境是当务之急。建立新的、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也许具有学术上的推动力和挑战性，但是它能为现实世界中的运动和辩论带来改变吗？

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前沿学者和动物权利倡导者休·唐纳森和威尔·金里卡在其著作《动物社群：政治性的动物权利论》中，对动物保护实践之困境的深刻反思，将动物理论引向政治领域的重要转向。

我们并不乐观地期待情况能在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当然也不会幻想仅仅通过提供更好的道德论证就能改变世界。人类社会——包括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建立在剥削动物的基础之上，而且很多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以各种方式来支持这种剥削。众所周知，道德论证一旦与自我利益和既有期望完全对立，就会变得无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道德圣人：当代价相对较小时，我们愿意按照道德信念行动；但是当道德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水准或生活方式时，我们就不愿意那样做了。人们也许愿意禁止猎狐，但是显然对放弃肉食或皮革不那么热心，更不要说停止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殖民开发，让猫和牛获得公民身份，或者与鸽子和郊狼共处。任何要求人们变成道德圣人的理论都注定在政治上无效，我们不应天真地对此抱有更多期待。

然而，我们不相信这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有人会认为我们对动物剥削的依赖正在伤害我们，甚至杀死我们。以肉为主的饮食不如素食健康；而且，生产肉类的农业活动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首要原因，其影响与交通运输不相上下。人类对野生动物领土的殖民开发正在破坏地球之肺，影响到土壤的活性、气候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淡水供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减少对动物的剥削和对其栖息地的破坏，人类将无法在这颗星球上生存。

事实上，一些评论者认为即使道德敏感性不发生任何变化，动物剥削体系也将不可避免地自行崩溃。如吉姆·莫塔维利（Jim Motavelli）所言：“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停止吃肉是‘正确的事’就停止吃肉”——他认为通过推理论证来使人们放弃吃肉“是一桩亏本生意”，除非“我们是被迫停止吃肉的”。联合国调查表明，至2025年，不再有足够的水和土地来维持80亿人口的肉食需求，所以“肉食将会消失，除了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莫塔维利预计，人类最终会转向一种拒绝食用动物肉的伦理，但是这将会发生在肉食产业所导致的环境崩溃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根据这种观点，在动物权利论上付出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因为它无力对抗那些支持动物剥削的力量，而是因为它是不必要的，因为另有能长期减少动物剥削的力量。

有趣的是，这里呼应了那些关于废除奴隶制的争论。有人认为奴隶制的终结是废奴主义运动的结果，废奴主义者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关于黑人权利的道德敏感性；也有人认为，奴隶制是自行崩溃的，因为事实证明它在经济上越来越低效。就人类奴隶制而言，大多数观察者都同意，道德感召和经济因素都很重要，而且它们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道德敏感性的变化会促使人们确认那些潜在的支持废奴的自利理由，个人经济利益的变化会促使人们反思他们以往的道德信念。

关于道德信念和自利观念之间复杂而难以预测的相互作用，已经在最近的社会科学文献中被广泛探讨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观念和利益并不是相互分离、相互隔绝的两个范畴，因为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确认部分取决于他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他们看重这个世界上的何种关系的认识。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很少有人会认为禁止吃人是对他们自我利益的一种“负担”或“牺牲”。人们不认为他们自己在吃人肉这件事上拥有一种自我利益，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这种竟然想要吃人的人。类似地，也许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人们不再将禁止吃动物肉视为一种负担或牺牲，因为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那种想要吃动物肉的人。通过这种方式，道德敏感性的变化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自我认识，由此也定义了我们对自我利益的认识。

其实，我们对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看重什么的认识，不仅仅是由狭隘的自我利益或明确的道德信念所塑造的。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的道德想象力，通过谨慎的思考和反思，通过富有同情的关系，或通过科学的和创造性的冲动——我们关于探索、学习、创造美、关系和意义的欲望。我们需要在动物正义事业中发扬这种更广博的人类精神。

今天，动物权利论所提出的很多要求无疑被很多人视为巨大的牺牲。我们所发展的道德理论，和人们对利益、对自我的认知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但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式难以预料，而且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快。随着我们的动物剥削和殖民体系所造成的环境和经济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来越需要发展新的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确立新的人类–动物关系观。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为这项任务做出贡献，不管是通过它所提供的长远视野，还是它所提议的短期策略。就长远视野而言，我们的思路为人类–动物关系提供了一种比传统动物权利论更积极的未来图景。迄今为止，动物权利论主要关注的是一系列消极禁令——不可杀害、利用、圈养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动物权利论采取了一种粗陋的、过于简化的人类–动物关系观念：家养动物应当消失，而野生动物应当不受干涉。简言之，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人类–动物关系。我们已经论证了，这幅图景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人类与动物不可能被隔离在彼此封闭独立的环境之中），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大多数人类都是从与动物建立关系开始了解和关心动物的，通过观察它们，和它们一起散步，照料它们，爱它们，以及被它们爱。那些最关心动物命运的人类一般都与动物建立了关系，他们是动物的陪伴者和工作伙伴，是野生动植物的观察者、保护者，又或者是生态恢复工作者。要想走出这个政治上的困境，就必须依靠这些能量和动力。然而动物权利论所包含的信息是：人类不可能与动物建立良好关系。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剥削与伤害它们，所以必须与它们断绝关系。这一信息不太可能鼓舞那些动物爱好者去为动物正义而斗争。

我们不主张和动物断绝关系，我们的长远构想是探索并接纳这种关系的全部可能性。这要求我们不仅承认动物们作为独立主体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更要承认它们作为社群成员——不管属于我们还是它们的社群——与我们在相互依赖、互利互惠和共担责任的关系中联结在一起。这幅图景远比经典动物权利论立场要求得更多：后者只要求一种不干涉动物的义务，而前者是一种更积极、更具创造性的图景，它承认人类–动物关系可以是同情的、正义的、有乐趣的、彼此充实的。任何动物权利论都要求人类放弃他们从动物剥削或殖民中所得到的不正当利益，但是一种在政治上有效的动物权利论，不应只是指明正义要求我们作何牺牲，还应指明正义有可能回馈给我们何种新的关系。

本文摘选自

《动物社群》

［加拿大］休·唐纳森 威尔·金里卡 著

王珀 译

近年来，人类与动物关系持续恶化，而传统的动物权利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着双重困境，不足以回应当下的问题。本书旨在提出全新的思路，从“社群”概念出发，将公民身份的框架应用于动物权利问题，以建构一种拓展性的动物权利论，并由此思考多样性的人类–动物关系所衍生的不同类型的义务，以期弥补现有的动物理论存在的缺陷，重新建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推动动物权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