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没有之一……

阳春3月，要说全国话题度最高的踏春项目，赏樱，怎么着也排得上前三了吧！

而在众多赏樱胜地中，武汉大学被不少人首推为“最美樱花”观赏地。

武汉大学行政楼

曾几何时，武大因为在一天之内接待了超20万赏樱游客，而被戏称为“珞珈山人民公园”，“看一场人海，成为了每一朵武大樱花的愿望”……

时隔3年，武大校园重新对公众开放，作为一家教学科研机构，武大官微一天之内连发3篇赏樱预约指南，篇篇被点破10万+，火爆程度一如往常。

武大樱花，因何而享有如此盛名？

其以珞珈山为屏、东湖水为镜的中国古典园林格局，与中西合璧的宫殿式近代建筑群，应该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

武大于一百年前兴建的这批校舍，甚至被收录进了目前世界上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弗莱彻建筑史》，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建筑史中的杰作。

得益于这项人文遗产，在不少“中国最美大学校园”评比榜单中，武汉大学总能轻松摘得桂冠。

虽然梅贻琦曾有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但中国人为什么不值得拥有设施比肩欧美一流大学的校园呢？

武大的兴建，就代表了一个世纪前，在那个国运衰颓的动荡年月中，蔡元培等一批教育家希望以高等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

今天， 阿信就结合《武汉城记：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遗产（1860-1959）》来和你聊一聊，武汉大学近代建筑背后的故事。

中国，需要一座

“宏伟、坚牢、适用”的大学校园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终于结束了北洋政府以来的动乱不安，迎来了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黄金10年。

当时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由于已在战乱中破坏殆尽，于是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决定以此为契机，筹办“国立武汉大学”。

武昌东厂口，“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址大门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

建校之初，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即决定在郊外建设新校园，最终选定武昌东郊东湖南岸珞珈山（原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

在武大校园筹建期间，中国的建筑风气正在发生变化。

当时南京和上海都在酝酿都市发展计划，中国建筑也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中国第一波传统建筑复兴的浪潮袭来，强调“中国固有之形式”，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使得建筑设计开始追求纪念性，中山陵就是这一风气的重要反映。

武大新校舍属于时代洪流的一部分，筹建者雄心勃勃，要超越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建成一所真正的大学。校方对设计提出的要求是：“以宏伟、坚牢、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校园建筑不追求装饰华美，但要求外观宏伟。

校方将目光锁定在了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身上，1925 年，开尔斯参加中山陵设计竞赛，并获得名誉奖第三名，是获奖者中唯一一名美国建筑师。

开尔斯设计的中山陵

开尔斯1882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当地律师协会的领军人物，家境优裕。开尔斯1907 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专业，接受了严格的古典美学及造型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建筑设计基础。

1928 年，开尔斯承接了武汉大学的选址及校园设计工作。开尔斯将20 世纪初美国流行的“布扎”式规划思想和中西合璧的建筑设计思想贯穿始终，正体现了“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又保存“吾国美术之优点”的要求。

武汉大学设计手稿

开尔斯将武大主要建筑放在由狮子山、小龟山和火石山围成的山地上，分成东、西两区。

东区作为校园主体，模仿的便是哥大的格局。

中央是由从周围山头推下的土石堆成的运动场，运动场东侧是大礼堂，西侧是体育馆，二者确定出校园的东西主轴线。

方顶的工学院立在三层台基上，楼内正中为从底部直通到顶的五层中庭，上方覆盖着全由玻璃制成的屋顶。如此巨大贯通的共享空间，当时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左： 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建筑群，开尔斯设计手稿； 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方案。

开尔斯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为理学院主楼设计了一座弯顶，由混凝土肋拱支撑，外侧设一圈短扶壁，扶壁之间开高窗，具有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

理学院内部一层顺着山势，建了两座扇形的阶梯教室，这种老师在下、学生在上的教室，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

上： 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建筑群； 下： 斯威特布莱尔学院规划方案。

北侧的理学院和南侧的工学院分置两侧，共同构成一处布局谨严的合院空间。

关于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设计师，除了开尔斯，近年来，通过查阅图纸档案，还发现了看到了以“合作建筑师”（Associated Architect）名义署名的“P.G.Lee”，即近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Poy Gum Lee）。

李锦沛参与武大部分建筑设计的时间，与其参与直完成南京中山陵工程后续设计的时间一致。

因此在武汉大学的这些建筑设计细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中山陵元素的移植。

上左：中山陵祭堂四角的大方柱；上右：武汉大学文学院大方柱；下左：中山陵碑亭上方圆拱处花草锦带浮雕；下右：武汉大学男生宿舍大圆拱门。

在1929年11月由开尔斯、李锦沛共同署名的武汉大学男生宿舍第一版设计图纸中，可以发现其三座门洞上方的歇山顶阁楼，屋顶装饰细节与中山陵各建筑的屋顶高度雷同。

以中山陵祭堂为例，将其立面图与武汉大学男生宿舍门楼第一版设计的立面图对比，其歇山顶上各种几何抽象化的鸱吻、脊兽、仙人等装饰构件，图案造型几乎如出一辙，这些图案显然也都是李锦沛自中山陵所带来的移植。

中山陵祭堂屋顶（左）与武汉大学男生宿舍门楼（右）设计图中的屋角细节。

武汉大学建筑中的

“南北之争”

武汉大学工程自1930年开工兴建，主要校舍建筑均由浙江宁波帮商人经营的营造厂承建，其中一期工程主要项目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二期工程主要项目由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协盛营造厂，近代武汉，它是承担工程项目最多、范围最广的一家营造厂。

汉协盛在武汉承担过工业、商业、民居、宗教建筑、学校建筑等几乎所有类别建筑的施工，低层与高层建筑、各种建筑结构兼有，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及现代主义建筑齐全，推动了武汉建筑施工体系的确立和完善。

由于当时正处在社会历史巨大变革时期，营造厂的中国工匠在学习新的建造方式之外，往往还是以自己熟悉的中国建筑施工方式进行施工，在设计师有意的中西折中之外，又进行了“二次折中”。

使建成的建筑拥有了更多的本地化风格，也使武汉的城市面貌在冲突与融合中向近代化发展。

以武汉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个截然不同的屋顶为例。

流行的说法是，文、法学院左右相对，呈现出“左文右武”的格局：文学院建筑屋顶采用翘角，寓意文采飞扬；法学院飞檐则很平缓，象征法力正直，执法如山。

落成时的文学院，屋顶是翘角。

落成时的法学院，屋顶是平角。

但从建筑施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误解。

从开尔斯的早期设计图纸来看，图书馆旁边的两栋大楼起初都设置为文学院，都是带有天井的口字形中式屋顶大楼，是一对标准的姊妹楼，并不存在“左文右武”的功能设计。

其屋角的设计也是同样起翘平缓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而这也符合20 世纪30 年代的建筑风潮。

当时，来华参与“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外国建筑师们对于中国南北建筑风格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倾向于“更紧缩”的北方风格，而非繁复的南方样式。

另外，就发生在以南京、上海为核心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在这两座大城市兴建的众多复古的“固有形式”大屋顶建筑，多数采用了与当地原有南方建筑迥然不同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

那么，为何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屋角会是出挑较远且上翘的南方建筑风格呢？这可以从文学院和法学院不同的建筑时间上找到答案。

文学院属于武汉大学校园一期工程，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于1930 年4 月开工，1931 年9 月竣工；法学院则属于二期工程，由上海六合贸易工程公司承建，于1935 年8 月开工，1936 年8 月竣工。

在珞珈山校舍一期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开尔斯积劳成疾，只得在上海卧床休养，自然无法再到现场查看，直至1932 年年初，他听闻武汉大学全体迁居新校舍，才扶病而来。

汉协盛营造厂从老板到工匠大多是南方人，建造风格是一贯的南方式样。

在汉协盛承建的武汉大学校园一期工程中，南方工匠们或许是出于建筑风格上的惯性，或许是出于本土意识的膨胀，其承建的所有建筑：文学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理学院和男生寄宿舍这些建筑的屋角都采用了上翘的南方建筑式样。

当时全权代表开尔斯的德国建筑师石格司，显然并不熟悉中国建筑风格的地域差异，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细节，径直在设计图纸上签字通过了。

1932 年春，开尔斯扶病前来欣赏自己最伟大的设计作品时显然是失望的，从二期工程的图书馆和法学院的平缓屋顶中，可以看出他坚持自己建筑风格的决心，哪怕是以牺牲狮子山建筑群屋顶造型的统一性为代价。

最终，汉协盛的本土主义和开尔斯的坚持己见，演绎出了后人对此“左文右武”的误读与趣谈，也可算作近代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

武汉大学建筑群

背后的近代史

武汉大学建造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从选址规划到设计建造，前后历时8 年。

为打造这一中国最美校园，蔡元培、李四光、王世杰、叶雅各、开尔斯、沈祝三等一批能人义士都倾尽了心血。

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完成了全部规划的约三分之二。

武汉大学男生寄宿舍是一组雄伟壮阔的宫殿式建筑，俗称老斋舍。因其下方沿路种植樱花，每到樱花盛开时节，远望如同樱花丛簇拥着的一座城堡，故而又称樱花城堡。

老斋舍

男生寄宿舍分4 个单元，布局别具一格，每个单元房间数量自一层至四层依次递增，有“布达拉宫”的即视感。

连通各楼层的楼梯顺着山势建在单元之间及宿舍两端，各108 级（现为95 级，底层部分因路面加宽而被抬升的路基淹没）。

开尔斯将这一“天平地不平”的设计手法运用到了多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从而巧妙克服了山势起伏、各楼层基址不在同一高度的问题，使建筑融入自然，并充分借助山势张大立面效果。

此外，开尔斯还设计了三个罗马券拱形大门，从而令4 栋相对独立的宿舍建筑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并在三个大门之上加盖一层中式歇山顶亭楼，既美观又更增高势。

随着狮子山顶图书馆的修造完成，人们可以站在山下，通过与其在同一轴线的中间拱门完整地欣赏图书馆的美景，折中造景手法完美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借景与框景手法，令人赞叹。

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神似戴了一顶皇冠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有如“新世界的卫城”，威武庄严地矗立在武汉大学校园核心区狮子山巅的中心位置，背对东湖，南向珞珈山，通过其广泛的视野可达性，成为统摄整个校园的精神核心。

宋卿体育馆的“宋卿”，来源于首义功臣、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先生的字。

黎元洪家人曾多次与武汉大学交涉，请求将黎元洪遗体安葬珞珈山，这也是笃信“风水”的黎元洪的遗愿。

但是，受够了在建校初期迁坟之苦的武汉大学元老们，早已在1932 年3 月18日就正式做出了校园界内不得再建新坟的决议，校方对于捐资功臣的这一要求也只能屡次委婉拒绝。

到了1935 年，国民政府拟定于11 月24 日在武昌为黎元洪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在此之前，黎元洪家人趁机再度与武汉大学交涉。

宋卿体育馆

黎家此次有备而来，已探知武汉大学早有建总办公楼之意，且已完成设计方案，但苦无经费支持，遂以捐资建造行政大楼为饵。但坚持原则的王星拱校长，权衡之后毅然忍痛放弃行政大楼，婉拒了黎家的这一请求。

折中的结果是，武汉大学接受捐助，兴建宋卿体育馆，并在体育馆外部的东西各设一喷泉和游泳池，但这两个附属建筑连同王星拱校长答应黎家的“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都随着抗战的爆发而中断以至终止了。

1937 年秋季开学，宋卿体育馆正式投入使用，但仅使用了一个学期，武汉大学师生即因日寇进逼而西迁乐山。

在此期间，1938 年3月29 日—4 月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珞珈山举行，策定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宋卿体育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会场。

稍后，宋卿体育馆还成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一个受训场地，蒋介石曾在此对参训军官进行点名训话。

蒋介石在武汉九一二操场（如今的奥场）检阅训练团，清晰可见后方的武大校舍。

1938 年10 月25 日，武汉沦陷，武汉大学成为侵华日军的中原司令部，宋卿体育馆则成为日军军官俱乐部。

在老斋舍狂欢的日军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学府，武汉大学记录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演变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发展，在近代大学校园建设史上留下了艰辛却又充满成就的一页。

同时，作为抗日战争及学生运动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的见证者，武汉大学也成为一处弘扬爱国思想之地。

读江城武汉，览百年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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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18

编辑：楚旂 | 审核：Yo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