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会而有议与会而无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考察

作者介绍

岳靖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更好地促进基层政权健康高效发展，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制度，施行了许多政策。“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贯彻落实远比其制订更重要，而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和指令落地之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既直观地展示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关键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基层政权 运行机制 会议

“开会”作为日常政治现象或政治实践，在受到各国政党重视之时业已普遍进入学界视野。 政治学、管理学、秘书学等学科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从历史学角度展开者则相对较少，而有意将之视为一种基层政权运行机制的著述更少之又少。 有学者认为，中国所有政治过程均可浓缩为会议的形式来落实相应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并指出会议系统主要具有决定、执行和动员的功能。 因此，“开会”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鲜明特点之一，乃至于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垂直式领导机制被广泛运用，其与政权层级相匹配形成的“金字塔”形的会议网络，结合政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等具体行动，共同建构了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运行机制。 会议怎样在民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政治导向等方面发挥具体功能？ 中共是如何利用开会，使之成为动员、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领导方式？ 如何通过会议敦促少数个体的政治参与转向集体的政治参与？ 广大民众对开会的反应如何？ 是否存在“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弊病？ 中共对此如何改进？ 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应受到学界的关注。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重大。 从区域史角度言之，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晋察冀及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而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从问题观察点言之，以“开会”这一向度切入，不仅可作为透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运作机制的窗口，亦对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层政权的会议系统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是基层政权的基石。 从领导层面与工作制度观之，基层政权的领导中心在行政村，工作中心则在自然村。 因此，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发生互动的重要场域，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各项政策指令落地之处。 近代社会的集群化让人与人的联系日渐紧密，沟通愈发重要，会议变得不可或缺。 有学者指出： “共产党人重视组织、追求效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个贯彻渠道，会议能够有效上传下达，是追求集体主义的中共能够想到的快速下达命令、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便捷方法。 ”村庄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最小行政单元，接受来自行政公署与县政府的领导。 对村级会议的考察，不仅能够看到“开会”是如何进行政治表达的，亦可呈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基本面相。

01

从组织到会议

乡村作为中共治理的重要对象，自然受到密切关注。 基于传统社会“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与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的减弱乃至消失” 的情形，对于视农民为根基和力量源泉的中共来说，如何领导和有序组织农民尤为关键。 中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是中共贴近群众、联系群众的纽带，特别是村政权下各种附属组织的建立，既可减轻村政权的工作负担又可使更多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既可使工作更加完善又可以训练民众。 基层组织建立的过程是中共权力高度集中和全面下沉，进而实现社会形塑的过程。 中共正是借助这些基层组织发挥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将政令主张贯彻到民众之中，让作为革命环节的组织和经过组织化的民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组织及群众组织众多。 以兴县高家村行政村为例，除国民大会和村代表会外，还有村公所所属各类委员会，如常设的有民政、财政、文化教育、建设、粮秣、锄奸等六个委员会； 临时的有村选指导、减租评议、公粮评议、村款评议、春耕、水利和卫生等七个委员会。 到1940年下半年，行政村政权又陆续成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以及包括这些群众团体在内的联合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当时通称“抗联”）。 这些群众组织为中共的革命提供了手段或创造了气氛，使中共政权能够扎根成长。 自然村组织建制大体参照行政村。 以中庄村为例，除设立自然村代表会、扩大干部会（当时通称“扩干会”）、公民小组会、公民大会外，还设立粮秣小组、春耕优抗组织、教育组织和其他临时性组织； 群众组织则包括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工救会和牺盟会等。 这些扎根于根据地基层的组织在不断发展其根系的同时，意识到会议作为组织内部上下级交流互动的管道，其面对面的交流方式绝非书面的文件指示所能比拟。 因此，开会逐渐成为权力运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些团体和组织选择开会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开会”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工作制度和方法，各村全面性工作主要借助开会推进。 村公所规定每月1日、16日召开的干部会是定期的政、民混合会，另有上级 “开条子”（即发函发文）召开的临时会议，亦有上级派人来村召开的会议等。 在自然村，工作方式之一是： 处理较小和不牵扯全体村民的事时，村主任在接到通知后即协同有关方面（如自卫队长、粮秣组长）直接办理，并立即决定派某某人去抬担架、某某人家应出多少公粮、某某人家这次应当招待工作人员住宿膳食等等。 主任若不能决断，便召开自然村干部会再作决定。 另一种工作方式是： 主任到村公所参加扩干会，明确工作任务后回到自然村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再开群众会议，或不开干部会而直接召开群众会议。 其二，中共将“开会”作为一种重要的领导方式。 区对村的领导以扩干会代替村政委员会，较重要的工作亦依靠扩干会指导和布置。 行政村对自然村的领导方式主要通过各种会议，其中以扩干会居多。 行政村各团体对自然村各团体的领导，乃至自然村各团体对民众的领导主要亦是通过扩干会实现的。 前者主要通过村政权召集行政村干部与自然村干事、主任代表，召开政、民扩干会，其内容主要为布置、检查上级下达的任务并进行动员等。 如在会议上提出工作办法、分配一定的任务量并按期完成至一定程度，有时会安排行政村干部与县、区来的干部到自然村帮助工作。 当然，行政村干部一到自然村，亦是以召开自然村小组长、干事、小队长与少数积极分子会议的方式传达行政村的决议、布置自然村的工作。 后者则以扩干会开展全部工作。

中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开会”这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亦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如汞磨滩村村长表示： “现在工作可好做得多啦……过去做村长的用命令和强迫办法，打发村警到各村督促，工作也完不成，现在召集开会就能办了事。 ”开会制度结合自下而上的汇报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巡视检查制度，形成了根据地较为完整的行政领导体系。

02

会议的实践逻辑

根据地会议多种多样，从会议管理学角度区分，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从会议参与者分，可分为干部会和群众会，干部会又可细化为村代会、扩干会、委员会等，群众会则包括公民小组会、全体公民会等。 从会议频率分，可分为日常会议、月度会议（制度规定代表会一月一次、公民小组会半月一次、全体公民会一月一次）、季度会议，以及伴随临时工作召开的不定期会议。 从会议主题分，可分斗争会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等，如忻县阳坡村选中的反贪污斗争会、斗地主大会。 从召集会议的机构和组织分，可分为财政会议、教育会议、锄奸会议、建设会议、粮秣会议、民政会议、公粮评议会、村款评议会等，这些会议均分别对应各委员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从会议规模分，可分为三类： 一是小型会议，如村务会议、干部接头会等。 这种小范围会议的参与者地位平等，相继在会上发言，探讨具体工作办法，是一种集体决策型会议； 二是中型会议，这是相对于小型会议而言的，参会者更多关注会上传达的政策指令，针对其提出问题并讨论； 三是大型会议，如行政村国民大会、自然村公民大会等。 大型会议参与人数广泛，主要以听报告形式共商有关村庄共同利益的重大事宜。 从会议功能分，可分为决策型会议、动员型会议、贯彻落实型会议等。 必须指出的是，一次会议可同时兼具民主决策、宣传动员、政策落实、政治导向等多种功能，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的功能大多为后三种。 当然，落实到具体会议，其功能和作用则有所不同。 如扩干会作为动员干部的会议，与政、民干部有关的共同工作要在会议上通过，会议一般不讨论具体问题，只是动员干部。 而村务会议是全村的首脑，会议起决定事项的作用，有干部反映，“一切事情通过村务会”。

由于会议具有“集体性”，而中共具有的集体主义属性决定了其必然充分利用之。 会议作为集体决策与沟通的重要场合，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为中共动员更多民众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以及联络民众情感的巨大舞台，其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亦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通。 决策是会议最重要的内容和功能，如行政村村款评议会决定各自然村摊派分配数量，自然村村款评议会则可决定每户应分摊的份额。 集体决策在减少决策失误、集中民智，使决策获得广泛认同和顺利实施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但需要指出的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的内容与功能更多是宣传动员和贯彻上级指令，会议的决策功能则主要是决定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

“政府的执行是更为艰巨的任务，落实政策远比制定政策更富挑战性”。 因此，为数众多的落实会议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频频召开。 如上级征收公粮，兴县高家村决定征粮期限为10天，其中前5天为减租活动，具体为： 第一天召集佃户会议，宣布一定要减租，第二天召集地主会议，解释减租的必要性，第三、四、五天召开地主与佃户会议，讨论如何减租。 这些会议对于落实上级指令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会议贯彻机制看，大致有两种模式： 一是依托政府层级式的行政会议贯彻上级决策、处理日常事务； 二是借助民运组织的会议运作产生的动员作用，办理临时性和突发性的重大事务，如征兵征粮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亦是会议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如花园沟村党员王茂德因“生活态度不严肃，串门子，随便侵害人家东西，如柴火、家具，不管群众利益。自受批评以后，开始改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监督和检查区、村政权的工作，区、村经常召开会议，村长在会上要报告工作、检讨自己，到会的各级干部要检讨区、村政权工作和干部工作。广大干部在群众面前自我批评的“揭短”行为，既让群众看到干部正视自身问题的决心，亦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同时，由组织动员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检查，对于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毫无疑义，会议只有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才能发挥最大作用。静乐县兴旺庄“‘七七’纪念大会斗争王青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前的调查工作不仅可以对会议召开条件、效果进行预先评估，亦可使开会实现“会而有议”“言之有物”的目标。斗争王青王大会前，干部在深入调查后了解到，在政治上，王青云时常曲解新法令，借保障人权条例行违抗法令之实；在经济上，王青云以兴旺庄为同姓村及群众思想封建落后等状况，对群众实行经济敲诈和剥削，全村人对其恨之入骨，大部分群众反对他，一些中农以上的人对其贪污等行为深表不满；一些富农和地主亦多次受其敲诈。因此，王的恶劣行径为群众所公认，其欺压群众的恶行为群众所痛恨。在此前提下，召开“七七”纪念大会并斗争王青云就达到了会议预期的效果。早在斗争王青云大会召开前，为提振会场情绪并保证有更多的人参会，大会主办方会针对干部群众多次召开不同形式的动员会。首先是干部动员大会，共召开了14次，与会人员有区以上干部5人、村以上干部22人。这些会议对斗争王青云大会进行了周密部署，包括在斗争中运用的策略等。其次是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区干部、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进行家属动员和邻居动员等，在各村公民小组会上，在“整理公款公产”口号下，详尽讨论了斗争王青云的问题。最后，为保证斗争王青云的胜利，锻炼组织在斗争中发挥模范作用，从干部到各群众组织的成员、从兴旺庄到全行政村都进行了组织动员。在动员期间，分别召开农会会议2次，与会人数132人；工会会议1次，与会人数50人；青救会会议1次，与会人数50人；妇救会会议2次，与会人数42人。通过这些会议，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王青云大会。 “七七”这一天，参加斗争大会的人员有：自卫队146人、农会107人、青救会20人、工会117人、学生194人、妇女63人等。参与人数之多，让老百姓感叹道：“这样热闹与赶会的一样。”

从斗争王青云大会的实际运作中可以看出，要想充分发挥会议效能，需要以下几种开会的基本策略。

首先，重视开会过程中口号的宣传鼓动作用。口号是指导群众行动的武器，可以启发群众的斗争勇气，提高其思想觉悟，指导其行动，使群众运动成为自觉自愿。在斗争王青云大会上，“反对私吞公款的王青云”“反对贪污腐化的王青云”“打倒王青云”等口号不仅提振了与会群众的斗争精神，亦令王青云在群情激愤的口号声中低头认错。

其次，重视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作用。斗争王青云大会召开前，多数群众“对王怨恨而不敢动”。对此，就必须依靠部分群众组织，通过动员会员，使其发挥带头作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群众团体和组织的成员作为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在村内人情练达，由其来动员广大群众参与斗争大会，更易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此外，培养积极分子在会上带头发言亦是影响会议气氛的重要因素。如斗争王青云王大会前，各小组干部物色积极分子，动员兴旺庄王金春等人在会上发言并积极向群众宣传，带领群众参加大会。会议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和富有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在一个共同体中，“一个人的话可以启发另一个人”，亦可模仿另一个人讲话。因此，王金春在大会上的讲话感染了群众，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纷纷揭发王青云的罪状，使斗争大会真正达到了斗争效果。

斗争王青云大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不同角度启发教育了干部群众。就干部而言，开会帮助干部掌握了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提高了根据地政权及群众团体的威信，使群众发出“这可把个‘龇牙狼’打倒了，如果没有人家（指干部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咱们敢说人家一句”这样的感慨。就群众而言，斗争王青云大会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何为民主及如何运用民主，群众感受到“这就是叫民主，老百姓也能讲话”“现在民主时期，什么人也能提意见，今天的政府与过去的不一样”。拥有政治话语权的群众逐渐认识到政权、群众团体和组织以及团结的力量，从而“为奠定群众组织打下初步基础”。

03

农民政治意识的重塑

开会是中共施展领导才能、强化政党权威与地位的重要手段，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使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发生转变，具体体现在农民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和农民政治行为的生活化两个方面。其中，意识形态政治化是对政治身份的认同和对区别于自身的“他者”政治身份的认知。农民参会的积极性和在会上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态度，会议无疑是定义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乃至一个群体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开会，农民区分了贫农、中农、富农等阶级，区分了政治上的进步和落后，对自己和他人阶级属性与政治身份有了清醒的认知，并结合自身利益的追求，特别是需要承担抗战负担时，因所属阶级不同，决定了承担抗战负担份额的多少，促使各阶级的每个个体逐渐认同自身的政治身份。

进步分子和同情分子占大多数，两户雇工全都是同情分子，贫农和中农有许多是进步分子和同情分子；被动分子中中农最多，富农、贫农各1户；落后分子中中农、贫农各1户；中间分子中中农、富农各1户。不同政治态度影响了他们开会时的表现：进步分子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号召，开会时“一吼就到”，会上能积极发言，很少有怨言。同情分子接近于进步分子，其与进步分子不同之处就是在会议上虽同意进步分子的主张，但并不像进步分子那样积极拥护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号召。被动分子指对政权和军队既不赞成又不反对的人，“吼他们开会时常吼不到”，即使来开会亦不积极发言，发言亦不过三言两语，甚至有时在发言中流露出不满情绪。落后分子是指那些虽不是被动分子，但对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动员、号召都不积极的人。他们常常不参加会议，即使开会，其意见则与进步分子、同情分子相左。他们常与中间分子意见一致，有时甚至直接是中间分子的代言人。中间分子是指那些对现政权的态度模棱两可，甚至有时还希望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来统治的那部分人，他们对根据地政府和八路军的号召、动员、分担抗战负担等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响应，并且经常不参加会议，怕自己负担多，迫不得已参加会议时不是装穷，就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傅勒指出：“革命真正的影响力可能并非它的过程，而是经由这样的过程所型塑出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可能性敞开了。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随着中共革命实践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作为重要领导方式的开会对农民日常生活及其行为影响重大，不仅农民的话语出现在政治场域和政治空间，更重要的是开会赋予了农民日常行为以政治色彩。农民在会议中讨论的皆是政治内容，这些内容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其自身的阶级属性、承担抗战负担的份额、支付土地租金数额等等。会议选举的民主政府是未来农民自身的领导者；会议上讨论的村款摊派、公粮征收、春耕优抗、抗属代耕等诸多事项在会后又经过农民的个人行为得以落实。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活与政治的边界逐渐模糊，生活是政治，政治亦是生活，开会就是政治生活。借助开会，中共的政令、政策和指示得以在农民群体中贯彻，最终将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与支持转化为中共的政治优势。

二下乡干部与基层现场办公会

在传统中国社会，与“皇权不下县”相对应的是“行政不下乡”。换言之，国家行政职能难以延伸至乡村，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的渗透十分有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性政党，在具备政党的共性之时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中共政权建设始终与动员底层民众相结合。随着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至基层社会——争取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使得行政机制浸润到农民日常生活及心理，领导、组织、动员民众成为中共的重要工作内容。就乡村社会而言，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之一即为派遣工作团和干部下乡，领导具体工作。这些干部是“政权与群众的分界之点”，亦是打通中共与抗日根据地群众精神通道的牵线人。

01

干部下乡与中共意志的乡村整合

中共改造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自身意志且行之有效的政权运行机制；一个行之有度且忠诚可靠的干部支持体系。代表中共意志的干部下乡指导工作，将政治信息传递到乡村，间或反馈、吸纳群众意见，潜移默化地转换群众的个人意志为集体意志，逐渐实现群众的思想、意识和行动的统一。中共调查资料表明，干部下乡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即“要想各自然村工作做得好，只有村级干部多向自然村跑，帮助代表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同发生的困难”。同时，干部下乡亦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式。鉴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上级与下级干部的领导关系基本呈现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方式，干部下乡结合召开会议、文件指示就成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上级行政机关定期或不定期会向下级布置一些工作，此类工作一般称为“中心工作”或“突击工作”，如村选、区选、农选、武委会选举、公粮征收、放哨等等，随着工作任务逐级向下传达，各种“工作团”“像风一样”来到各行政村和自然村。各自然村在接受上级的工作任务时，通常是自然村干部到行政村参加代表会或扩干会。在行政村代表会或扩干会上，首先是区或工作团派来的人传达工作内容，然后参会的自然村干部回到各自然村开展工作。如上级派来的工作团人数较多时，工作团成员就随各自然村代表到自然村帮助工作；如工作团人手不敷分配时，则由其将拟传达的提纲写好交给各行政村干部（如村长、武委会主任、“抗联”秘书等），行政村干部再带着提纲到各自然村帮助工作。换言之，一切事情包括群众工作的传达、会议主持、问题的解决等，都可由上级派来的人负责。如在西坪自然村，开会多系上级来人开，村干部办理村摊款时，遇到“不识字、数目太零碎、记起账来没法办”的问题，通过群众与村干部开会时向上级派来的干部反映而得到解决。下乡干部勤勉的工作态度，加上多次下乡触摸基层群众脉搏的行动力，较好地完成了组织民众和动员民众的工作。1941年晋西北行署重新制定了较过去更科学的公粮征收办法，为帮助兴县柳叶村完成公粮征收任务，上级派了许多干部到村。在公粮征收过程中，下乡干部不仅通过鼓励等方式动员群众主动上缴公粮，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将群众组织起来，从而发展壮大了中共的力量。就自然村村干部来说，下乡干部给了其相当大教育，在帮助政府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村长及村一级干部下自然村视察工作”亦是上级干部下乡的工作内容，哪一个团体的人去了哪一个村，哪一个村的组织工作就做得好一点。因此，干部下乡被赋予了巡视与监督的职能。此外，中共为建立贯彻党的意志的干部行政体系，下乡干部不仅要在短期内“完成一个动员工作或是突击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也是他们的责任。下乡干部遴选出来的积极分子成为基层干部队伍里的后备干部资源，其权力获得来自于官方的确认而非个人的活动——他们凭借与中共的关系“似乎更容易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获得村民的尊重，也容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获得从前根本无法获得的从政经验和知识，从而具备变成新精英的条件”。在工作中，他们向上沟通民情、传达民意，比外来干部更了解当地治理经验与基层情况；向下传递信息、贯彻政令，紧密联系群众，使中共的各项政策指令在根据地乡村落地生根。

02

一个村庄的办公会现场

想深入对会议进行研究就必须走进会场，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就是说，先从感性认识切入，之后才有可能将认识提高到分析概念的层面。有资料显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的一切工作活动主要表现在村的干部会和群众会上”。换言之，各种主题、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会议在根据地屡见不鲜。以下选取兴县唐家吉村1942年5月间的区选实况为例进行说明。尽管这只是诸多会议中的一次，却呈现了当时开会的场景，以及出下乡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1942年5月唐家吉区选

原先说的下午饭后就开会，但直到太阳快落山时会才召集起来，前后光吼人费了两个多钟头，然而村子并不大，只有二十七人家。

……区干部在报告着区选的意义，声音好像午夜的水声，在狂风的狂叫中时隐时现。

“区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好区长，不选坏人，选举时大家都能提候选人……”

“还有，代表到主村去竞选时还能提人。（其实规定连有选举权的公民也在内）只要凑够三十人，就可提出候选人一名，当场参加竞选，就这了，现在大家提候选人。”

全场暂时沉寂了，不要说话，听人家说。

首先是主任代表刘仁柱提“我提桑蛾村刘述敬，大家看呱的个？”“行！”干部们吼了一声，声音很大，连牛槽里躺着的武委会小队长也惊醒了。——第二个提候选人的是冯秉信：“（选民资格）提黑峪口白佩贞，白佩贞各样都好，大家看呱的个？”“那个人海哩能办事！”代表任然怀补充了一句。“同意！”干部们又是一声。妇女们说着自己的家常话，小孩子在会场里追逐撕打。——第三个是主任代表任然怀提的，也是黑峪口人。“那是一个爬场”，一个干部说。“㞗！”一个干部唾了口唾沫，很轻蔑的觉得“爬场”（意同“扶不起的阿斗”——笔者注）是没有提出当候选人的资格……

“人家还教过书，现在黑峪口教书哩！”任然怀补充了自己的意见。两分钟后，没人说话，这个提议就算流产了。

最后是武委会老年兼壮年队小队长刘世禄提的黑峪口一个小商人。“人家的文化资格都够了，大家看呱的个？”“行！”还不等群众说话，干部们又通过了。游击队员贫农宋耐恒小声小气不在意的说：“就是爱搭两个钱，将来选上就不能那个了。”提议人刘世禄脖子扭着，宋耐恒再没敢说话。

“没人提啦，就这四个吧！”区干部站起来，“现在说优缺点吧！”“说㞗个甚哩！”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句。一个老太婆坐着不耐烦要回家吃晚饭，当然的“同意”，全场都笑了……

“三个人就算通过了。”（原是议四个人，一个人流产）区干部下了最后的结论，（又继续说）：“现在提议案”。

干部们都莫名其妙的瞠目起来，有些群众恐怕从来没听过这样生疏的名词。“议案就是对政府的意见，对今后新区长的意见。”干部解释着。

“没啦个！”

干部下乡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领导方式。区干部及工作团下乡是到自然村，而行政村则直接将干部动员起来下到自然村帮助工作。一般来说，重要的工作主要依靠上级干部下到自然村来推进。但有时下乡干部到了自然村变成包办一切的“钦差大臣”，而村干部则成为“听差”。如在前述唐家吉村区选会议中，区干部不发挥该村干部的作用，包办原属村干部的工作，代替村干部主持会议。在兴县赵家川口村，村干部亦是“如果上级来人或工作团说要办公粮就帮着办公粮，上级来人要办贷粮贷款就帮着办贷粮贷款”。下乡干部甚至将政权的强制作用发挥在开会上，对参会者说：“你们怕开会偏来开，你们怕训练偏来训！”“你们不好好听，今天开一通夜的会！”这一方面不利于村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下级干部虽然不得不勉强出席会议，但因上级干部包办、代替其工作而心存不满。此外，在唐家吉村区选会议上，“区干部满口名词，老百姓瞠目不解，在区选中表现得尤其沉寂”。事实上，下级干部亦很难理解诸多名词术语，他们常反映，“开会容易不麻烦，就是有的听不懂记不住”，而这就决定了他们“有样学样”，依据上级干部的示范，在开会时照搬名词术语，使得他们的“讲话连他周围的农民也听不懂”。

再者，由于下乡干部忙碌于不同村庄，时常变换工作地点时，他们往往既不了解又不熟悉当地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前后工作的不衔接。如下乡干部在兴县冯家山时遇到了这样的事：一户佃户在征公粮时减了租，地主就不让其种地。一位下乡干部表示：“咱不知道，你去找老张（指征公粮时的下乡干部）吧！”这不免“使得老百姓认为我们的村干部只是替‘公家’办事，不能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 另外，干部下乡“不管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都只有会议上的工作布置，而没有按布置一次一次的检查”。由此，“行政村有好多重要的决定和指示在自然村干部就打了折扣，有时不能执行或者有些决议仅仅是自然村主任知道而没有深入到群众中，或者群众中已发生了重大的问题，干部们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适当解决与处理”。

综上可知，干部下乡实现了对基层干部的领导和工作指导，亦实现了“政党下乡”。上级干部在下乡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应在领导上摒弃主观要求，工作上吸收群众的意见并深入到群众中去检查下级的工作，实事求是地为给群众解决切身问题，培养自然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争取并教育这些干部，使之为抗日根据地政权服务。同时，下乡干部的基层工作经历对其自身来说亦是一种锤炼，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具备“遇水搭桥”的应变能力。基层干部在下乡干部的帮助下亦得到了锻炼，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文化素质、行政管理能力、革命意志与党性原则的提高，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使人民与政府结成一起的纽带，自己的任务乃是沟通上下、教育人民，使人民认识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团体的利益，目前的利益要服从永久的利益。同时，使上级政府了解民间的情况，使得政府的政策法令能够灵活地适应于不同的环境”。当然，干部下乡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挫折，但对整个基层干部行政体系的建设来说却瑕不掩瑜。

三基层民众的群体反应

“开会”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巨大。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聚会多在逢年过节时于本族、本村、本乡中举办，日常性公共聚会较少，且基本不具有政治色彩。随着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农村地区，不断开辟抗日根据地，“军事——政权组织开始用‘任务’的方式影响和支配农村社会。首先是将传统国家下派的赋税改变为‘公粮’，要求农民完成一定数量的粮食征收任务。其次是行政性工作任务开始通过党、政权、群众组织等组织系统下达到农村社会”。这些任务或行政指令绝大多数以开会的方式下达并落实。因此，“开会”这一现代政治形式逐步运用于农村，以致“上级干部到了村里过一年没有开会，老百姓就会诧异起来窃窃私议‘怎么还不开会了’，仿佛干部下乡而不开会不合理似的”。通过开会，中共意志得以在基层民众中贯彻，民众个人的合理诉求亦在频繁的会议中转化为中共意志。若将农民置于历史舞台中心，视开会为一座中共与群众互动的桥梁，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对开会的反应与因应及折射出的内在动因，对于考察战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探讨普通农民在抗战环境下的政治与生活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01

普通群众的切身感受

在“旧政权时代也很难说到底是怎样具体的领导。据我们（延安农村调查团——笔者注）调查，在旧日很少召开会议，半年还不知道有一次没有，不召开会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级向一级下命令，下命令写通知限定日期完成，假使不这样照办即刻就要受到干涉”，群众难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而“今天的新政权是拥护广大群众的利益”的，特别是“代表会议是全村行政会议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小组直接领导农户。遇事除代表会议讨论外，得在公民小组展开深入的普遍的讨论和宣传”。“不开会不民主”，开会则使千百年来被隔绝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乡村民众迈入国家权力体系，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开会的热情。于是，“偌大年纪的老太婆把头发梳得老流流的参加大会”“夫妇吵闹都不愿在家看门，都要开会去”，还有群众当“每天干部到村前，他便荷锄归来，停止了地里的劳动，预先等着开会”。

群众喜闻乐见的会议主要有两种，首先是与群众利益和诉求相关的会议，如“公粮工作进行几乎完全是在各种会议上进行的……每天都短不了开会……前一二天是开会让群众自报收成”，因征粮关系农民负担的轻重，且为避免“假报使这个自报收成会议陷于无用……群众倒是非常关心，在秋收忙碌情形之下参加都很活跃”。再如在“高家村自然村反假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大家情绪都很高，开了一整夜没完也没有谁偷走”。其次是可以讨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如村代表主任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上级部署的工作完不成时就会召集干部会或群众开会，因为这种会议无论对村干部或群众来说都是在工作需要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只要大家知道开会则基本都能参会。这类会议没有上级派来的人主持，亦开得生动活跃；会议上虽然没有工作报告，但大家讨论得仍然很热烈；会议上虽然不说“大家提意见、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大家却总能提出问题且讨论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觉得这才是在开自己的会，讨论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便“不喊什么彻底发扬民主等调头，但他们觉得这就是在运用民主”。

尽管群众普遍积极参与各类会议，但在某些时候亦难免对开会抱有一些消极情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与反思。

首先，开会频次过多，会议时间过长，导致“老百姓开会开疲了，把会当作痛苦负担，而一心只在劳动和休息”。如兴县中庄村公民大会就因“会召集的太多了，同时又是占去很长时间，白天就要费半天，晚上开就要废半夜工夫”，以致“全村共105个公民，召开公民大会时到会的只有30人左右”。由此观之，如果总是开长会并增加会议频次，“就会导致开会成本大于成果，这种无效的开会方式不仅浪费了组织资源，而且使参会者身心疲惫”。

其次，“开会的干部只愿‘发表’一通，不肯照顾群众并发动他们提出问题而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甚至“带着一大堆任务下来以‘公家人’的资格来替政府办事”，在会议上直接提出“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配……只向群众要东西”。对此类现象，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了解群众的生活、群众的需求、群众的情绪，不替群众解决问题，群众很难认为这些干部是为群众服务的。要让群众更加自愿地来参加会议，不仅是要他们能如数的出粮出钱出人，而且要使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出粮出钱出人，否则，极易引起群众的反感甚至排斥开会。

再次，干部开会“一言堂”的包办方式往往遮蔽了群众的话语权。以兴县中庄村为例，“每次的村摊款的分配收集、支差等都是要召开的，这种会都是由主任代表来领导。发言人总是在几个干部的圈子内，群众是很少说话的，除非到与自己利益妨害很大时提出争辩，但是经干部起来解释（不如说是反驳和戴大帽子）后也就无话可说了……每次开会都是村干部围在上级干部周围，群众在后面墙角里……”在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体系长期处于自我运行的封闭状态，群众作为政策的被执行者，在行政体系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少。中共意识到，想要动员底层民众参与政权建设，就必须消除广大乡村民众在行政体系中的失语状态，在政治生活中给予其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还必须不断促进基层干部在民主上的“知行合一”，“干部不知道运用民主，不会运用民主，有事干部们私下商量”，这样的“民主”会议既“削弱了民主的发扬（老百姓懒得在会上说话），也多少加重了村民的负担（时间浪费）”。即使开会时群众“敷衍”通过的决议，在实际操作时有时亦行不通。这样，开会在动员群众方面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02

党政群团干部的内在体验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每逢工作量较大，如区选、村选、春耕布置等，因开会省时省力，干部普遍将其作为日常的工作方式。如将行政村扩干会、自然村干部会及群众大会当作完成一切工作的“三个环节”，不论什么工作都要开会。这种完成工作的“三个环节”，许多干部都是从头至尾的“演奏者”和“倾听者”。有干部反映，“在开会之始只是听一听，对自己有好处，还没有整自己的意识，所以第一天马马虎虎听，在准备发言之后态度不同了，同时会议上的发言对自己有了启发”。亦有干部在出席村政权代表会议后意识到开会在反映群众团体意见、协商群众团体在行政上的分工等环节起到了良好作用，减轻了主任代表工作量的同时，又使政权与民众运动得到很好配合。因此，干部对参加诸如此类的会议抱有积极态度。然而，这亦并不意味着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开会没有厌烦情绪。据“延安农村调查团”调查资料显示，某些干部“厌烦”开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开会时间选择不当，会议时间过长。处于农忙时节的干部即便有心开会，白天劳作已很疲惫，在此情况下通宵开会或开长会，领导干部“轮番讲”“接着讲”“反复讲” ，会议在下级干部疲惫中散会就不难理解。其次，会议召开频次多，内容重复。干部三天两天一会，甚至一天一会或一天多会者并不少见。有些会议内容几乎相同，村干部要参加两次甚至多次，“有些扩干会，如区选、武委整理组织召集的扩干会，在行政村扩干会讲的是哪些到自然村还是哪些，都是上头报告下面村干部们听”。对此，根据地政府充分认识到：过多“开会受训之类的事情在村干部看来是一种负担，尤其开会费时间很多，这是应该改善的”。再次，行政村干部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自然村干部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不去了解自然村干部，亦不协助自然村干部做全面的群众工作，所以自然村干部对行政村干部形成一种失望心理，从而使他们在行政村干部开会传达消息、布置任务时毫无积极性，只是在行政村干部开会时帮忙招呼人们参加会议。此外，上级干部在干部会上极少吸收讨论村干部意见，这亦直接导致村干部在会议上参与度不高、不愿发言或尽量少发言等消极现象的出现。

余论

“开会”作为基层政治生活的日常实践，在实现自身向体系化、制度化转变时亦见证了中共建设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完整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可视为观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作的重要窗口，即根据地政权建设、民众政治生活、中共与群众互动关系等，皆全景式地呈现在开会所建构的权力空间中。 毫无疑义，“开会”作为中共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根据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既直观地彰显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展示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笔者在此不拟对前文做过多总结，而试图整理前文论述中产生的某些思考，这或许对笔者乃至学界进一步拓展该主题的研究裨益更大。

首先，有关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采取何种方式以维持基层政权运行的研究仍存在多重面相，除会议外，还包括填表、统计数据、竞赛、突击、“下条子”等众多具体措施。这些虽未列入本文考察范围，但在史料中经常可见。因此，开会固然在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或者说，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绝非仅靠包括开会在内的任何单项举措即可实现有序运行；相反，政权的正常运行应当是多策并用、多管齐下，各项举措灵活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开会是如何与其他措施相互协调、互为促进的？会议对其他举措的实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在不同情况下是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采取不同措施的？

当然，开会并非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独有，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亦先后在中央和地方进行了会议实践。然而，开会最终在中共政权运行过程中实现了力量最大化，这其中仍有不少值得深入考察的空间。事实上，就开会而言，国民政府在基层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会议效果往往与领导层的预期相去甚远，民众亦无法通过会议真正分享基层政治权利，会议只有民主形式而无民主内容。以中共角度看，其基层会议制度的建立过程亦非一路坦途，其中充满了困难和挑战，这就促使中共对顶层设计不断作出相应的调适。中共基层会议与国民政府有何不同？面对相同困境，二者各自如何因应？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效率优先的政党，但一些会议仍难避免形式主义的弊病，更何况除开会外，其他推动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的措施同样存在此种现象。然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精于学习、善于反思、追求进步和理想的革命政党，无论出于政治力量的本能抑或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于“表格政治和纸片政治宣布下野，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也赶快下台”“消灭空洞的表格、漫长的演说、重复的总结、无数次的会议与变幻离奇的组织形式”等呼吁在党内从未停止，而这亦正是中共“简政”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不可否认，形式主义工作作风需要全力克服和避免，却无法彻底消除。这引发笔者对以下问题的好奇：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处理工作效率与形式主义关系的？采取何种措施以纠治“文山会海”而最终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除上述问题外，关于“开会”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本文仅关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及基层政权运行机制，那么，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外地区的“开会”又呈现出何种实态？这些地区的会议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会议有何不同？如果中共在这些地区未将开会作为一种主要的工作和领导方式，又以怎样的方式替代会议功能和会议的作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有待笔者及学界继续深入研究。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赵伊汉

·监 制：凌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