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摘要：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阳明心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早期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走过百余年历程的历史事实，具有深刻的内在机理。解读中国学人最初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运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可见阳明心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首先要把握阳明心学的实践心学特质。

一、阳明心学的实践心学特质

明代中叶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这不仅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而且使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遭到质疑，因为它无力从思想上指明改变衰颓社会现实的路径。同时，明代出现的商品经济及其带来的逐利思富的社会心理对传统的纲常名教提出实际的挑战。一方面，“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另一方面，“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社会现实变迁催化程朱理学的演变，陆九渊指出朱熹理气观的内在缺陷，理学内部也反思知先行后、理气分离的问题，直至王阳明指出朱学“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且在批判借鉴陆学的同时创立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其以“良知”说为根本，强调“一念发动处”的“知行合一”，体现了重德行的实践思维方式。王阳明以心“致良知”，认为理在心中，观念在实践中经我思而成。概观阳明心学的本真精神，可见万物有心，心外无理，明心见性，正心诚意。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乎？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由此探究万物依存于心的道理，即能体认万物“一体之仁”，直达实践中的生命跃动。因而，“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在知行的开端，王阳明强调“立志”的重要性，立志必须强心，“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此后方可将道与心同，在实践中明断是非，去私欲，大其心，成其志。

首先，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强调慎独与弘毅的价值。在他看来，“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有志者事竟成，志具有为人生定向的功能，从心之志使践履愈益坚定。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强调意志的作用以及实现意志的事功，将用心的决定引入实践本身。无志无以成学，有志亦从学始，“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由此可见志的现实性，立志乃学之前提，立志笃实，方能为学。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要有实现愿望的知性前提，还要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体现博学的自觉。

这里可见学思一致的功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思不应纯然停留于书斋，而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于行中成思，方可反观学理的要义是否可行，进而在思中增进所学的深度。在王阳明看来，“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志到熟处”，方能“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也是致良知的应有之义。“以普遍之理为内容的良知，既是主体必须自觉遵循的内在规范，又是主体对行为进行自愿选择的依据。”既遵循普遍之理，又顺从内心本愿，方能自觉探索、日有所进。这就要以内在的学养弃除杂念，使言行与良知的要求自觉同一，“此心自然”，由此为个体的独立人格赋予良知的规定，自愿在道德实践中追求圣人的无我之学。

阳明心学之源可追溯自孟子。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孟子由以养浩然之气。又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王阳明在写给徐爱、蔡希渊和朱守中的《别三子序》中亦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及至“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由此格物而致良知，方能成人成己，体悟“万物一体之念”。

践行“万物一体之念”，将个体的社会性视为现实规定，此乃“仁人”所当为。王阳明认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由于力行“一体之仁”，超越个体私欲之举，因而渐至“无我”之境。由“成己”而至“无我”之境，需要大其心，以良知行事：“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无我”即以个体的努力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著，只是一无我而己……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可见，“无我”其实是真正把握自我，由此做第一等事，创第一等德业，方能成就“民胞物与”之愿。

其次，王阳明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教亦三变”，以“知行合一”开端。中国传统知行观素有“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行二分。“三思而后行”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常被解读为知后乃行。在王阳明看来，真知即是行。穷尽理再行，只能将圣人之道束之高阁，因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之纯熟处皆在行中，由“明觉”而“笃行”，乃是格物致知之道。他在多篇文章和书信中反复陈说这个道理，例如，“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强调将观念付诸实施，使实践以致知和求理为前提，确立实践的原则高度。此说可谓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变革，因而必然揭示旧说之弊。正如王阳明所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这样将知与行分离为两个过程，实际上知与行是相互为起点的，“知行如何分得开？”“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在实践过程的体悟之处，真知必能行，格物即格理，格理即格心。由此可见，以致知求理的心为中心，所有的问题都可归于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都可归于人们改变世界与成就自我的问题。知行合一，方能通晓“通权达变”的要义，这在生活实践中得到具体诠证。

王阳明批评宋儒分离知与行的观念，“知之不难，行之不易”，“知之未至，行之不力”。在王阳明看来，“知汤乃饮”，“知衣乃服”，“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己知寒了；知饥，必己知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在这个意义上，未行之知即非真知，或为臆想妄念，或尚在探索的途中，“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个道理通俗易懂又真实不虚，王阳明将生活中的经验例证随手拈来，使人们得其真意。例如，“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见。’观时请略示气象。先生曰：‘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时在座诸友皆有省。”又如弟子萧惠问曰：“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的回答是：“将汝己私来，替汝克。”这从根本上更新了对知与行的内在关系的认识，使人们明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阳明心学某些论断一度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示例，最著名者莫过此句：“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里关键在于“此心动与不动”，王阳明所言重在说明“看此花时”的心动，人与花不再“同归于寂”，因为感知到花的存在。“此花”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看到“此花”则使人与所看之花联系起来，使人真切地感知到“此花”的存在，由此对“此花”有了明确的认识，其间体现的是实践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阳明心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心学，这里固然有王夫之所批评的“销行入知”的嫌疑，但并非否定客观实在的纯粹先验论，而旨在强调知行一体。

再次，王阳明贯通“致知”与“良知”，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贯穿于实践。正如他所说：“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心根早于培植而存在，培植使心根生发出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离不开培植的功夫。在实践中涵养的心根成就了良知良能，这是阳明心学力匡正时弊、整顿世风的道德实践尝试，“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此说可谓彰显了中国启蒙观念之初始气象，“求理于吾心”，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不是外在的启智，而要通达实践与内省的自觉，以心读之，方有强大的内心世界。

阳明心学以圣人之学为参照，他在龙场多次自问：若圣人，何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在偏远的龙场，王阳明“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理即道，心即理，心安诸事康泰。在他看来，“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这里，动与不动展现了心学的辩证法。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坚守仁爱之道、忠恕之道，并非易事，对君子心性有很高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如此方能不动心。在王阳明看来，“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非槁木死灰之谓也，睹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即是动而未尝动也。”动与不动，全在于是否符合“心之条理”，此说确乎在一定程度上有强调先验之意，却也彰显了支撑实践的意志力。明了天理、本心、诚意，在体悟与践行中动心起念，方能知行合一。

王阳明进一步区分了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将良知之知与动念之行贯通如一，强调从心而至的知行有善恶在焉。以良知为致知的前提，遭致后世学人关于本己的意识先于认知的质疑。若从知无涯、学无止境的角度看，从见闻之知到德性之知是一种道德实践的拓展。王阳明认为，“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是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则知致其良知矣。”知“未有止”，“道无终穷”，循序渐进的致知体现为一个实践的过程，这也关乎性情的塑造。正如他所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格物也是正心的过程，体现了为善去恶的工夫，使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在生活中融为一体。

阳明心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以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分为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浙中王学、楚中王学、泰州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认为“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及至清代，阳明心学一度沉寂，其后之所以不断为人们推崇，正如贺麟先生所阐述的：“在保国、保教、保种与革命的救亡运动之中，阳明学之中自主、自立及其‘一体不容已’的使命感、救世情怀能够被塑造为一种维新与革命的哲学；在抵御外族入侵之际，阳明学之中的知行合一、不畏死、冷静与坚强的意志主义能够成为武装军队的‘军魂’并被塑造为一种战士哲学；在政党政治之中，阳明学之中的‘觉悟’与即如即行的行动力、执行力能够被塑造为统一全党认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政党哲学；而在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对接之中，在现代学科建制下的哲学话语中，在个体的启蒙与觉醒之中，阳明学之中的自信、自主、自我立法显然更容易被塑造为一种主体性哲学。”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践心学泽被后世，近代思想家对阳明心学的阐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者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观念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会通。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阐释与运用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数量相对有限。这时人们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握马克思革命学说的主旨，这鲜明地体现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在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写道：“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终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在此期间，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长沙新民学会、武昌利群书社、天津觉悟社在翻译、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俄国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或摘译本开始在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强调革命道德。例如，陈独秀探究了“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逐条分析其要义，阐发其现实价值。宋教仁思考了阳明学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问题，分析了阳明学的心物观、博爱观的变体，这在他译介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这在李大钊、毛泽东、郭沫若、叶挺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的著述中多有体现，这里以毛泽东和郭沫若为例简述之。

青年毛泽东受湖湘学风的影响，推崇“心之力”，倡导学以致用。从《讲堂录》中可见他对“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思想的初步理解，他将“立心”视为立志的根本，并在从学于杨昌济先生的过程中欣赏阳明心学，认为“心之力”乃大本大源，改变社会的关键在于改良人心。青年毛泽东这时意识到心力与体力合一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此则无事不成，进而将“为学”与“行事”合一。不同于以往哲学家强调未来，他强调“重现在”，不追悔过去，不好高骛远，认为“贵我”的观念贯通有我与无我，实则追求“大我”，即“宇宙之我”和“精神之我”。在此基础上，青年毛泽东促进了“贵我”与“通今”的相互发明，倡导在实践中明心成志，使主体意识适应时势的要求，以公心做实事，由以实现强国救民的抱负。这些思想探索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颇具提振人心的气象与力度。

在署名“二十八画生”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青年毛泽东强调成事要“有自觉心”，由此方能知行合一，“自觉心”是知与行相互转化的关键环节，其缘起必与自己关注之事相关。能触动自觉心的知识应阐明“效果云何”。在他看来，因切己利益引发的科学研究是西方启蒙以来物质文明昌盛的根由。之所以强调体育，乃是因为身心俱为知的官能，心的官能以健康的身体为载体。体育有养生乐心之效，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基础，这是使人们持之以恒运动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毛泽东探究“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将其视为“有志者事竟成”的动力机制。相关思想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在这个文本中阐释了知行合一的现实主义伦理观，尝试实现从“无我”到“唯我”的主体性思维转换，这些看法虽还具有一定的二元论色彩，但展示了从根本上“动天下之心”的愿景。

反映毛泽东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最直接的文本是《实践论》，这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范之作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有些例证似从《传习录》中化用而来。例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此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也有值得探究的心学因素。例如，毛泽东强调“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基于客观情势的判断，相信“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注重发挥主体自觉性与能动性，以个人之“心”调动群众之“心”，消除悲观情绪，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涉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使精神的能动作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中可见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以知识为信念的前提且将坚定的信念转化为行动，因而体现了实践的思维方式。

郭沫若少时倾慕儒家成仁成圣的追求，留日求学期间患过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曾运用阳明心学的方法脱离病痛。在《王阳明礼赞》中，郭沫若认为王阳明一生不断自我扩充，不断和环境搏斗，其哲学思索与其曲折的人生旅程处处融合，以之激励自己，“奋斗到底”“到达光明的彼岸”。在一封家书中，郭沫若称赞王阳明“学行万古，忠孝两全”。在他心中，阳明心学是一门体验式的学问，实乃孔门哲学的真义，是儒家伦理的极致，不使儒家的现世精神受后世拘泥而被埋没。不行而求知，终究不会知。他以求身心的受用为目的，同情阳明心学，认为“心即理”，理不在心外，也并非仅指道德规范，而指向自然、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律和属性，即人所置身的世界。他希望在时代语境中实现孔子思想的现代转化，强调在事上磨炼、不偏枯、不独善，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促进他人的发展。

郭沫若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视为受十月革命巨炮影响的启蒙，将突破黑暗的光明比作玛瑙般的晨鸟，将革命看作生命与死亡的斗争。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郭沫若的思想处于矛盾中，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让他看到希望和解决矛盾的办法。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调查和研究，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愈加深入。他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虽天马行空，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通过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参加有关社会性质的论战，郭沫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对《易》《诗》《书》等古代典籍等做体现时代精神的解读，努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人们以“知行合一”的思路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将“知”与“行”视为内在一体的过程。“知行合一”并非意味着“知”“行”同一，而是说明“知”与“行”是互养相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既是一种自觉的观念，也是在实践中自觉践履的。求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是在对已知的范畴有所体悟之后进一步探究未知世界的堂奥，进而在丰富知识结构的过程中使思想力转化为实践能力。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真知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并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在实践探索中，我们深化以往的认识，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也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各种及时运用于实践的知识，“从无字句处读书”。将“知”与“行”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将“知和行的关系”融于一体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在实践中秉持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问题的实际解决的理论研究必然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实践中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实际需要。

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亦应分析“致良知”对人的德性养成与道德实践的内在规定。“良知”乃“心之条理”，是人们应当遵循的规律。“良知”并非“现成可得”，而是要在实践中养成，人的德性不是现成的规定，也不是超验的思辨，而是在习得中成为现实的伦理。正如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所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强调在革命实践中保持意志力，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内化在日履的道德实践中，从中对“良知”有自觉体认，才能从所思转化为实得，“致知必在行”，“良知”要在实践中感知和确证。既要循“良知”之本体，也要有道德实践工夫，由此实现本体与工夫的辩证统一。

“致良知”使人们自觉以“心之力”改变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实现目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力。没有坚定的意志，人的实践活动就不能持久，因而应当实现“物心两面”的提升。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之力”成就自我，以合宜的实践活动为前提，必然体现为“知—行—知”的过程，这也是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过程。在实践中用心探寻规律并自觉践行，遇到困难而不改其志，始终“敢直其身”，殊为可贵也。“知”与“行”分别是探寻规律和实现目的的前提和途径，共处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者理解实践思维方式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呈现其在中国具体化的文化自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得到印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最初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时代发展不断彰显思想的生命力。继承和发展符合时代需要的阳明心学，应探究“知行合一”思想方法的时代精神，分析“致良知”对现代人的德性养成与道德实践的内在规定，阐明“此心俱足，不假外求”的实践心学理路所具有的启蒙意义。在此基础上，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牢牢扎根，增进我们的文化自觉，由以彰显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途中的哲学自我。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2期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