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他身体不佳，尼克松不信，毛主席哈哈一笑：外表是骗人的

1970年7月，毛主席专列上。如往常一样来上班的张玉凤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调令：她即将调到毛主席的身边做生活秘书！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这个东北大妞都有些懵了，年仅26岁的小姑娘迎来了自己“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事情”，却还是不知道这个“馅饼”是怎么砸到自己头上的。

这一是因为毛主席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太够用。当然，工作人员不够，能够调到主席身边的人肯定也不是随便抓一个就上去的。

1970年的毛主席已经是七十七岁高龄，他需要一个细致、贴心的人来照顾他的生活。张玉凤不仅能够做到这两点，她的性格和能力甚至更加出色，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转而做了更重要的机要秘书的工作。

此前她曾经多次见过毛主席，但当她第一次以“生活秘书”这个身份出现的时候，从来大大咧咧的黑龙江姑娘还是紧张了。

主席笑着同她握了握手，和蔼地说道：“以后真的是辛苦你了！”随后又拉着她唠了一小会儿的家常。

对于身边的秘书，毛主席要求并不高，只有“约法三章”：第一要守纪律，第二不要得意忘形，第三要谦虚谨慎、多学习。

张玉凤将这三条牢牢记在心中，也表现在行动上。不仅在毛主席身边如此，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中也是如此。

张玉凤本身也是一个刻苦能学的人。她出生于牡丹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共八人。迫于生计，张玉凤在很小的时候就辍学出来打工了。

十五岁那年她进入牡丹江铁路局成为了一名餐车服务员，她珍惜这份工作，更加努力上进，闲时经常借来各种书籍阅读。

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和上进被领导看在了眼里，张玉凤才有了年纪轻轻就被调到毛主席专列上工作的机会，也才能够被调到毛主席身边担任秘书。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张玉凤能够被调到毛主席身边也并不是偶然。

来到毛主席身边之后，张玉凤工作和学习更加认真。她刚来到毛主席身边不久时，毛主席就因为感冒引起了支气管炎，昼夜咳嗽。

作为生活秘书，照顾毛主席的身体是她的主要职责。她此前并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医学训练，也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张玉凤非常努力地开始学习、请教专业人士。

毛主席患病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毛病：他不愿意吃药，坚定地认为应当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疾病。

因此，在1971年快入冬的时候，毛主席的病势恶化为大叶肺炎。这段时间他不仅咳嗽起来非常厉害，甚至卧床都有些困难，只能坐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

张玉凤是最不“惯着”毛主席的人，每次都认真盯着他吃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好了之后，对这个认真学习和工作的小姑娘印象也更加好。

除了盯着毛主席吃药，张玉凤还会监督毛主席吃饭。早年四处征战的时候，偶尔吃不上饭是很正常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从来不把“准时吃饭”当成大事，他忙起来的时候很轻易就会忽视吃饭这件事。此前身边的人最多劝两句，却从来没有人勉强他。

张玉凤不一样，即便是毛主席生气了，她都要坚持要毛主席吃饭。有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看文件，被喊他吃饭这样的事情打扰得很不高兴，张玉凤也坚持必须要他吃完饭再工作。

在张玉凤看来，自己这样做才是对毛主席的身体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这样的“直性子”在当今的职场中是绝对不好讨领导高兴的，不过毛主席一直很欣赏她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

晚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张玉凤是胆子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敢和毛主席大小声的人。毛主席给过她一个评语：“张飞的后代。”这个评语就是说她性子直、脾气大。

对于毛主席来说，他是没有什么私人休息时间的，毛主席对自己的要求高，经常占用自己的私人时间工作。

有一次恰好到了毛主席休息时间的时候，一名客人临时前来拜访。张玉凤觉得这不利于毛主席好好休息，心中十分不高兴。她不大藏得住自己的情绪，这种不高兴就一直表露在了脸上。

这名客人走后，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她的态度。当时张玉凤也是年轻气盛，就顶了几句。一来二去，毛主席生气了，直接说：“不高兴就滚蛋！”

硬脾气的小姑娘一句话没说，直接就收拾行李回家了。

气头上的时候只顾意气之争，冷静下来两个人都后悔了。相处了这么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张玉凤不是主动认错的性格，但她还是给中南海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有衣服没收拾，请人帮忙邮寄。这通电话之后不久，来接她的车就到了她家门口，她又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张飞后人”这个称号也是从这次事件中得来的。毛主席看到张玉凤回来了也很高兴，教导她要“粗中有细”，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认真细心，不能意气用事。张玉凤也虚心接受了。

这也不是两人唯一一次这样吵架。还有一次毛主席同样生气地大喊：“你给我滚！”小辣椒一样的张玉凤还了一句：“谁不让我走谁是小狗！”

当然，最终张玉凤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在主席身边多年，知冷知热又认真的她早已成为了家人一样的存在。毛主席甚至会跟别人“告状”说张玉凤和自己吵架了。

对毛主席有情绪这件事，张玉凤讲得很坦然，她也从来不打算把毛主席包装成一个“圣人”的形象。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玉凤的时候问道：“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张玉凤直言：“发！”特别是在1970年后，毛主席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喜怒哀乐就会更加明显。

但是张玉凤也提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久了，他们是家人一样的存在。尽管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做错了事情，或者毛主席一时心情不好会发脾气，他们也会委屈一段时间，但最终都不会真的生气，还是像家人一样对待彼此。

性子爽直、脾气不大好，并不意味着张玉凤不是一个细心的人。1975年夏季，毛主席突然有一段时间不怎么爱搭理刚到他身边工作不久的护士孟锦云。此事除了孟锦云自己之外，只有张玉凤注意到了。

她通过细心观察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原来有的时候孟锦云有的时候进出房间脚步会特别轻，她在说话或者做事的时候就会吓到毛主席。此后，她特别叮嘱孟护士进门之前要先弄出一点动静来。

毛主席也不会因为这一点小事就对孟锦云有意见很久。在毛主席的晚年里，能不经他同意自由进出他房间的只有两个人，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

而张玉凤无疑更加得到毛主席的信赖：她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还可以阅读各地送给主席的机密文件，甚至因为信任，她还掌握着主席的保险柜钥匙。

主席的保险柜里是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那是中国的机密，是中国的命脉。毛主席能够信任张玉凤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从不会“大嘴巴”，要她保密的事情她永远会做好，不透露一丝一毫。

张玉凤由生活秘书转到机要秘书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眼疾最严重的时候。晚年的毛主席两只眼睛得了不同程度的老年白内障。这种病在当时治疗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民间的赤脚医生做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眼睛越来越不好，对毛主席最大的影响是他不能看书、看文件了。这个时候，深受毛主席信任的张玉凤自然而然成为了他的机要秘书，接替了毛主席眼睛的工作，替他念书，甚至念一些机要文献。

这个时候也能看出张玉凤是一个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她并没有为了讨好毛主席而大包大揽所有阅读文件和书籍的工作。

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尽管后来努力刻苦地读书，面对有些古籍的时候还是力不从心。她主动向毛主席提出自己的知识储量可能不够，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教授来阅读古文书籍。

那时候，很不爱吃药，更不爱做手术的毛主席，直到双眼几乎失明的时候都不太想做白内障手术。这个时候还是当时最了解他的张玉凤宽慰了他，最终成功劝说他做了手术。

做手术之前，张玉凤特别找到了主刀医生唐由之，问他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她也知道即便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手术，但是就算是非常熟练的医务人员，在给毛主席做手术的时候心理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能够选到毛主席身边来的医护人员肯定都是佼佼者，但张玉凤就看过很多次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的时候一连几次扎不进去。每当这个时候都反要毛主席和她们聊天，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

因而，就算唐医生是全国知名的优秀医生，她还是不放心地多问了一句。唐医生答复她，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

这次做手术毛主席的心中也很紧张。此前他的身体尽管也不太好，但从来没有到“做手术”的程度。

毛主席心中也很担心，毕竟眼睛上的问题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这个手术不做他的眼睛看起来还是正常的，只是看不见东西；如果不成功，问题可能会更大。

所谓“择日不如撞日”，在手术之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的时候，张玉凤“拍板”决定了动手术的时间。

那是1975年7月的一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很难得睡了一个好觉。睡好了觉的人心情也好，张玉凤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她扶着毛主席起来的时候，就询问他：“要不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唐由之大夫也同意，那几天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很不错，适合做手术。毛主席没怎么犹豫，便说道：“做！”

虽说做决定的时候不犹豫，上手术台之前还是有一点纠结。最后，毛主席让张玉凤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唱的岳飞《满江红》，听着激昂的曲调和唱腔，毛主席也受到了鼓舞。他就是踩着这样的节奏走上了手术台。

张玉凤清楚地几天，那天毛主席打了两针麻醉药。因为是给眼睛做手术，麻药也打在了眼睛周围，敏感的眼部打麻药是很疼的，但主席一声没吭。

过了一会儿，他表示自己的眼周还是有感觉，于是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麻药。这个时候，张玉凤才关掉了录音机，也是怕医生分心的意思。

手术前后只有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的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后在此担心了很久的周总理、小平同志等人得知一切顺利，便没有打扰主席，打了招呼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他们将手术成功的消息告知了张玉凤，由她来做这个传递好消息的人。张玉凤不仅告诉毛主席手术成功的消息，还特地告知：“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过来的。”毛主席听到后说：“谢谢他”。

术后毛主席的情绪非常稳定，一个星期后拆了线，毛主席的左眼终于恢复了视力。他看着这个熟悉的房间，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们，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这时的毛主席已经看不清一年多了，他自己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不过毛主席不是一个会“遵医嘱”的人。医生告诉他此后每天读书看报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毛主席只有几天的时间做到了，很快他又开始几个小时地看书看文件。

主席看书这一点，谁都劝不了，包括张玉凤在内。她提到毛主席看书这个习惯的时候满是佩服。

张玉凤曾经提到，毛主席眼睛不大好的时候，看不清又不愿意戴老花镜，只能借助放大镜看书。那个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重得很，但毛主席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的书。

毛主席看书的角度也与常人不同，他有自己爱看的书，有自己认为好的书，却能够常读常新，常读常思考。

张玉凤记得1975年8月14日，芦荻来给毛主席读书的时候提到了有关《水浒传》的问题。学术界对《水浒传》的评价一向是比较高的，但前一年《北京日报》在北大中文系写了一篇批评《水浒传》的文章。

有人就此提出，这本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产生了争议。芦荻因此想问一问毛主席的意见。

对此，毛主席赞同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毛主席犀利地说宋江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而且说道《水浒传》在出的时候要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这段话让张玉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毛主席在1964年她第一次阅读《水浒传》的时候就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是“修正主义”。

当时她问毛主席那这本书好在哪儿呢？毛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代表，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对《水浒传》的看法一贯如此，他还十分不赞同金圣叹砍掉二十多回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

芦荻在提问的时候提到毛主席曾经在以此会议上发表过对《水浒传》的看法，的确，在1973年12月的会议上毛主席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这也是后来《北京日报》会去约一个批评稿的原因。

这番话被芦荻整理了出来，经张玉凤送给毛主席呈看后获得了他的同意。这也是毛主席对《水浒》看法的高度概括。

毛主席还有一段时间不是“不遵医嘱”，简直就是在报复性地工作。

那是在周总理去世后，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给毛主席念了周总理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近三千字的悼词高度概括了周总理的革命生涯和历史贡献，毛主席当场失声痛哭。

此后几天他便无休止地看书和文件，因为身体虚弱拿不稳，身边的工作人员轮流帮助他举着书和文件。

常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晚年的身体情况是很不好的。除了支气管炎和白内障，他还有心脏病、腿部浮肿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走路非常困难。令张玉凤敬佩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忌讳谈起自己的病情，即便是对着外宾。

这也能体现毛主席对张玉凤的信任，可以让她陪着见外宾。有的时候是因为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比较重，翻译偶尔会听不清主席的话，需要张玉凤在场转达。

在和外宾的谈话中毛主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直到1976年春天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时候都是如此。

最令张玉凤印象深刻的是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访的时候。当时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同他们谈笑风生，面对国际局势也有着深刻的洞见。

当毛主席谈起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尼克松甚至不相信地说他看上去很好。毛主席哈哈一笑，告诉他：“外表是骗人的。”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毛主席的影响，张玉凤也不例外。她认为自己受到毛主席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不爱钱”。

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毛主席将自己的工资水平由“一级”降到了“三级”，此后再也没有调回去。但毛主席不缺钱，他的稿费足有上百万（旧币）。这些钱有专人管理，不可以随便调出来，毛主席一般用这些钱接济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贫苦大众。

接济是毛主席自己的事情，但他不喜欢别人伸手要钱。如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伸手跟他要钱，他就不愿意再见到这个人了。

毛主席身上常带的只有两样东西：半包香烟和一块手帕。张玉凤深受毛主席影响，她也从不为钱而活着。

毛主席不爱别人说他“万寿无疆”，他说这是“屁话”，不遵守马克思主义，不遵循唯物辩证法。

他不关心自己是否“万岁”，更关心自己走之后别人会怎么看他。他曾经多次对张玉凤说，希望自己去世之后张玉凤能够每年去看一看他，张玉凤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张玉凤先是被安排到了中国第一历史馆工作，后来又主动要求调回了铁道部做自己熟悉的工作。

她没有因此而放弃历史相关的工作，毛主席去世之后，她一直做着整理毛主席藏书的工作。

退休之后她更是编纂了24卷五千万字的《毛泽东藏书》。这套丛书200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后，张玉凤说：“我终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了却了一桩心愿。”

剩下的时光，她用来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没有耽误张玉凤拥有自己的家庭。

她1960年调到毛主席的专列上工作，1967年23岁的时候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并孕育了两个女儿。此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她经常顾不上家里，后来就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家庭上。

晚年的张玉凤除了整理出了《毛泽东藏书》这部巨著外，还热衷于练字，她的字还是毛主席教的。除此之外，她只想过平静一点的生活。

离开毛主席身边后，她公开露面时也只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逝世纪念日等活动上，以及一些公益场合。

例如2014年8月31日，由她们夫妻等人捐资设立的“圆梦班”落户云南大理漾濞县，帮助六十名家庭困难的学子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