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光照不到的地方，要让声音发出来 |正午访谈

采访 | 黄锫坚

2021年夏天，易小荷突然从众声喧哗的媒体圈消失了。

她曾是NBA赛场的常客，以视角独特的报道获得球迷和同行的赞誉。她也曾转型社会深度调查，并投身自媒体创业热潮。在创办《骚客文艺》四年之后的夏天，易小荷发了一封告别信，坦承自己的自媒体生意陷入困境。从传统广告到各种新型营销，甚至文化基金她都申请过，但依然难以为继。于是，只能 “不想告别的告别”。

她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老家，找了一个小镇住下来。这里没有书店、咖啡馆、电影院，美团、盒马、滴滴全都无效。这里更没有北上广的好友争相邀饭，没有商业谈判和频繁社交。有段时间她索性关掉朋友圈，让自己沉入这无人知晓、无人联系的偏远小镇。

她住在乡下河边的一间小屋，推开门，不是田地就是河水。去之前，她和师友曾讨论过“写一本书，看看故乡小镇的女性如何生活”。真正置身于此，她才发现这是一条“茫茫黑夜漫游”的路。

到达仙市镇的第一周，易小荷的主要精力是学会和蜘蛛相处。在城市里长大的她，从没见过这么大蜘蛛——尺寸远超阳澄湖大闸蟹，背部花纹仿佛涂鸦的骷髅。有人查资料后告诉她，这是网红蜘蛛，叫白额高脚蛛，不伤人，还能对付蟑螂。有天早上，易小荷迷迷糊糊地趟在沙发上，突然觉得有滴水滴到胸口，睁眼一看，原来这只蜘蛛掉到了身上。她一跃而起，拼命把它甩到地上。此后很长时间，她都需要依据这只蜘蛛的方位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轨迹。

在慢慢适应小镇生活，进入一年半的沉浸式采访和写作后，她逐渐明白，“自己经历的那点困难，和当地女人的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到镇上没多久，一个女人自杀了，街头议论纷纷。易小荷听到的说法是：女人顺了高铁站的几根钢筋，被监控录像拍到，后来警察把她带去两次问话，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杀了。易小荷去了逝者的村子，也跟女人们七嘴八舌的聊天，脑海里拼凑出一个故事轮廓：一位勤劳简单的农村妇女，一辈子不舍得吃穿，盘大儿女，养着丈夫，突然被带去当着众人的面“指认犯罪现场”，又因为缺乏文化，觉得孩子的前途会被自己毁掉，于是就投了塘。

她渐渐发现，这里有各种各样被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苦难：一个男孩在垃圾站走失，他妈妈因此变得疯疯癫癫，二十几年后这孩子才通过网络找到；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嫁给了正常人的老公，因为农村每天都敞开大门，很久以后才发现她被人性侵，而罪犯却是附近医院的病人；有个会计兼老师在仙市小学给大家发完奖金，第二天之后却人间蒸发……让易小荷惊讶的是，在追忆和描述这些事情时，当事人没有痛不欲生，他们不善言辞，似乎也不畏惧死亡。

让易小荷潸然泪下的，大多是当地女性跟她讲述的人生。

有一次流泪是因为王大孃。王大孃出生赤贫，由于没有生下儿子被老公嫌弃，老公经常出轨，她一辈子忍气吞声。早年被强行流产，她记得自己两只手死死抓住床铺的痛苦。医生把死婴给她看，她闭上眼睛，感到一坨东西从下体出来，伴随着“哇”的一声。“那个娃儿还是活的，差一点七个月，指甲都长全了，团脸团脸的，长得像我大女儿。孩子一边哭，一边拼命抓我的手臂。”王大孃一直记得那双小手留在手臂上的温度。在讲述这些时，王大孃眼神平静，有一种木头般的呆滞，就好像伤痕累累的生活磨掉了一个女人的敏感和细腻。

易小荷问她，记不记得孙弹匠打过她多少次，她说：“随便乱说，五百多次肯定有了……”她忍受了几十年，都是为了子女，对于未来她没有任何远大的希冀，只是将来有一天终老的时候，她的女儿能为她写一篇关于她的一生。2019年，老公被人砍杀，王大孃冲上去救了他，这才得到了这一生中他唯一给她买的礼物——一双鞋。

让易小荷流泪的还有90岁的陈婆婆。这个名字在镇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都说她很会做那种生意，并因此被判过刑（监外执行）。她历经四嫁，却从未领证。她用容留卖淫的钱养大了六个孩子，给每个儿子都买了房子，而她这一生，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因为没有文化，她只能做一些小生意：卖过胡豆，凉水、花生、茶水，最后受人指引，把茶水店变成“猫儿店”，因为她觉得“反正床铺也困不烂。”易小荷记得，翻开厚厚的垫絮，那张属于陈婆婆的床，也就是几根木板凳。之前小姐和嫖客们睡过的床都给扔了——或许陈婆婆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张真正的床。

在镇上的一年多时间，易小荷与数百人聊过，请她们吃饭，参加他们的婚宴坝坝宴，看他们做葬礼的道场，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尽一切可能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感受她们的感受，最后从中“打捞”出十二位女性的故事，写成了《盐镇》。此书的章节大致按人物年龄排序：90岁的陈婆婆、63岁的王大孃、59岁的钟传英、50岁的童慧、40岁的黄茜、37岁的曾庆梅、35岁的梁晓清和陈秀娥、26岁的詹小群、17岁的黄欣怡。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涵盖了几十年以来整个小镇的历史，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如此惊心动魄。在写完之后，易小荷感觉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

在《盐镇》出版之后，易小荷在北京与正午做了一次访谈。在胡同的咖啡馆里，我们聊着小镇女性的苦难。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而是现在进行时。在闲谈中，我们仿佛穿越了好几个年代。

以下为访谈实录：

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我自己

正午：书里有很多金句。比如，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女人拼命止血，男人撒盐。如果是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写，恐怕会有一些理论框架。你写这12个人，有没有一些大致的分类，每类找一个典型代表？

易小荷：只要你在当地待得足够久，就会有很多例子像潮水褪去之后的石子，一一浮现出来。我每天都会不停地跟人聊天，那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八卦，比如某某遭受家暴，而某某的情况更明显，她又愿意说，还能讲得出来。这几个特点只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就成了最佳的写作对象吗？

人物的选择我肯定有区分。第一是按年龄段，每个年龄段我选一个；第二，如果有相似的主题，就找印象深的。比如陈婆婆，年纪大，经历的东西比较多。还有像童慧和李红梅这种，很少有人写小地方的同性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展现女性的不同生态。比如童慧很难认识，人家形容她特别高冷，跟谁都不说话，也不打招呼。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耐心地等待。出书之前，我没有跟出版社签什么合同。我知道，只要沉下心来做一个东西，它一定会有价值。即便她们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也没关系。大不了，就算是我生命中一次别样的体验。我不像别的朋友有家有口，一个人自由自在，为什么不趁着这种自由多去体验一点新的东西？我在那里断断续续住了一年，写了半年，一共是一年半。

女性作者跟男性不一样。从概率上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沟通，女性之间也有天然的共情。我们女生之间有所谓的卧谈会，跟一个女生睡上一宿，会聊很多贴心话。我是一个外来人，跟我熟了以后，她们都不追问我的隐私，而是一直在倾诉。这说明，家里人和身边根本都没有人听她们说话。

正午：能不能展开讲讲那对女同性恋的事情，她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

易小荷：她们两个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很不一样的。童慧接受不了自己是同性恋，而李红梅是一个性觉醒的人。童慧只是在对的时候遇到这个人，所以跟她在一起。老年人说起童慧，只是觉得她很怪，怎么一辈子都不结婚。年轻人就会说她俩是同性恋。她们俩像孤岛一样。明明知道大家都在质疑，但是她们假装听不见。

我好不容易才认识童慧，我问她，你是不是同性恋。她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她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后来我跟她们成了朋友，有一天李红梅就出柜了，她们俩在我面前承认了。 李红梅说，她特别希望有一天有人把她们之间的故事记录下来，她用很多年时间跟同性恋这个身份做抗争，从她喜欢上童慧的那一天开始。她早年也结过婚，生过孩子，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结果那天在操场上遇到童慧，觉得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这是她一生当中要爱的女人。从那天以后，她常年失眠，类似于抑郁症。因为她无法认知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办法跟身边人进行讨论。家里有一本《青年文摘》，上面写了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她如获珍宝，读了又读，偷偷藏在枕头底下。

后来我问她，你看过《断背山》没有，她说没有。我就推荐她看看。前两天李红梅给我发短信，她说：“谢谢你给我推荐《断背山》，可能我们的形式跟他们不一样，但我相信跟她之间的感情会是一生一世。”

我记录她们的故事很困难，又很纠结，很忐忑。不是只有大城市才有同性恋，我想提供一个样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人，她们有自己的性的觉醒。虽然那些日常如此具体，但那就是她们之间真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在她们的故事里也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我想这和之前我们曾经读到过的都市纯情同性故事是截然不同的。

正午：写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有自己的态度，比如鲁迅说过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么多采访对象中，你有没有很喜欢、很怜悯或很讨厌的人？

易小荷：对绝大部分人，我都感觉心疼。比如梁晓清和黄茜，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跟她俩接触最多，关系最好。梁晓清多可惜，她其实是一个情商很高、天赋很好的人。但被父亲耽误，她很小就没去学习，到现在又因为妈妈不愿离婚，为了保护妈妈，她不愿意离开那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人邀请她，她在美容方面是很有天赋的。梁晓清写字非常好看，她学化妆也是第一堂课就学会了。她画画也很惊人，画完以后贴在墙上，村里人都会来参观。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让你上大学，让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说实话，女性在就业和各方面的机会，比男性要更少。

正午：那里似乎有个普遍现象：女人干活，男人游手好闲。是不是南方很多地方都这样？

易小荷：我在那里拍了好多照片，大街上全是女的扛麻袋，还有饮水机的水桶。在城市里，一般夫妻两人走在路上，如果有重物，一定是男的拿。但在镇上，都是女的拿，而且普遍没有意识，男的要去拿东西。

在某些地方，男的有时候闲着，大家还可以容忍，但女的必须要劳动。盐镇只是一个样本，全国4万多个乡镇是怎样的？我们从来没有去了解过。有个来自于小镇的人和我说，我们乡镇只像是城市的灰色背景，我在书中写出来以后，很多城市的人才知道，原来城市跟乡镇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光照不到的地方，没有声音发出来。

我以前老看到这种新闻：一个老公陪着孕妇去生孩子，老公签字说，保小不保大。我觉得很震惊，怎么会这样？现在明白了，在那样的环境，人的认知来自于自身的经验。像那个地方，没有人看书，他们的世界就那么大。我的书出版后，当地也不一定有人看。当地地摊上摆的是《农村百事通》，讲如何钓鱼等等。鲁迅笔下，闰土从一个眼睛里有着灵光的少年变成一个麻木的中年人，我终于切身地体会到为什么了，没想到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是这样的闰土。其实，很多地方还是结构性的贫穷和思维上的蒙蔽。

正午：教育能不能发挥一些启蒙作用？

易小荷：从梁晓清的故事里，就能看到九年义务制教育在乡镇也并未完全普及。梁晓清是1987年的，她之所以辍学，就是她父亲说，她阿公看了一个风水师，说他家出不了读书人。所以，几百块钱学费他都不愿意出。而且他家并不是没钱，他爸爸是做理发师的，那个时候能挣钱，但几百块钱他都舍不得。

关键在于，他爸一辈子就待在那个小地方，从来不看书，他所有的认知就来自于周围的人。他爸不就是典型的男权文化、父权文化的一份子嘛。梁晓清现在就算是自发性的反抗，肯定也不会思考，这一切是为什么。受我的影响，她后来看了一些我推荐的书。她也是这12个女人里面唯一一个会去找书看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盐镇到北京和上海，不只是义务教育，不只是一千公里的距离，还有时代的差距。盐镇没有围墙，但文化、风俗和环境，为那里的女人砌了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对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拼尽一生的力气也不可能逾越。

正午：有没有女性走出另外的路，比如从盐镇去到大城市，她们的生活和际遇会好一点吗？

易小荷：我在书的后记写了一句话：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我自己。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来自自贡，也是小城。如果不是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你将来一定要读大学，一定要出去，我就会留在自贡，也许跟在盐镇没什么区别。也会天天有一群婆婆孃孃指着我说，怎么还不结婚，怎么不生孩子，怎么不生二胎，不生三胎？

如果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如果还是在那种男权和夫权社会，如果还是有这种愚昧落后的制度，每个女性都有可能是盐镇的女性。所以我一直说，她们是我的命运共同体。而且，这不只是女性的故事，其他人也可能会有那样一种人生。

我小时候就是个学渣，一个被霸凌的、孤独的、没人理的小孩。如果我不是因为读大学，我可能就只会有一份勉强够温饱的工作。《骚客文艺》到后期，为什么我自己写那么多稿子，不是因为自恋，而是因为没钱给作者发稿费。我不想渲染自己怎么失败，因为跟她们相比，你的苦难什么都不是，不值一提。

正午：抖音和快手这种短视频或手机直播，对当地女人的生活有帮助吗？我记得你提到她们也玩短视频。

易小荷：对于那些女性来说，看短视频是她们唯一一个跟自己相处、不用干活的时间，自我娱乐的时间。当地的娱乐主要是打麻将。

当地也有互联网购物，但最大区别是消费观念。当地为什么不卖无糖的气泡水？因为那些人体会不到长胖有什么不好。只有彻底解决了温饱的人才会考虑，要瘦一点，不能胖。那里真的没有这些概念。

但我另外要特别指出来的是，盐镇这样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彼世界”，此世界中的很多规则，在彼世界中都不适用。比如尊重女性和性少数者的权利，比如反对家暴，那个世界没有这些道理。她们大多数都没听说过MeToo运动，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MeToo。

正午：看《盐镇》上的照片，仙市镇还挺漂亮，有点周庄的风貌。那里经济怎么样，是不是很多城里人去那里度假？

易小荷：当地消费水平不高，也没有什么支柱产业。一旦没有节假日旅游，实际上平时是没有什么顾客的。尤其是我去的时候还正好是在（三年的）疫情期间。四川人、自贡周边的人去得多一些。但现在古镇太多了，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那个镇子真的太小，没法带动当地的住宿经济。大部分游客一个小时就能逛完，然后就回去了。所以，饭店生意可能还行，靠住宿赚钱基本不可能了。

正午：书中有很多细节，你是怎么采访出来的？

易小荷：可能我的文学自觉性比较少，文学的自发性多一点。有很多素材摆在那，突然就用上了。

在陈婆婆那一节，我说，在少女时代，有一天她在蚊帐上发现一条菜花蛇，吓得她不停作揖，“你走吧走吧，莫要来找我”。她很害怕，从此她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

我是故意放在章节中间的，如果这段话放在开头，就体现不出来她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及她的认命。这大概就是文学的自发性。其实我也删了一些文字，包括我认为的金句，我不想因此影响故事的节奏。故事摆在这里，已足够让你感受到她们的命运，没必要再去引领大家思考。

关于各章的标题，我还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书，能够再加印的话，我想把章节的小标题全部改成她们的名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她们想要被倾听。王大孃说，我现在没有什么人生愿望，反正这一辈子都那么苦，我就希望你说说我的事情。

昨天有个读者说，这些故事太苦难了，他不想看这种太痛的东西。不止一个人这么说，看了以后，几天都睡不好。可能有人从没接触过这些，所以受不了。有可能一辈子都很平静，在城市里被保护得很好。但在盐镇人的生命中，没有人会去这么记录她们的事情。中国好像确实也缺乏这方面的作品，或者是没有人从当代女性的角度，写这样一群人。

前两天我看到贾樟柯导演提到创作时也有类似的思考，他说鲁迅先生写过很多黑暗，但点燃了每个读者。卡夫卡也提过，文学的作用之一是需要“劈开冰封大海”。

正午：书里有些句子是方言的表达，你是特意保留了这种地方特色吧？

易小荷：我很早就离开家乡，17岁出去读大学，后来一直在城市生活。先在北京，后来去美国（每年都采访NBA），然后在上海。我完全是普通话语系了，开始去那小镇，没有想待那么久。后来发现不行，应该待久一点，只有回到那个语言环境，才能写出那里的氛围。方言写作是一开始我就特意保留的，因为它有一种普通话里面不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

其实，当地好多话我都没听过。或者说，去了以后，我才重新把一些记忆唤回来。我觉得，有些语言有不一样的生命力。能够一年多的时间沉浸在一个题目里面，非常难得。

比如王大孃，孃这个词的用法是，只要你是40岁以上的，别人就把你叫大孃。如果有人叫你大孃，那不光是年龄，甚至有点限定你没有性别了。

正午：《盐镇》中每个人物大概有两三万字，相当于为一个普通人立传。你采访时下了哪些功夫？

易小荷：作为一个曾经的体育记者，我手很快，一天写一两万字不在话下。但这本书我写得最慢。

我的职业习惯是，第一，到一个地方，就拿手机拍照，这样可以回忆起当时的阳光、天气、对方穿的衣服、甚至当时的味道……即使你记性好，你事后也不可能完全复原这些细节。第二，回去后我会把那天的笔记记下来。待的时间够久，就会有大量的细节，关键是要留心记下来。第三，我也查了尽可能多的资料，去图书馆找地方志等。

非虚构写作，是可以用文学写作来呈现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些描述不一定要是当天当时的情况。比如王大孃那一章里有段描写，说四川的农民有多辛苦。我写道，八月他们去收割谷子，光着背脊承受暴晒，常常起水泡，两三天后用针刺破，再脱痂，就变成一个个铜钱大小的圈圈。雨淋到上面会从皮肤上滑落下来，再也不会被吸收了。这是我爸给我讲的，我用在这个地方就无可厚非。我爸就是四川的农民出身，他知道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个扎实的非虚构作品，要获取同样的质感，必须得去了解当地的气候、天气状况、农作物、河里鱼的种类、太阳几点升起落下，空气中的气味等等。让你的每一个字都是当地的，比如《有谁在釜溪河看见过鲑鱼》前面描述“晚上七点，天空和地面交界处有种观赏鲤鱼的绯红色，小镇路灯昏黄未明，得以延长了晚霞燃烧的时间”这种类型的描写，就是因为在当地待得久了，长久的观察而得来的。

正午：在文学或非虚构作品中，哪些书或作者是你的榜样吗？

易小荷：《巴黎烧了吗？》这书很有名，写得好极了。还有《八月炮火》和《白城恶魔》，全是非虚构作品。作者动辄五六年时间采访几百个人，每个细节写得栩栩如生。

《巴黎烧了吗？》里有个细节，在巴黎的德军最高统帅叫肖尔铁茨。那天早上他出门时，非常危险，过了一会儿，他的司机回来了，把他的另外一套服装拿出来。那种细节栩栩如生，让你觉得作者好像就在现场。这就是我很想要的效果，他们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的可以采访出发生在过去的现场感。

正午：你以前写NBA球星，这次都是采访小人物，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易小荷：以前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一入行所有人都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大多数人写的是赛事的技术统计，比如几分几秒进了一个球，但我就喜欢关注人的故事。火箭队有一个吉祥物叫火箭熊，有人会写它怎么跟观众互动，抱着女观众亲她的脸。但我看到的却是，这个人走到球员通道，把头套摘下来，满脸的疲惫，全是汗，我看到了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小丑总是一只眼睛在笑，另一只眼睛却流着泪。

举这个例子是说，我本来就特别喜欢关注小人物，不被别人关注的人的故事。好多运动员无法理解，易小荷那篇文章写的啥？后来有一些体育媒体的前辈，比如徐济成老师等对我的文章印象很好。我进《南方体育》也是朝这条路走，视野变得更宽广。吾道不孤。也就接触了所谓的体育特写。

所谓的体育特写（feature），国外媒体写得非常好，也可以拿普利策奖，但国内理解不了。在国内跑体育和娱乐线的记者，要去争夺采访资源。我们处于类似乙方的心态，后来我就不想做体育报道了。就算我写的报道跟别人的视角不一样，但这些人不会因为我的文章而改变命运。但如果我去采访一个小人物，比如采访麻风岛，那群老人的际遇也许真的因为我的报道而有些变化。我不是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记者总会无形中有所谓的使命感，或者叫媒体情怀。即使我们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我们也努力传递过一点点孤独的萤火。

——完——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与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