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王任叔：论人情

王任叔(1901—1972)，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连山乡大堰村(今大堰镇)人。父业农，粗通文墨。任叔8岁上学，13岁参加全县小学统考，作文名列前茅。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年毕业，先后执教镇海、鄞县、慈溪、奉化等地小学。其间，参加奉化进步团体剡社。1922年5月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10月任《四明日报》编辑，主编副刊《文学》。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任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同年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

我碰到过一些长期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很有些文化教养的，可不欢喜看新的戏剧，不论是歌剧或话剧；但很欢喜看古典剧，不论是京戏、川剧或越剧。问原因，他们说是新剧中出现的东西，在他们生活中碰到的够多了，而且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也碰到过一些一直干革命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常看些新的文艺作品，他们认为有些作品不合情理，就只是唱“教条”。文艺界里老前辈，一碰到面论起当前的文艺作品来，也说缺少人情味。三方面人的意见，几乎都是一样的。“人情”、“情理”，看来是文艺作品“引人入胜”的主要东西。难怪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了。

我是不大懂得世故，因而也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平常对描写身边杂事，充满些人情味的东西，也不大爱看。近年来很少写“作品”，别人的这些议论也不大关心。但偶一想起，仿佛也有所感悟似的。我自己就最讨厌重读一遍自己的论文集子之类，有时竟想把它们丢到茅厕里去。但偏有出版社要我修改订正出版，在我以为：人生之苦莫过于这个苦差事了。

为什么有这么的心境呢？怕就是我的文章 ，只有教条，没有人情味，连自己也不要看了。这真是值得一思、再思而三思的事了。

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常常碰到同样的事。

我有些青年朋友，他们大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出身的。而在解放以后，他们又都是革命干部：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在土地改革时期和三反五反运动时期，他们为了同地主或资本家的父亲或兄长划清思想界线，几乎采取同一的“战略战术”：断绝家庭的来往。不管父亲或兄长怎么写信来“诉苦”，一概置之不理，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就是运动过去，父亲和兄长也接受改造了，还是不理；甚至于他们生活有困难，也不愿意给半个钱。但他们内心，并不是完全这样 “坚定”的，有时也会想起父亲和兄长对他们的爱抚，而至于偷偷下泪。想写封信去问问消息，又恐怕组织上怀疑他们，被整为失掉立场。——有个青年同志曾告诉我这一种心境。他是把“划清思想界线”，理解为同家庭“断绝一 切关系”了。我告诉他：共产党同资产阶级一定是划清了思想界线了吧，但共产党却偏同资产阶级来往得很密切，为的要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为什么你不可以利用自己对父亲和兄长的感情，劝说他们向人民低头，坦白自己的罪恶或过错，并且从此以后，放弃压迫和剥削，重新做人呢？

这是很明显的：能“通情”，才能“达理”。通的是“人情”，达的是“无产阶级的道理”。划清思想界线，就是通过“人情来贯彻”“阶级立潮。

这一生活上碰到的事，怕同我们有些文艺作品中所碰到的现象相同。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

但这是“矫情”。天下的事情是人做的。不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矫情”往往是失掉立场，也丢掉理想的。

那么，什么是人情呢？我以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而阶级社会则总是抑压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阶级斗争。我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愤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的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这种作品一送到阶级社会里去，就成为捣乱阶级社会秩序的武器。但正是这些东西是最通达人情的。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也许有人以为这样的说法，是十足的文艺上的“人性论”。我以为不是。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忘记这一点是不行的。描写阶级斗争为的叫人明白阶级存在之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日趋丰富。

说这是“人性论”吗？那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话吧。在这里，我就不能不“教条”一番了。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的家族〉一书摘要》中有下面一段“摘要”：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感到自己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是满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自我异化看做自己的强大的证明，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活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在这种异化中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感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生活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恨，这种愤恨是由这个阶级的人类本性和它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必然地引起的，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是对它的人类本性的公开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

那么，无产阶级要求解放还不是为的要回复它的人类本性，并且使它的人类本性的日趋丰富和发展吗？而我们的文艺上的阶级论者似乎还不理解这个关键。

而且，事实上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而且应当解放自己，就是“由于在已往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根本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直接地愤怒地反对那种非人性。”而无产阶级必须起来斗争，就是要“消灭集中表现在它自己的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从而来“消灭自己本身的生活条件”，使自己本身成为真正的人，回复了人类本性。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艺作品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情味，并且使作品中的阶级战士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辉呢？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人有阶级的特性，但还有人类本性。“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

《新港》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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