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墨家人格结构和墨者脩身色彩（完整稿）

阅读提示：墨家的无知论认识源自华夏传统上天信仰。墨家的“求知”欲恰恰依赖性来源于“无知”。并且来源于“虑害意识”。墨家的自主、自立人格，源自“不依赖”性。墨家脩身所具有的主要色彩，可以用“鉴染漏雍，离怨去六”八个字表达。

墨者的人格结构和脩身色彩（一）

本文试图将墨者人格的结构做一个简化表现，便于理解墨者人格各个部分的关系。制作了《墨者的人格结构》图。再配以简单解说和墨家的脩身色彩，希望能够帮助形成一个，对墨者人格结构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首先要对《墨者的人格结构》图的框图、线条做个简单解说。

现在看结构中的“无知”。有很多箭头从无知出发。这些我们先不理会。我们先查找，墨家无知论的来源。也就是箭头指向无知的那些方框。只有一个箭头，从“信仰”出发指向“无知”。也就是说，墨家的无知认识和无知人格，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华夏传统信仰。

同为古之道术学统的道家，同样持无知论。庄子甚至认为“入火不热”，完全否定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墨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而是认为“说在顿”。当人去磕求的时候，能够得知。然而人是从自身认识去磕求的。墨家批判过推己及人，也就是批判过从自身认识去认识他者。所以，墨家认为人的求知，能得到的当然受自身限制。比如先秦时，人不过是知道火是热的，会发光。现代则发现火是等离子态。火到底是什么，人类永远是在盲人摸象。人类虽然能够感知、获知，却也永远无知。本段解释了墨道无知认识的概略。在《人格结构图》中看不到。但结构图能给人们一个提示：墨家的无知论认识源自华夏传统上天信仰。当这种认识内化之后，就存在了墨者的人格结构之中。

再看“无知”方框，有一条没有箭头的实线，连接到了“自信”方框。实线上有三个字“端与常”。《存士》篇“彼（贤者）有自信者也”。既然墨者认为自己无知，那么为什么又自信起来了呢？实线上的“端与常”说明了自信与无知的关系。

其实从前面说的墨家无知认识，很容易理解到：墨家认为人能够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去做出一些零散的认知。虽然这种认知永远不是全貌，永远不可能重构出原貌。那么集合众人的认知，是不是能得到更为接近的认知呢？墨家给出了肯定答案：“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而且从作为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存在的上天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更为正确的认知呢？所以我们看“自信”框，有两个来源。一是源自众人耳目之实的真知，一是上天信仰。上天希望人们能兼相爱、交相利等等。因为墨者的智识是这两个来源，所以墨者能够自信。然而人类包括墨者的认知其实也还是盲人摸象，少得可怜。所以墨者的自信只是极端，更多的是保持因为无知而谦卑。对上天，对百姓的谦卑。

补充几句。“端与常”关系是墨家常用辩论。字面理解就是极端和平常。《非乐》墨子说：“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极少的“端”，在墨家是可以简称做“无”的。所以墨家称“圣王无乐”。又如“杀盗非杀人也”。盗是不是人？是人。但是当我们的焦点在“盗”时，由于盗在人群中是极少数。所以可以说“杀盗非杀人”。其实这也就是人们常用的简化表述方法。《经上》“端，是无同者也”。端在事实上、所遵循的原则，是与常态是不同的。

墨家的人格结构和脩身色彩（二）

在上一篇里，我们通过简述墨家无知人格的来龙去脉，帮助理解《墨家的人格结构》图。本篇继续介绍图中的另外两种图形。

既然墨家认为自己无知，而且永远不可能知。那么墨者们是不是应该躺平？为什么墨家人格中也有求知？查《墨家的人格结构》图，可以看到墨家的“求知”欲恰恰依赖性来源于“无知”。并且来源于“虑害意识”。图中“无知”画了一个虚线框，表明是一个复制。因为排版需要，将“无知”框复制一份，避免连线过于杂乱。

先秦各家里，“忧”是墨子、墨家的一个特色。儒家圣人荀子认为，墨子有太多不需要的忧虑。墨子书中，把“博”写作“慱”。也就是忧虑。墨子因为忧虑天下人互害，提出了兼爱交利非攻尚同。因为忧虑国家对百姓的伤害，提出尚同非乐节用节葬。因为忧虑儒家危害，提出非儒。如此等等。甚至，经下讲为什么要教学，也用忧虑后继无人作为论证。可以说，墨家整个儿学说建立在忧虑基础上。忧虑我和他人遭到伤害。因为无知，忧虑无知而穷（无路可走），所以产生了墨家的求知欲。简单说就是因为有需求而学习。只是更强一点，因为能够伤害我和他人的东西太多。首先是老天爷；然后是社会、国家；然后是其他人。其中包括，研究老天爷所造之物，产生科学。还有忧虑吃饭问题。这就和儒家一样了。但墨者通过有手艺和产业自立，对吃饭的忧虑不如儒家。加之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知忧天忧国忧人。墨子本人的忧虑程度，其他墨者是复制不了的。所以墨者的原生学习动力，确实不如儒者。儒家是找不到宿主就得饿死。所以普天下学习动力最强的，就是孔儒人群。什么犹太人、盎格鲁萨克逊，在孔儒人群面前都弱爆了。只是儒家谋食不求道，不能称作求知。

说墨者学习动力不如儒者，可能有墨者不高兴。那么请看一下墨子书，其中记载了，有人学会手艺就想跑。不想学墨学的。至于为什么从墨子本人即如此忧虑，还需要继续研究。所以图中没有画指向“虑害意识”框的箭头。后世墨家该如何激发墨者的忧虑意识，也是一个课题。另外，墨者无知又求知，还源自墨家信仰不相信命运。为免线路过于杂乱，图里没有画出来。此处需要提醒一句，忧虑不与墨家的实干结合，那就会伤身。墨子本人活到90多岁，是因为不但有忧，还有实干，看到实干的意义。当生活有了意义，身体自然就好了。而且忧虑教育不适合少年儿童。端，是无同者也。儿童是人生的一端，教育内容和方法是应该有所不同的。

识图最后一个案例，请看“自主、自立”框和“有间”框。有一条双箭头虚线连接。这说明自主和有间，是同一个东西，平等运用到他和我形成的。我自主，不希望他人干涉。他人同样不希望被我干涉。那么就要拉开一点距离，不要互相挤压。这就是“有间”。如果我要自主，同时又要主宰他人。那么就不是平等了。孔儒家庭里，父母要主宰子女，就不是平等。

墨家的自主、自立人格，源自“不依赖”性。依赖产生奴役。依赖什么，就被什么控制。幼儿依赖父母，就被父母控制。当然，幼儿之脆弱，需要依赖。然而将之类推到君民关系，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居心叵测了。那么墨子墨者为什么依赖性那么低？这又源自墨者们的工商层色彩。我会木匠活，到哪里没饭吃啊。我需要依赖谁？我擅长发现两地的价格差，我还需要依赖谁？所以墨者与儒者在依赖性方面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所以墨家在墨子时已经发现儒者的致命弱点，使他们必然成为权力的俘虏（臣字本就带俘虏意）。这被记载到了《非儒》篇。而“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是墨家的认识。

本篇借助讲述墨家两大特色：虑害和不依赖。介绍了《墨者的人格结构》图里的双箭头虚线和虚线框。图中全部框和连线都已经介绍到了。下一篇，我们延伸一下。谈谈墨家的脩身色彩。

墨家的人格结构和脩身色彩（三）

一个人，一个成熟的文化，其人格必然是结构性的。这里说的结构性，指包含多个内容，而且这些内容相互支持，能够互相生长出来。因为相互支持，互相的重生性，使得结构稳定。当某个学派的教育和修行，能够生成结构性的人格。那么可以称，该学派具有了自己色彩的人格。

民国以来，很多贤者认识到孔儒人格对专制的支持，从而致力于改造。至今却无一成功者。孙隆基先生看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人格是一个结构而不只是一些项目。是有自我恢复能力的结构。我们研读墨子书和对孔儒的观察所得感悟，与之相符。孔子等人属于无产文人阶层，他们离不开其他人的任用，饭碗系于权力。所以天生具有依赖性。在当时武士贵族的天下里，原本没有他们的位置。而他们提出了“移孝为忠”口号，试图得到贵族们的豢养。完全抛弃了自尊心。努力获得主子的青睐，使他们擅长揣摩人性。和超水平的追求上进之心。然后由于对富贵者的仰慕，想模仿贵族的一举一动。和为之辩护的需要。一不小心将人性的贪婪合理化了。然而他们同时具有文人的自大和清高，这源于他们比常人记忆了更多知识。依赖却又自大，这两个矛盾的属性集于一身。自大则怕被人看不起。知耻，又反过来造成他们畸形的自大。尽力掩饰自己的无耻，又使虚饰成为必然。这就是儒者最核心的人格结构。儒家《孝经》将之表述为：“移孝为忠，以孝事君。夙兴夜寐，得保其俸禄，守其宗祠”。其中将孔儒的谋食、自卑、勤奋和依附性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自从孔子提出“以孝事君”开始，儒家已经不可救药。在这种内核下，孔儒们也袭取了墨道两家的一些表面语句，然而尽皆虚饰。因为无法与内核兼容。比如克己，在以孝事君的内核支持下，必然是打压自尊和自我束缚。克己复礼，所复之礼就是上下尊卑、俯仰差等。与自律从而自由之旨，大相径庭。然而虚饰的需要，他们又自称为大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显得极度膨胀。又如慎独，袭自墨家明鬼。却又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他们崇拜的是权力。离开了明鬼，慎独就成为无根之水。反正他孔儒就自称能慎独了。又如所谓治国平天下，不就是“被提拔任用”换了个词儿吗。

当儒者们著书立说，将这些东西贯穿在孔儒经典里。那么之后培养出来的，就少有不是儒者的人了。比如儒者将自身的乞食性用学说固化，就形成了“爱之则教之养之”的物质化仁爱观。以此熏染，岂有不得到物质化人格之理？儒者希望君父在分配时多给自己一些。用学说固化，形成了“仁者亲亲为大”的等差之爱，也就是裙带主张。所谓“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还说得怪好听的，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无非虚饰而已……顾如曾经问一位台湾心性儒学大家：说儒家能培养人，那么为什么天下儒生皆不堪？得到的回答是：我看当今只有三个真儒。顾如只好懵逼了，就像当年与孟子辩论的那位墨者一样。实在搞不懂其中逻辑。如果一个学派仅能培养出三个真儒，那么不如说是：只有三个人没有被儒家经典毁掉。孔子本是个时代悲剧，形成经典、独尊儒术之后，就将孔子的悲剧复制给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

孔儒人格的根源和这些内核属性。在墨子书里就提出来了。毕竟当时的墨者，能够近距离观察早期的儒者们。墨者们有源自工商层的非依赖性和谦卑节俭。恰恰与孔儒180度反向。加之观察儒者之行，加以戒惧。墨学也可以说是在与儒家的对照中发展起来的。最终墨家也用经典构筑了墨者的人格结构。而历史上竟没有被记载罪恶的墨者。所以，虽然世界上也有其他高尚的人格结构。我们作为墨者也可以而且应该，将墨家的人格传承下去。

因为能力所限，构筑墨家培养系统的任务还有待大贤。在下一篇，本文仅谈谈墨子书中表达的，墨家的脩身所具有的主要色彩。

墨家的人格结构和脩身色彩（四）

墨家脩身所具有的主要色彩，可以用“鉴染漏雍，离怨去六”八个字表达。如果四个字，是“鉴染漏雍”。如果只用两个字，则是“鉴染”。所以可以将墨家的脩身之道称作“鉴染之道”。

鉴染漏雍，依照墨家惯用的本用组词结构排布。也就是说，墨家脩身，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明智。这是“本”。鉴是借鉴、鉴别之鉴。在《经下》鉴三条里，将借助他人观察世界，称之为鉴。而脩身主要手段是择染和仿效贤者。这是“用”。而“漏雍”是对“染”的进一步解释。其中漏是本，也就是疏导、疏放为本。墨家脩身，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并非儒家所说的克己。而是相反的，是使自己能够舒展开来。其中雍是用，也就是堵塞自己向伤害他人的去路，使之不伤害他人。这是主要手段。当我能够自律，他人也能自律，我就能舒展开来。否则必遭他人反噬。离怨和去六，也是本用关系。以他人的报怨（回报和怨恨），作为参照脩身。免遭他人反噬。这是墨家在脩身实践中的主要思路。主要手段则是去六。下面将分别简述之。

墨家认为，人性在婴儿幼童是最真实体现。性如湍水，无善无恶，然而自有内驱力。疏堵得当则为（动词）善，不当则为恶。婴儿幼童无智，需要向善去恶成长成为人。否则与禽兽也没有什么区别。墨子说，“杀伤人之孩（童心），无存于心”。欲向善去恶，首先就要知善恶。知善恶也就是明（动词）智。这是“鉴”的鉴别意，及其认识来源。鉴的借鉴意，在《经下》有三条。“临鉴而立”法条是说：向别人借鉴是方便之门。“鉴位”法条是说：越靠近被观察物的观察者更为可靠。也就是墨家在墨经和其他部分多次提到的，更为主张接知。“鉴团，景一天”法条是说，考察要全面。然而直接获知，包括借助他人获知的东西，还需要经过思考明辩。经过明辩，将“知”经过“智”转化成“倁”。倁，基本可以理解为真知。这就要强调明辩能力。在先秦，辩学是墨家特色之一。是墨家重点提升的能力。

回顾前面的墨家认识论。墨家不认为考察自己就能推己及人知天下万物。加之认为善就是与人合谐共处（墨家不要使用“和”字），恶就是坑害他人。那么当然地，知善恶之知就需要向外求取。所以这又引出了墨家脩身实践中的一大特色：以怨省脩身。《脩身》“见不脩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也就是说，见到不脩行的人（包括自己），见到这些人被人怨恨，从而自我警惕、反省。达到脩身目的。其所依据的是：做任何事，都会遭致外界反馈。即文中“反之身者也”。从这里也可以推知，墨家认为破坏社会的反馈机制，就会导致人们没有道德。比如不允许人们自相报复，不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你不表达，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伤害了你，是否取悦了你。他不知道自己的善恶。需要制止的是恶性报复的愈演愈烈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没有反省后悔的机会）而已。墨家脩身，以疏放、伸展自身为目的。与之相一致。当我知道哪些会伤害人，剩下的空间就都可以由我伸展。当我能够自律，他人也能自律，我就能舒展开来。

以怨省脩身。知怨是关键。不是去迎合别人，而是不要使别人感觉被侵犯。这在墨家主要两种表现。首先当然是不侵犯。这也包含了不侵犯他人尊严。然而当需要纠正别人的时候。就需要讲求方法，让他感觉舒服。不要让他感觉被侵犯。可以参考墨家淳于髡劝说齐王少饮酒（经上也有节制饮酒内容）。淳于髡并没有直接进谏。而是选择了一次宴席机会，让齐王主动发问。“你能喝多少酒”。淳于髡答“有时候一斗就醉了，有时候喝一石都不醉”。引得齐王一步步追问，最后问“什么情况下喝一石都不醉？”。淳于髡这才说：“像州府饮宴这种场合，我就拼命喝，搞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齐王听到这里也就明白了。还可以参考《存士》篇，墨者在劝谏君王时的曲折。

本文在此处刻意着墨，是因为长期以来孔儒用墨家承载儒家理想，导致人们对墨者有错误印象。其实就墨家的认识而言，劝说并不是要表现自己正确，而是要辅助他人在某问题反省。墨家认为这才是对他人的忠诚。《经下》“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强是努力。低是低姿态，是谦卑。“处下善于处上”。所以墨者在人前的形象是不言和谦卑。包括激烈抨击孔儒的墨子，也给人留下寡言的印象。在先秦反而是儒生，还有古代所谓儒家清流。他们的往往采用当面脸红脖子粗的激烈批评。请参考《荀子》论十二子，其中有此儒墨对比。以此博得自己的美名。其中表演成分太大。还有孟子的那些表演。博得所谓刚烈之名。当然，儒生们后来学乖了。大部分儒生不再激烈。但是他们的基本认知与之相背。自以为掌握真理，又自我，又认为爱是教养别人。这决定了他们的低调，只能是伪装。低调在儒家是为人处世技术而已。是对自身人格的掩饰。而在墨家，是存在于人格结构里面的。近乎于本能。

墨者自认为有三个社会责任。一是“蓬为务”，即保民。二是“有间亦有闻”之媒介。即协助人们沟通。三是“与人遇，人众循”之佴。其中第三点，要求墨者能够吸引他人。“佴，自作也”。通过自己的表现吸引他人，也就是以身戴行。而以身戴行，要求自己首先要能够被他人亲近。加之墨家对推己及人的反对。墨者要能够以他人熟悉的方式，与他人接触。这也是《经下》所说的“均发均县”。东晋著作了《抱朴子》《神仙传》的葛洪，甚至将墨子的这种能力神话。称墨子有“七变法诸幻化之术“，能够见到老妪则幻化为老妪，见到幼童则幻化为幼童云云。

同样地，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善恶需要鉴别。那么怎么样方便地获知善恶呢？这就有了墨家的染和慎择所染。染，就是使自己浸染在正确观念意识中。包括时时警戒（参考明鬼），选择友人，时时温习等等。浸染在其中，方能使正确观念意识内化于我身。即《脩身》篇“畅之肌肤” 之类。当内化于我身之后，就可以称为“我有”。墨子说“我有天志”，就是这个意思。天志已经内化于我身。

前面说，鉴就是要明智。然而人的智能有限，明辩只能是尽力而为。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人世和社会的人。必然被环境所染。所以明辩首先需要知道哪些人是榜样，哪些人是恶例。通过被贤者所染，使自己逐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被贤者所染，也避免了误入歧途。当然了，所择之染，就墨者而言首推墨子书。攻读揣摩墨子书，将使我们开始有鉴别能力和开始被染成墨者。而主持编撰墨子书的巨子们，也恰好只编入了对人与人关系和社会的基本认识。不多，却刚好足够。多了反而会过分塑造。少了，则基础不牢。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也是先秦墨家的睿智之处。反观儒家十三经，反反复复给他们洗脑。塑造性太强，儒者想有自己的思考已经很难。加之统治者推波助澜。使得儒者认识提高之缓慢，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千年后的朱熹，还要受道教影响，开始讨论什么“体一分殊”。再用了差不多一千年，据说是明末儒生顾炎武之流有了一点民主意识云云。而这些早在2500年前，墨者们就已经否定或者玩剩下了。人们常用蜗牛形容缓慢，但蜗牛爬行尺寸之间，也不需要一千年、两千年。儒者们的人格，近些年还跑回去先秦了！令人无语之至！教育者要能够知止，要辅助其成长，而不是规定其成形。辅，是墨者自居之于他人的位置。千万不要学儒者自以为师。

染的过程，可以分解为漏和雍。漏雍，就是疏堵。对自身性情进行疏堵处理。这种疏堵，低级的是比如忍耐放纵之类。高级的是内化的，下意识就会对性情做出疏堵。染是要内化的。所谓坚白石：《经上》“坚白，不相外也。说坚：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白是外在表现，坚是内在的性质。前面说到，孔儒之低调其实与其人格结构不相容。在墨家语言就可以说其：儒道与自称的儒术相外，或者离坚白。对儒家的这种评判并非仅仅顾如或者墨家有。汉朝《淮南子》就是这样评判儒家的。因为真性情与儒家人格结构不相容，所以他们强调“忍”，强调克己。而墨家的选择与人格结构相容、相生，所以能够内化。从而我与我不相外，坚白相盈。所以做为对“染”做进一步解释的漏雍，也主要是内化的下意识反应。达到下意识，或者说自然地就能使性情正确地收放自如，总是不会伤人。才能说脩身成功。当然，不停有鉴，又不停有染。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说到这里，熟悉国故的朋友是不是会想起孔儒《中庸》篇的“率性之谓道”。还是那句话，儒家到处抄袭。但他实际没有内在人格或者说理路支撑。

漏雍，墨子书原文就是如此。《大取》“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漏排在前面，说明墨家脩身是以 疏 为本的。并非以堵为本。堵不是目的，堵的目的是疏。自律方能得到自由。墨家更重视将性情放出去，而不是压抑。有儒者看到墨家“去六”，很是高兴。以为墨家也以自我约束为本，也是克己。其实墨家脩身，更讲求把自己的性情往正确方向放出去。比如见义勇为，是不是将自己的勇气放出去？因为自认无知，忧虑对他人造成伤害，才谨慎起来。当我们注意了不要伤人，那么我们的疏放当然就是无害的。将会害人害己的观念意识行为等等，从心里排除出去。也就是脩身篇说的“无存于心”。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这句不能像孔儒抽取字词，理解为“去除”。正确理解是“去除某某之辟”。完整读这段话，也就是要去除各种情绪对心智的遮蔽作用，从而使人的理智能够运行。情绪对人的害处，在现代人已经是常识了。需要提醒的是，墨家去六偏偏不去“忧”和“恐”。这是因为墨家以忧致学致思。这在前面两篇提到过。墨家以忧恐致去害致自律。恐怕伤到别人，遭致别人反噬。这是前面提到的以怨省脩身。恐怕遭到上天鬼神之罚。这是墨家的明鬼说。老子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虽然夸张，却也形象。当然了，现代我们知道，过分谨慎小心也不是好事。且看先秦墨者如何弥补。《经下》“擢虑不疑，说在有无。说：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犹是也？”前半段也就是说，不要对不存在的事情多虑。注意，墨家说到无，绝大多数情况指的是极少。也就是说，就不要为低概率的事情担惊受怕了。后半段是说，不要过分的同感心。把不必要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想象。墨家要同理心，而且同时削减同感心。其实还是要发挥理智的作用。墨家去六也就是去除情绪化，感情用事。情绪化和感情用事有害正确判断。也就不能明鉴，整个脩身都无从谈起……

墨家的脩身还将以实践为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脩正改善自己。田鸠子在回答楚王之时，表达了墨家的这一脩身特点。也就是要从基础基层做起，逐渐成为贤者。《脩身》“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随着本领越来越大，有越来越高远的志向和欲求，有越来越好的愿景。这又与儒家的一开始就野心勃勃相反。孔子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如此脩身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徒增烦恼。因为他还真做不到。而且容易沾染孔儒对权威的崇拜。就《经上》“君”法条表达的上天信仰之下的“职责”和“位”概念而言。每个人都有其位置。人的成功在于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较（《经上》）。墨子曰：“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事业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如果有某位置的人傲视于我。我当然可以表达我的怨恨。如果他不能以怨省脩身，就不是墨者的同道。另外，墨者更倾向于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是墨家人格结构的核心之一。至于其他细节，请参考本文《墨者的人格结构图》。

墨家所谓“脩”身，并不是儒家的“修”身。脩，源自将肉条晒干。是做减法。修，是修饰。是做加法，在外面加上一层装饰。墨家去六、去除侵害他人之心之行。都是在做减法。保留下来的，是性情行为中不侵害人部分。所以建议墨家还是保留“脩身”之称，而不是随大流称“修身”。毕竟当下的大流，也就是孔儒。

墨家的人格结构和脩身色彩（五）

本文的最后，我们提一下墨家大师的告子。《公孟》“二三子复於子墨子曰：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跛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告子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这反映了墨家内部的一次分裂。即告子最后对墨家学说有所背离。这位告子也属于好为官的无产文人，出身类似于儒。隔三差五要求墨子举荐他为官。而墨子认为他还不行。最后他去了齐国，负责组建稷下学宫。其弟子淳于髡大师，又继续执掌稷下学宫。乃是一位大学者。所以告子他做的一些表述非常之精彩。前面述及的“人性如湍水，无善无恶，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就是由告子表述的。墨子也说过，还是要将其视为墨者。然而告子出身于无产文人，就天然具有其特点：依赖。告子胜为仁，也就是说告子更愿意给人好处。请联系儒家的“爱之则养之”。告子抱怨墨子“言义而行甚恶”。其实也就是说墨子薄待了自己。注意，这个抱怨与孔儒孟子对墨子的批评是一致的。

孟子说，墨子将率兽食人！民国以来，孔儒用墨子寄托自己的理想。一直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墨者到处给人分发财物。其实不然。墨家在先秦反而是被人视为对老百姓不够仁慈。《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儒家是主张博施济众的。孔儒寄托理想，也把墨家兼爱说成博施济众。然而墨家说爱，是接纳，并非施予。兼爱不等于博施济众。孟子说，墨子弃民众饥饿于不顾。与之相印证的，《经下》也有墨家视买卖子女为合法的内容。所以，孟子的批判是符合墨家表象的。

墨者曹公子学成回家，三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在《鲁问》篇记载的。墨者们就是这样能积蓄财富！与孔子颜回之流相反。孔子最疼爱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家和孔子连副棺材板都拿不出来。也不愿拆掉象征自己身份的那辆马车，给颜回凑棺材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的仁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不过，墨子也批评了曹公子，没有拿出一些财物救济他人。是的，墨家只主张救济，不主张养民。《大取》“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茍”。其中茍，就是救急。而且墨家批评孔儒和君王们穷奢极欲，侵占百姓财物。假如墨子的弟子也穷得像颜回一样早夭，墨子必然马上为之解囊。此所谓救急不救穷。反而是儒家主张，君王给老百姓分财分地。这是救穷不救急。而且，依赖权力的儒家，看不到百姓之所以困苦，正是因为君王掌握了分配权，侵夺百姓财物。财物是百姓生产出来的。不被侵夺，百姓怎么会穷苦？正如《经下》谈及卖儿卖女。说的是应该找到导致百姓需要卖儿卖女的原因，加以解决。也就是墨家所说的“问故观宜”。而不是阻止卖儿卖女。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不把儿女卖出去，那是害了孩子。当然，墨家的理性被愚者认为是冷酷。制造了百姓困苦，却出手阻止百姓卖儿卖女的统治者，却被称作仁慈。先拿走百姓田产财物，再分出一些给百姓的，叫做仁政。能够支撑这种荒谬的，是人们的愚昧。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墨子回应“胜为仁”的告子说：“告子为仁，譬犹跛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也就是批他的做法不能长久。与老子“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相同。我去给天下人分财，能分得多少，能分多久呢。墨子说：“行循以久”。不能长久实行的，是不能遵循的。即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又能够有多少财物分配给天下人？即使他把全部财物分给百姓，也不过归还其主而已。能够长久的，是去除对百姓的坑害呀。

孔儒一方面想向统治者要吃要穿，却不生产。一方面又要帮统治者收买人心，培养依赖权力之民。所以主张由统治者，给老百姓分配土地财物。他们自己是没有土地财物可以分配的。他们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仁慈，一方面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统治者说成又做爹又做娘，所以应该有更多享受（《荀子》）。把自己和统治者造成的百姓困苦，说成是墨家无视百姓疾苦。这与前面所说的各项儒者的人格结构，是一致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迁怒，不贰过”吗？

儒者在先秦，是墨者的反面教材。在当今依然如此。墨家脩身，有儒者作为对照。肯定是一条捷径。“像儒者那样……”，应该是最方便的明辩和鉴染教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