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华东石油学院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奔赴毕业岗位

作者：谢海涛

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而1976年的那一届，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本文记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故事。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

推荐上大学

1977年1月的一天，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

1969年3月，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

1970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

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林锡琦放弃了考试。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

1976年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用麻袋装知识”

1977年2月25日晚上，复旦大学四号楼灯火通明，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基本上到齐了。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来自77级的冲击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一年，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这消息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原来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清醒地意识到：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

转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级入学了。又是敲锣打鼓，复旦大学迎来了新同学。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集十年动乱期间的人才于一炉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努力的三年。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似乎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那个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要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先行者和终结者

也许诚如那位当年一位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然而，“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 2007年05期，作者谢海涛，原题《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