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宋时期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以高宗朝名相赵鼎为核心

信仰是原则性问题，对于道德保守主义来说尤其如此。但是，什么时候该表白信仰，又怎样去实现它，则是政治艺术中的策略问题。

比方说，总是“一往直前”，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吗？当危机降临，事态艰难，需要果决行动时，这种态度于事有益；但是在传统社会、讲究秩序程序的日常官僚生涯中，却常常不可取。

然而，道德保守主义者却偏偏动不动就将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将普通的冲突当做原则高度上的对抗来处理。

一、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赵鼎

南宋名相赵鼎和其他浸润于儒家教义的保守主义者的观点都容易流于教条主义。比如，赵鼎就承认他常常遭到“议论不实际，不切题”（迁阔）的批评。

他的行政风格也曾被指为重“循规蹈矩的程式（虚文）”，过于重实质，这话倒有几分真实。例如，皇帝刚刚从海上归来（宋高宗避金兵至海上），日常工作尚未进入正轨，赵鼎就上章要求他脱下战袍换上帝王的衣冠，以维持其高高在上的尊严。

像许多保守主义官员一样，赵鼎痛恨官僚体制的弊端。一旦大权在握，他便迫不及待地清除胥吏、下级官员和军官中存在的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等行为。

他认为，宰相应当仔细挑选监司和知州，以便澄清地方吏治。政府应当通过推行现行律令重振雄风，而不是改革律令或设计新的行政手段。

实际上，通过努力，赵鼎已经初步改善艰难时势的国家财政，为军队提供充足的军需。在官僚生涯的最后一站即降职出任绍兴知府时，他又实现了“限制官吏，舒减百姓负担”的理想。

人们常常将道德保守主义者描述成固守原则的偏执狂。不错，其中的一些人确实事事执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两点异议：

第一，人们可以批评他们对小事的偏执，这时候，文人的优越傲慢只会让他们显得面目可憎；但是，如果要批评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绝无动摇，则未免有失公道。

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他们坚持原则是正直诚实使然，他们对其决策的行为后果的认识也基于同一立场。

第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都是执拗到家、毫不通融的。赵鼎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道德保守主义，但是，即使在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他也能够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融通的判断。

例如，高宗曾经几次在首都和长江之间来回迁移，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在退缩与直面之间首鼠两端。

赵鼎的意见又如何呢？谨慎是他立言建议的基础。如果敌人太过强大，如果皇帝身处异常不安全的境地，或者，如果皇帝不撤退宋军就会太过分散、自蹈险地，那么，赵鼎便会建议避免正面迎敌，以便保存现有实力。

而道德保守主义的普遍原则却认为皇帝应当为保卫国家而战，逃跑是绝不应当的。一些道德保守主义者曾因此而责怪赵鼎。

这些人只是绝对偏执的典范，却不能证明该学派的所有人都毫不通融。从根本上讲，赵鼎坚持皇帝必须保卫帝国的原则，认为应当直面敌人的挑衅。

因此，必要时他还是鼓励皇帝前进。然而，当他提出此类建议时，那些更加实用主义的非保守主义士大夫却指责他未能体念因事制宜的意义。

这样的指责是不公道的。他已经做得非常灵活了，但还有自己的原则。他看到了将实际情况考虑在内的必要性，也看到了一味跟风的局限性。

二、保守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争端

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原则，可以据之判断多大程度上的灵活性是适宜的？在宋代的宫僚体制中，最令人头痛的实际问题就是甄别人物。

用宋朝士大夫所习惯的简单思路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谁是值得尊敬的儒家绅士（君子）？谁又是令人不耻的卑下小人（小人）？这个问题是儒家思想与生俱来的。

所有的官僚都宣称自己道德高尚，但某些人却显然名不副实。如果可能，应当设立毫不含糊的尺度来区分这两种人。

在入朝初期的一篇奏章中，赵鼎曾经建议过一个办法。赵鼎指出，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和北宋晚期变法的追随者相比较，思想保守的官员更为诚实、善良、高尚和深思熟虑。

在地方政务方面，他们更愿意遵循旧制，依靠声誉良好的上等户或社区中的骨干分子提供吏役。

相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却多半干练、有才能、积极求进和好赶时髦。在变法体制的雇役法下，他们选择使用气味相投的属官和吏员。

后来，赵鼎又加上了一个更为直接尖锐的区别：君子相对而言更易宽恕，而小人为了升迁则会毫不怜悯地攻击对手。

其原因是，真正的儒家希望通过道德影响感化他人，而那些背离了儒家原则的人则根本不作此想。

用现代语言来说，这一古老论题的核心，是关注效能与关注礼义的区别。对运作政权（或操纵官僚政治）持实用主义态度的人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掌控权力才是有价值的。

制定决策的基础是如何更好地达到预期目标，衡量成功的尺度是结果，选拔文官的标准是办事效能。

而对于道德保守主义者，或者任何相信统治与道德密不可分的人来说，事情却绝非如此。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恰当的统治，确保所有行为符合道德原则才是有价值的。

决策应当建立在礼义规范的基础上，成功即符合正确的教条，选拔官员的标准是能否身体力行道德准则。

这种基本立场的对立并非宋代中国所独有，在许多地方、许多时代都可以发现它的踪迹。两种立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关注效能，在宋代中国以变法派为代表，可能导向推行有益的改革政策，也可能导向机会主义的泛滥。

关注礼义，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代表，可能会产生鼓舞人心的领导，阻止滥用权力；但是，也可能导致品评人物时的狭隘和自以为是，造成错误评估甚至根本忽略政策的实际影响的倾向。

在多数情形下，一个派别会将对立派别中最令人不耻的个案看做一般典型，南宋初期也不例外。

三、秦赵之争

不同的理论取向是两大阵营之间的主要分野，而同一阵营中高素质者和低素质者之间的差异也构成了一道鲜明界限。

王安石和其早期追随者曾经是理想主义的，并曾经理所当然地自信为优秀的儒者。然而，他们所强调的，是在儒家的范围之内政府可以成就什么，而不是儒家理论可以把什么样的条条框框套在政府头上。

其成就并未获得广泛接受，就更不用说其不合格的继承人了。更何况，当第一代改革者消逝之后，其后继者已经不再是那么富于理想了。

就在恢复变法之后，女真人的入侵招致了王朝的危机，反对派因而认为灾难是变法的后果。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观点：

同变法体制最初的设计者相比，在变法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士大夫更少了些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三代变法派官僚低下的道德水平和面对王朝灭顶之灾时的利己性反应，都让道德保守主义者感觉到，一定有什么东西大错而特错了。

他们认为，正是最初的变法派打开了洪水之门，因而必须对所有的错误负责，和其追随者同样有罪。

变法的效能值得质疑，不仅如此，强调事功导致社会风气流于投机取巧，甚而至于肆意欺上瞒下、化公为私。

道德保守主义者相信，只有在政府中树立礼义廉耻才能激发和培育维护帝国一统所必须的广泛支持。

只有通过在官僚中开展公共利益讨论，在文人中培养行为方式的榜样，得到普通百姓的回应，才能逐渐陶冶、养成良好的道德观念。

12世纪，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说宋朝初年的良好秩序仅靠半部《论语》就得以建立。

但难以消除的是，道德保守派和实用改革派在政治上的斗争。赵鼎掌权时，两派之间在人事问题上明争暗斗。

赵鼎宣称他会不论政治、社会和人际关系选拔高尚的人。事实上，为了消除派性、提高士大夫的道德水平，他也严格坚持这一政策。

但是，赵鼎也有自己的偏好，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为皇子选老师是一个关键，因为它决定着这个年轻人现在受问种思想的影响，而这一点对未来具有政治意义。

赵鼎推荐的第一个老师是程学学派的朱震，此人随后便发起了儒家正统宣言，并反对秦桧的议和。

其后，赵鼎推荐具有类似学术背景的范冲做皇子的又一任老师。范冲还受命修改有关变法和反变法的颇具争议的国史记录。

他是赵鼎的儿女亲家。显然，赵鼎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至少也是因为他们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政治立场。

当然，没有人指责赵鼎惯搞裙带关系，但是，恐怕也很难否认赵鼎有时会凭个人好恶行事。至少，他很难向反对派证明自己毫无派性

至多可以说，在赵鼎的人事观上，政治和社会关系不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思想和学术关系却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而对于他实用主义的对手来说，这一切便足以构成朋党。如果获得承认，儒家正统地位就意味着权力，掌握作为现实政治的影子指南的历史记录的作用是同样的。

那些反对其思想一政治倾向的人坚持说，他们不希望程学“惑乱国家”。在诸如宋金相对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与和等重大国事议题面前，赵鼎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皇帝也无法让他改变。

他信念的基石是坚信天下只有一个皇权、地上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真命天子至高无上的原则上，他不能想像任何妥协。

这一道德原则使国家成其为国家，否则国将不国。安全也不如这一原则重要。但是，他改变不了讲求实际的皇帝的想法。

对高宗来说，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即使名义上承认女真是宗主、大宋是其附庸，暂时牺牲体统脸面也在所不惜。

总结赵鼎政治风格的主要特点是个讨巧的办法，因为，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普遍适用于保守主义者。

它们同秦桧的追随者和其他擅长权力政治的官僚的政治风格形成鲜明对照。道德保守主义者赵鼎精于批评而拙于策略。

他在理论上是雄辩的，但却不善将理论付诸现实以求证明。他善于改善行政，但在处理微妙事件和探究新转变方面却不够随机应变。

他努力进行公平的人事选拔，但却没有留心寻求盟友、培植支持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他表现出伟大的品质，总是坚决果断，从不为取悦皇帝而折腰。

他的忠诚针对江山社稷，而不针对皇帝的某个错误决定。这也是南宋时期，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