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5年4次点名“高价彩礼” 学者解读：治理需正视乡村复杂性

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杨芮雯

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意见指出，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中央一号文件对高价彩礼的专项治理一出，立即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而从2021年起，“高价彩礼”更是被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

高价彩礼为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中央一号文件5年4次点名高价彩礼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社会问题？2月15日，记者联系上两位专家进行解读。

高价彩礼受关注

多地对彩礼设定参考限额

“高价彩礼”一直是婚姻中的热议话题，但从未像近年来频频进入公众和政府的视野。

今年1月，有网友发文称被江西萍乡女友一家索要“1888万彩礼”，引发“天价彩礼”讨论，虽然事后被证明此事为杜撰造谣，但依旧把“天价彩礼”这一问题拉到人们眼前。

有网友表示，彩礼过重使男生父母负担过重，很多农民穷尽一生也不能为孩子娶上媳妇，很多女孩子不是嫁给爱情，而是嫁给彩礼。

除了公众热议，从多地政府近年出台的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去年5月甘肃定西出台的相关行动方案明确，婚嫁礼金不超过5万元，城区和农村举办婚事酒席均不超过20桌等。据不完全统计，自2022年6月份启动实施以来，定西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0至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元，比行动前下降了10.9%。

2022年5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也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号召自觉抵制索要高额彩礼、礼金或者利用彩礼、礼金干涉婚姻自由；同年5月31日，凉山州16个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凉山州婚嫁彩礼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据凉山州文明办2月9日消息，移风易俗政策实施9个月，就制止10万以上彩礼528起，涉及金额7010万元。

2022年5月16日，江西萍乡市政府网站消息，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遏制高价彩礼推动婚嫁移风易俗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不收或象征性收彩礼(聘礼)，彩礼(聘礼)不超过3万元。

从“不良社会风气”到“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高价彩礼治理需正视中国乡村复杂性

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系讲师赵浩长期关注乡村社会学领域，赵浩通过查阅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发现，对高价（天价）彩礼的相关提法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2019年和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把高价或天价彩礼归为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表述较为温和，而在2022和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高价彩礼已经被归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这意味着它已经从不良社会风气演变为制约乡村发展的突出问题了。”赵浩说。

赵浩表示，彩礼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现今彩礼的突出问题在“高”和“天价”，超出了当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高价彩礼问题则是在本世纪处开始有乡村调查指出其普遍存在，那时候还未演变成公众话题，而当高价彩礼通过如今便捷的传播手段进入大众视野，大家往往关注数额的高低，却忽视了其带来的问题的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成因。

“比如高价彩礼可能带来由婚致贫或是由婚返贫，还会引发家庭矛盾和代际矛盾，如今我们把高价彩礼作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治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乡村婚恋市场的结构性不平等。” 赵浩说，“从乡村振兴角度看，把高价彩礼治理列入一号文件里面，也意味着我们从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村环境，拓展到同时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从而扩展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广度和深度。”

赵浩还强调，要想真正解决高价彩礼问题，并不能单纯靠呼吁和限制金额，需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的乡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高价彩礼背后，存在乡村里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甚至和老年人养老问题相关，有的地方父母其实需要通过彩礼方式去获得儿子对于自己赡养的义务。我们只有去找到具体乡村区域高价彩礼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才能够真正解决它。” 赵浩说。

高价彩礼问题反映公众婚育焦虑

“一刀切”整治方式收效甚微

“天价彩礼的问题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在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大众对婚育的焦虑。”四川省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华军说，在他看来整治高价彩礼已经连续三年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今年尤其受到关注，这和负增长的人口背景有关。有的男性甚至倾全家之力支付天价彩礼去求得一婚，但完全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也极其容易导致离婚率的激增。“高价彩礼问题反映大众对未来的一种焦虑。”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即要实现乡村现代化，而婚育也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在杨华军看来，高价彩礼多次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反映了国家层面将重拳出击，渗透进每一个细枝末节，一个都不掉队地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决心。

同时，从近几年来的调研来看，杨华军发现通过“一刀切”的方式整治高价彩礼的方式通常见效甚微。在此，他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必要和必然性，通过新型城镇化，打破农村分散的局面，让更多农民在市民化的进程中跳出原来的思想认知，受现代化思想的碰撞与熏陶，也就能抛开陈旧的世俗观念。

他建议要持续推进男女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平等，减少女性的依附性和依赖性。“青年男女心态和行为上的变化，以及婚恋表现出来的活力，都在显示回归婚姻本质的路越来越宽阔。一个幸福美好生活的家庭，应该是男女二人奋斗和创造的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更积极、更向上和富有活力。”

高价彩礼集中出现

容易导致闪婚闪离

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学者关于“天价彩礼”的探讨从未间断过。记者梳理发现，我国农村“天价彩礼”现象 ，在地域分布上具有“集中高发”的特征 ，且与“相亲介绍”这一传统婚恋模式高度相关 。

在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讲师王向阳发布于2021年的论文《当前我国农村“天价彩礼”的产生机制及其治理》中，就作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长期驻村调研观察来看 ，“天价彩礼”现象并非一直存在 ，而是集中出现于最近十年 ，尤其是最近五年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且主要分布在河南 、甘肃 、安徽 、江西 、鲁西南 、宁夏南部等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任悦于2019年发表的《农村“天价彩礼”原因分析》一文中提出，彩礼数额过高成为夫妻婚后各种矛盾的一个明显诱因，从而导致很多人闪婚闪离，对婚姻进行买卖以及骗婚等不良现象。在长远来看，作者认为天价彩礼不仅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美满和睦，还会给社会风气、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激化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