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万玮：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根源在哪？

有一个观点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教育的现状，那就是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全社会焦虑。

原因何在？

上海平和双语校长万玮表示：我们对教育的焦虑，往往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其实是对时代巨变的焦虑

作为校长，我时常会面临很奇怪的家长质疑。例如，同一时间，会有家长反映老师抓得太紧，也会有家长反映老师管得太松。

有一次，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提醒我，听说学校现在抓得比以前紧，是不是因为换了新校长？我哭笑不得，我刚刚还要求老师更多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而减少应试训练呢。

另一群焦虑的家长则不能接受学生在学校里有闲暇时间，他们希望看到整齐划一的课堂，希望看到课后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继续自习。“你们的校长和老师不作为，在误人子弟！”一位家长愤怒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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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两种质疑的家长，恰好是典型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中国用了40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路，时代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一代人和一代人的价值观、知识结构差异特别大。这个例子能够精确地说明现在我们对教育的焦虑，往往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现在家长和教育者的主体还是“60后”、“70后”，我也是70后，我一直觉得这代人是有“心理创伤”的，是不够自信的。

一是跟我们成长的环境有关，我们经历过国家闭塞、贫弱的阶段，面对突然打开的世界，就像山里的孩子走入大城市一样，内心惶恐不安。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二是跟我们受过的教育也有关，我们这代人文精神先天缺乏，因为当年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不好了才去选文科。更可怕的是，花了那么多时间学理科，科学精神竟然也很匮乏。

三是跟时代的快速变迁有关，我们都经历过信仰的崩塌，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容易走极端，国际事务又摆脱不了受害者情结。至于现在大家经常谈的批判性思维就更缺乏了。

总结下来，不少“60后”、“70后”家长的这种“不自信”就会表现为：

某种程度上的“崇洋媚外”，月亮就是国外的圆。一有条件就要把孩子往国外送，成为了一种情结；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很多成为了社会精英，但是内心总有不安全感，对物质很看重；价值观分裂，经常会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诉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70后这一代人确实推动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讲到底，教育不是学校推动的，是家长推动的。放眼全世界，学校与所处社区密不可分，家长倒逼学校进行改革，虽然有很多的纠结痛苦，但教育的水平总体来说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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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学校进步比较快，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当中对于教育的关注程度高——中国文化里面觉得教育是家长的责任，西方觉得教育是你个人的选择。西方家长会认为，高中毕业以后你要读大学，你的学费自己解决。但是中国的孩子能读大学，中国家长肯定砸锅卖铁也得送孩子读书。西方现在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这么强，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文化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

而教育者的成长，是要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陷，反过来向年轻人学习，向新生事物学习，向宇宙间不变的规律学习。我们要保持谦卑，用我认识的一位重点高中校长的话说就是：你以为学生真的是我们老师教会的？我们能不耽误他们就不错了。

同时，家长们有一定的焦虑也很正常，没有焦虑，就没有成长。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眼界空前开阔，世界扁平了，连接紧密了，经过这样的焦虑，我们的自信心反而能够提升。当自信心建立起来，对自己和他人，东方与西方，就能做到知己知彼，也就不会那么走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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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西方对比的焦虑

其实是文化不自信的焦虑

“东方和西方就像两个钟摆，有时很远，有时很近”。具体到教育领域，我有这么几个基本观点：

1、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是强的

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是比西方的基础教育要强的。而且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点儿不认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差。为什么？

举个例子，我国量子通信卫星的发射在这个领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为什么？因为这个领域是一个新兴领域，我们中国和其他世界各国同一个起跑线。但是在一些长期有技术封锁，有核心机密的这些领域，西方国家搞技术封锁，我们就没办法，得一步一步来。

你不给我们核心技术，那我们就要从头开始研究，而且你积累了那么多年，我得一点点弄，需要时间。再说了，诺贝尔奖级别的项目绝对是需要烧钱的，创新跟经济水平紧密相关，我们有钱了以后，才可以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才，也包括全球人才。

2013年，由丹麦广播电视台牵头，选取了两国教育水平相当的两所公立中学：丹麦城市胡奥斯一个9年级的班级和中国哈尔滨市69联中一个初三班级，进行公平公正的教育比赛。比赛项目为阅读、数学、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英语，这个比赛还拍成了纪录片。最后中国的孩子输了吗？你根本想不到，我们是4：1获胜，而且他选的中国孩子还不是一线大城市的，是哈尔滨的。

丹麦孩子在阅读、数学、团队合作、创造力上均败给了中国学生，只在英语上挽回了一点面子。这个结局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逐渐有这样的声音，大家开始反应过来了，原来中国的教育并不是比西方的差。中国孩子不会创新、思维局限，这样的说辞我们是否一点也不陌生？有多少来自于媒体的不断灌输和自我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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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现在英国的基础教育，现在全面向上海学习。2017年英国教育部宣布，英格兰半数约8000所小学将在数学课堂上采用上海模式，我们熟悉的《一课一练》都成英国小学教辅了。为什么中国孩子前赴后继去留学的国家，突然掉转过头，向中国学习基础教育的方法？他们到底在学些什么？

2、东方和西方的教育，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情。我以前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其实像钟摆一样，在某一瞬间中国教育摆在左边的高点，西方教育摆在右边的高点，我们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去看。世界连通了，信息如此畅达，大家一比较，怎么觉得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差那么多，这是静态的观点。如果动态地去看，你会看到了最高点，还要往回摆，我们处于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所以你去看世界教育格局，东西方的教育在互补又在相互靠拢。我们在向西方学习，西方也在向我们学习。

第二点，这两个钟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钟摆，因为教育背后的哲学与文化不一样。即便有一天两个钟摆摆到同一点，也会擦肩而过。中国的教育哲学是功利化的。在中国文化中，教育就是要改变人生命运，就是光宗耀祖，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什么钱文忠教授会说我不相信快乐学习呢，快乐学习是西方的理念，中国的教育哲学认为，学习就是痛苦的，知识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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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教育为什么是快乐的？因为它的起源就是一种贵族文化，有钱有闲的人才去接受教育。所以为什么出来一个虎妈在西方会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价值观的剧烈冲突。西方会认为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你家长凭什么用这种手段去剥夺孩子的自主权利，你凭什么去替孩子做选择。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西方也在反思，他们的理念也有走极端的地方。比如太过于以儿童中心了。他完全是以孩子的兴趣为主导，强调孩子自身的兴趣和选择。我们呢？则太强调训练。我们信奉的是熟能生巧，西方不注重训练，是怕把孩子的兴趣练没了，但是现在因为他不注重训练，孩子连很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都不具备。创新也是要有基本知识和技能作为基础的。所以现在西方教育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

东西方教育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西方会向中国靠拢，最后变成现实的理想主义。西方的教育是偏理想化的，达到现实的理想主义就比较平衡了。我们则向西方靠拢，最后变成理想的现实主义教育。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现实的，我们的教育还是功利主义。回过头来说，中国的教育需要偏理想化的人去推动它，因为它的本质太功利了。

对择校的焦虑

其实是对自我价值感的焦虑

“学校真正对学生有影响的是教师的人格”。

1、家长对自己的教育道路有不满，有反思，对学校和老师更挑剔。

和父辈不同，我们这一代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对教师不会那么顶礼膜拜。他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对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如果遇到一个老师，几句话谈下来，觉得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不过尔尔，那么他对你老师会有绝对信任吗？

有时候，孩子会很困惑，跟家长说为什么老师讲的和家长不一样，家长会说，老师讲的不一定都对，但是要懂得怎么和老师沟通。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传统的师道尊严的确是很大的挑战。

许多家长尽管一路走来读的都是很好的学校，也成了社会精英人士，但自我价值实现和幸福感并不高，对曾经接受的传统中国式教育和自身成长路有深刻反思，如果发现学校教育依然停留在家长们读书年代的水平，自然会有强烈不满。

我接触过许多家长，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无论是人格还是学识，都有一批让我敬仰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是行家，然而即便谈到教育，也有许多观点让我这个多年的教育从业者获益良多。

2、择校和家庭教育的道理一样，信任最宝贵。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家庭教育的下策是控制，中策是激励，上策是信任。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如果每个家长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挑学校的缺点或者挑老师的毛病，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完美的学校。尤其是在择校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从学校自身的角度，当然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同时也希望和家长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曾经有家长提出在教室里装一个摄像头，向家长直播，我说，也有人建议我校长这么做，在办公室里装个电子屏，所有教室都看得到。如果真这样做了，我就失去了教师的信任，学校也不成其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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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多对学校的不满或者焦虑，都是内心的投射。你不相信学校，不相信孩子，不相信朋友，不相信社会，也必将不相信自己。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健康开朗的心态，你哪里会看到那么多问题，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一利就有一弊，就好像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你喜欢正面，也要接纳反面。

3、学校和老师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老师人格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在牛津剑桥，导师带学生就是周末把学生抓过去聊天，然后一边聊天一边抽烟，徐志摩也说过，“牛津的学生是教授用烟斗熏出来的”，就这样四年大学熏陶出来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

学校最终是提供一个环境，让你和你的同龄人在一起，这里面有同伴的影响，但学校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的人格。最后我们把学校教的东西全忘光了，剩下的东西是什么？是人格。你说教师真正能够在知识上教学生多少？我觉得99%教的东西都没什么用。

但是你会记住的是一些片段：

比如聊起我们记忆最深刻的学校画面，第一个场景就是班主任走进来说今天体育老师请假，我来带班；或者是大家在自习的时候嘻嘻哈哈，一回头发现窗户后面班主任的脸。留给孩子记忆的往往是这些东西。

真正的顶尖人才，不太可能被学校教育扼杀掉。事实上，任何教育都很难扼杀他们。任何时代，哪怕再压抑都有一批独立思想的人，这批人是真正的精英。你看好像万马齐喑，但只要有机会，条件成熟了，他们会一个一个地冒出来。教育能真正改变他们的，是人格，是气质，以及与生养他们这一方水土之间的联结。

4、放下焦虑，教育的进步一定会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

世界上有四类人，一类是纯理想主义者，一类是纯现实主义者，一类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一类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平和高中部有位老师，复旦哲学系硕士毕业的，叫张轶超。他做了一件事情很了不起，他在读硕士期间接触了农民工子弟的慈善项目，毕业后不久就创立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帮助农民工的孩子练合唱、练才艺，让他们登上更大的平台，建立自信。这个事情很难，关键他一直坚持了10多年到现在，就更不容易了。他还把平和的工作辞掉，全职做这个公益项目，后来他对平和还是有感情，我们就请他回来继续做全职老师，但是也可以继续他的慈善事业。张轶超是一位纯理想主义者。在平和，他地位很高，老师和同学都很尊重他。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要先学会生存。所以也要稍微现实一些，接点地气。

我非常不喜欢乃至反感教师把学生留下来，加班加点补课，这种老师要被我批评的。所有学科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你语数英最重要？补课应试提高分数，这个被提高的分数多少年后看是没有价值的，反而会遏制孩子在某方面兴趣的发展。很多人不会这么想，即便生存没有问题也不这么想，所以我说本质上我还是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在人群中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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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举过达尔文的例子，在我们教育者看来，达尔文小时候十分平庸，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好，家长一路让他读大学，最后读当时比较流行的神学，读得很糟糕。他父亲评价他整天游荡、无所事事。后来，他偶尔有机会乘船远航，得以上船竟然是通过应聘一个陪船长聊天的岗位，必须有钱有闲才能报名，因为没啥人报名，虽然船长也不太看得上他，也只能让他上了。就是这么一段乘船探险的经历，最终成就了一位科学巨匠。

我说到这里，有老师当场就对我说，万校长，达尔文考不进平和的。我肯定他说，对，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得思考如何改变我们的评价考核体系以发现类似达尔文这样的天才，并且让这样的天才能通过在平和的学习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实现自我。平和能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名校。

教育的进步一定是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义。我们的下一代长大后，社会环境就可能允许达尔文那样的学生出现。因为目前看，我们的家长们还是无法容忍孩子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但是这种人反而没有什么物质上的焦虑，他一直在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突然间某一天，这种人可能会开启一个新时代。

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对物质没什么渴望但在各种方面有奇思妙想的人才。

前提条件是有一批偏理想主义的教育者在带路，这些孩子才可能有机会走得远，走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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