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被问婚育！女性职场歧视，正在影响生育率和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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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会问的，虽然我自己每次问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曾在重庆一家教育培训企业担任HR的陈南（化名）说，“但没办法，因为涉及到公司的利益问题。”

2月14日，“女性面试被HR反复盘问性别歧视肉眼可见”登上微博热搜。据媒体报道，不少女性在面试时会遭遇旁敲侧击的性别歧视相关问题，这使女性进入职场需克服更多阻碍。

然而，企业基于利益考虑的行为却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有报告显示，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地位，那么2025年的全球年度GDP将增加28万亿美元。

隐形歧视

“你公公婆婆身体还好吧？”“你家那边的幼儿园学费贵吗？”“我们公司会发儿童节福利，你需要几份呢？”在媒体的报道中，女性面试者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层出不穷，在旁敲侧击中为女性就业设下玻璃天花板。

“可以看出，因为主动直接提问可能会涉及性别歧视，被人抓到把柄，所以旁敲侧击来获得需要的信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不过也有许多企业会直接要求求职者填写婚育相关信息。”

类似的问题陈南也曾问过，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担任HR期间，他询问女性婚育情况的几率几乎达到100%。“产假、生育假，这些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转，可能让公司承担更多的成本。”陈南表示，“但是男性就问得很少，尤其单身的，而且女性会因为婚恋关系跟随男方进行工作的调整，比如为了男方辞职去别的地方工作，但是男性就不会。”

陈南自然不是个例，妇女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现象存在已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情况，高于上一年的55.8%；38.3%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11.9%的女性因性别升职加薪不顺。

“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在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大概是能感觉到有一些性别歧视的，问出来的时候也会很不好意思。”陈南说，“但是做人事，需要为公司利益考虑。”

经济拉动力

事实上，在我国，女性就业环境正在逐步向好。据《中国妇女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在全社会就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连续多年在40%以上，其中，服务业女性就业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0%上升为2019年的53%。同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性别平等作为17个发展目标之一，进一步凸显了女性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促进女性发展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

性别平等大势下，企业基于利益考虑的行为却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阻力。“企业是利润驱动的，所带来的性别歧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生育率，存在比较严重的负外部性。”盘和林指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一项2015年的研究指出，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地位，那么2025年的全球年度GDP将增加28万亿美元，这超过了美国2022年的GDP总值。

具体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预计，在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可以在203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10%。同时，据估算，如果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由2014年的66%提高至80%，将带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提高13%。

GDP提高超过10%意味着什么？在英国，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22年全年增长4%；疫情前的2018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初步统计为1.4%。再看日本，日本内阁府2月14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小幅增长1.1%，而在疫情发生前的2018年，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扣除物价因素后，2018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仅增长0.7%。

“日本和英国经济发展缓慢，GDP增速表现不佳。若GDP提升10%，他们能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老龄化和财政赤字问题。”盘和林介绍。

何解？

消除性别歧视，已有企业行动起来。2022年，乐视视频在官方微博宣布,将实行一系列保障职场女性权益的方式方法。首先就是在面试中不问询婚姻、年龄、生育等方面的情况，不以此方面的情况作为用人依据。

相关法律政策也不断为女性职工撑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印发的《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就明确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或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行为，最高可处5万元罚款。

但解决性别歧视，不可停留在面试层面。“正如陈南所说的那样，女性普遍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务事，能放在工作上的精力和劳动时间相对会较少，同时，产假等也使企业承担的成本费用增加。”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也有企业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男性的生理条件、体力方面比女性更好，因而工作效率会更高，但其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此，盘和林认为，可从两方面进行解决。“一个方面是性别均等性，如果女性要产假，那么男性也放产假，对于企业来说，影响是一样的，就没有歧视，但提升成本。”盘和林表示，“另一个方面是政府给予硬指标，某家企业性别比例不得低于某个水平，高于某个水平有奖励，低于某个水平要罚款。”

2022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据此思路提出了建议。例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冯丹龙建议出台男女同休产假和生育奖励假的政策，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义务，以此降低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全国人大代表、暨南大学教授卢馨也建议，适当延长男性育儿假并建立灵活的休假制度，男性陪产育儿假可以不一次性休完，而是建立假期分割、共享的灵活休假制度。

记者丨方彬楠 冉黎黎

编辑丨林琴

图片丨壹图网、新浪微博截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