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后圣”的荀子，为何教出两位法家“尖子生”？学者：没参透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起儒家，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仁义”二字。

但是，孔孟提出仁义，其初衷不止于实现自己的修身，更在普及于天下。

至圣孔丘与亚圣孟轲都没有在生前实现这一理想。

可先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儒，却通过礼与法的结合，成功让儒家思想掷地有声，影响了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政治格局。

他就是有儒家“后圣”之称的荀子。

儒家”后圣”荀子

虽然身后极具争议，但荀子在世之时却是颇受敬仰。

不仅如此，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李斯与韩非，也都是荀子的学生。

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作为战国末年的赵国人，荀子却能三次在齐国稷下学宫出任祭酒（即，校长）。

要知道，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资办，却由私人主持的高等学府。

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场所。

这足以见得，他在当时的资望与学术引领地位。

当时，数不胜数的“稷下士”从这里走出，游说各国而官拜上卿。

而荀子的两位学生李斯与韩非，就是其中如雷贯耳的两位。

众所周知，李斯与韩非都是法家流派的代表人物。

那么，儒家的“后圣”荀子是如何教出了两位法家“尖子生”来的呢？

其实当时的荀子，阅历与学养足可称得上是先秦百花齐放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继承了儒家正统的衣钵。

但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与培养理想的人这两条主路径上，他则推崇更主动、操作性更强的行进办法。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

《左传》中概括其作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可见“礼”的本质是一种行为规范，既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经济与政治行为规范。

这种行为规范必须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遵循，才能让集体与每个个体最大化受益。

而在荀子看来，这种观念显然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辅以落实到律条的外力约束,才能使君子之礼通行天下，让君子之德处处有邻而不孤。

所以，荀子传授予李斯与韩非的，是一条礼法并施之路。

在这之中，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礼是最终的归宿。

只不过，给李斯与韩非留下印象最深的，仍是法的部分。

尤其是李斯。

他似乎茅塞顿开，满怀憧憬地拜别恩师，选择了只身独闯唯才是举的秦国。

李斯与秦始皇

最终，他成为了吕不韦的座上宾，进而凭借一篇《谏逐客书》成为秦王嬴政所青睐的股肱之臣。

同样地，韩非后来也凭借一篇《五蠹》，令嬴政感慨，让李斯想尽办法也要得到此人。

在韩非报达母国韩国梦碎之后，遂也加入了秦国的阵营，为秦之霸业贡献了不菲的战略智慧。

六国既灭，凭借嬴政的信赖，李斯还主持推进了废分封而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修建驰道并令车同轨等一系列彪炳史册的制度变革。

可惜的是，也许荀子的学生只学到了他礼法并施思想的一半。

韩非

他们只知烧法家的烈火，却忘记了“礼”的初衷。

秦国霸业大成，却也落得个二世而终、草草收场的结局。

后世的战略家们，又当如何总结法家主导下的秦朝从统一到分崩离析这短短十几年间的治乱兴衰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荀子之儒

秦亡汉兴，汉初统治者面对秦末多年战乱后的烂摊子以及百废待兴的国家，或许没有过多精力去总结。

于是，统治者便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

好在随着文景之治的物质积累越来越丰厚，盛世图景的显现再次激励起士人阶层筑建理想社会以及有所作为于青史的原动力。

到了汉武帝时期，年富力强的天子手握兵精粮足。

国库丰盈的帝国，已经不再想要“无为”，而是要“大有为”。

于是，他在元光元年面向全国公开下诏，征集治国之道。

董仲舒的一篇《举贤良对策》正中汉武帝刘彻下怀。

他提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

即，无为虽能听任民间野蛮生长，但这种生长就像水一样，若不加以因势利导，也会泛滥成灾。

董仲舒

而儒家的“礼”，就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一套现有的、成熟的依据。

可是“礼”本身没有强制约束力，一旦受到其它学说的夹杂干扰就很难被群体共同贯彻执行。

所以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异与孔子主张的其他思想”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虽然推崇儒家，但他献言要以国家诏令来“罢黜百家”，已经不属于学术范畴，而是一种法家手腕。

言外之意，他要以儒法并行的策略来确保“礼”的普遍奉行，国家秩序的井然。

不难看出，董仲舒之策其实就是荀子礼法并施思想的延续。

而董仲舒比荀子的两个弟子李斯与韩非更懂得儒、法平衡的艺术。

至此，至圣先师曾周游列国所倡导的儒家理论，终于历经荀子与董仲舒两位后生的改良嫁接，并且在法家幕后的“保驾护航”之下，成为了大一统帝国官方推崇的正统思想。

孔、孟的思想均体现了天人合一、人性本善的观念。

而荀子在此基础上揉入了“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看法，且对人性之恶高度警觉。

此举让儒家思想变得更易于为国家的管理者所接受，且在连接法家后有了更多落地的抓手。

但荀子对儒学的改良仍属于一种扬弃的继承。

他以孔子继承人自居，虽兼学诸子百家，但最敬仰的还是孔子之学。

他兼用法家，但仍把人的作用居于首位：“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荀子所做的改良，无非是为了让孔子的学说得以在现实政治中被广为接纳。

可惜的是，荀子晚年退居兰陵著书立说，没有直接辅佐帝王实现这一抱负。

而像李斯这样的入室弟子，又偏执法家一端，留下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污点。

这也让后人因其弟子而对他的学说争议不断。

又过了一个甲子，这一套礼法并施的儒家“改良种子”，才由曾经“作书美荀卿”的董仲舒投入汉家田园，广为生根发芽。

纵使汉武帝实际奉行的是外儒内法。

但若没有儒家这套光鲜又保暖的外衣，做下了亡秦之失的他，还能幸免于亡秦之祸吗？

汉武帝刘彻

从后世两千余年间历朝历代对荀子思想的奉行，就可以看到答案。

礼法并施，两千余年帝王师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发明了”老师”这个词，至今沿用。

同时，他与孟子并列称为至圣孔子之后的儒家”二贤”。

经学家刘向在整理荀子文稿时也感慨道：“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

这里的“孙卿”指的就是荀子(为避汉宣帝刘询名讳)，将荀子的治国理念贯彻到位，王霸之业唾手可得。

唐代直臣魏征是荀子的同乡。

他赠给李世民的那句著名谏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出自《荀子·哀公》。

为《荀子》一书作注的杨倞正面肯定了他对儒家的巨大贡献，称荀子“羽翼六经，增光孔氏”。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对法家思想兼而用之，但若论归属，荀子仍是儒家的传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时常引用荀子论点。

苏东坡却有些唏嘘地感慨道，当年不可一世的强秦相国没有学到荀子之学的精要。

他认为荀子之志仍在于推行王道、恢复礼乐，但李斯却”以其学乱天下”。

有明朝欧阳修之称的散文家归有光则称荀子“独能明仲尼之道”，连孟子也不能相比。

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有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梁启超也曾写道：“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

回溯整个中国皇朝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从汉武帝把儒家推至官方思想的头把交椅，又辅以法家从后”坐镇”，这种外儒内法的执政姿态在事实上被后世历代帝王所接纳并沿袭。

而荀子的学说正是这种思想的源头所在，是改良的儒家与法家的杂糅。

因此，称其为两千余年间的帝王之师也无可厚非。

结语

虽然主张礼法并用、阳礼阴法、取两者之长而互补。

但荀子思想的精要还在于礼为主、法为辅。

因知名弟子李斯曾为秦相，并且焚书坑儒。

所以荀子在其身后的历史中也一度饱受争议，被认为瑜中有瑕，或被议论其学说应被归属于法家。

但这些都无法否定荀子对儒家学说在扬弃的继承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他认为人性有恶，但可加以后天的教化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世人行事也必须符合“天道”之规律。

改变世界，还是要从改变自己开始。

参考文献

《左传》

《史记》

《举贤良对策》

《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