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震撼之力的“中国宽剑”——势大力沉，利于劈砍的中国大刀

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士兵，使用带有反“S”形护手的马刀型大刀大刀作为最典型的传统冷兵器之一，为中国所独有，外国人称之为“Chinese broad-sword”，意为“中国宽剑”。这是因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大刀，其型制脱胎于宋代的“手刀”，特点是刀身前部宽厚，势大力沉，利于劈砍。

19世纪后半叶，随着枪、炮等热兵器的普及，大刀逐渐式微，只是作为辅助的冷兵器使用。到了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各派无不争相扩充势力，一时间武器装备成了大问题，大刀因为制造简单、成本低廉，又被重新拾起，甚至成为很多杂牌军队的主要武器。即使在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队装备逐渐现代化的同时，大刀仍作为一种主战武器保留下来。

其原因一是对敌人来说，遇上大刀就难免有被枭首示众的厄运，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步枪基本依靠进口，军队中刺刀多半配备不齐，国内也很少能自行补充，肉搏时只能以大刀对敌。因此，当日军入侵之初，他们所面对的中国军队通常出现这样一道奇怪的景观：最原始的大刀与最先进的坦克同时出现在战场上。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所用的砍刀型大刀全貌

刀柄加长、以供双手同时握持的“双手刀”

长柄大刀与短柄大刀始终是同时存在并发展的。图为太平军使用的长柄 “太平刀”，型制与清代“斩马刀”非常相似

此外，国内大刀材料来源不一，工艺上也无统一规范，质量高低全凭刀匠经验。这与当时国内基础工业落后，民间没有现代化的钢铁和机械工业有关，加上战争时期条件有限，大刀的制造不可能耗费太多时间和成本，造出的刀只要能砍杀敌人就行，谈不上什么工艺。相当数量的大刀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是粗制滥造，往往砍不了几个敌人，刀口就会卷刃或崩口，需要重新磨砺。

日军所用的批量生产的由高碳钢制造的机制军刀，与中国土造大刀相比，虽然锋利轻便，但质硬且脆，加上刀身较窄，对砍时如果刃口直接相碰，往往可能被大刀直接磕断。除此之外，国产大刀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质量，与日本刀相比都要差一大截。

大刀因为体型较大，长途携行时一般要背在身上。少数大刀配有皮制刀鞘，鞘身后部上方敞开，以方便抽刀。刀鞘本身配有皮带，使用者可以将套在鞘内的大刀像步枪一样斜挎在身上。但是皮鞘易霉烂，而且成本较高，所以多数大刀是没有鞘的。为了便于携带，很多大刀在刀尖上方、刀背最高处留有小孔，用绳子一头系在孔上，一头系在刀环或护手处，然后再挂在身上。大刀的刃口一般不很锋利，即使露在外面也不会有多大妨碍。此外，还有将大刀竖着卷在背包中，或是插在腰后方的腰带内等携行方法。

大刀的钢质及工艺总体较差，很容易出现卷刃或崩口的情况。保存至今的很多大刀上都有此类痕迹

喜峰口一战成名国民党第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起兵于贫瘠的西北地区，装备相对较差，因此强调肉搏训练，加之民风剽悍，士兵尤其善使大刀，在军阀混战时期西北军的大刀队就颇有名气。中原大战后，西北军被南京政府收编，缩编为第29军，但在待遇补给方面受到歧视，因此大刀作为补充武器也一直保留下来。

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长城抗战爆发。驻遵化的29军宋哲元部急往救援，与友军各部联合抗击敌寇。当时29 军武器装备低劣，可谓“有兵无枪，有枪缺弹”，每人只有“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3月10日至11日，29军在喜峰口等地与优势日军展开拉锯战，多次肉搏，伤亡惨重。于是29军采用迂回夜袭战术，109旅旅长赵登禹挑选出500余人组成大刀队，亲自率领，乘夜从两侧插入敌后，直扑日军宿营地。虽然事后报道“夜杀敌千余”有所高估，但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27、28联队各一部及骑兵第4旅团第2联队猝不及防，的确在夜袭中遭受重创，很多敌人在梦中便做了刀下之鬼。随后日军援军到来，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大刀队边战边撤，战至12日下午2时方才撤回，我军只有30余人生还。此役即为著名的 “喜峰口大捷”。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使用的长柄大刀，刀柄长度略长于刀身

这是一把极为罕见的近乎全品相的中国大刀，做工精细，带有完整的皮鞘。它是当年日军从中国战场上掳掠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的，皮鞘上写有“出征纪念、小林大七殿”、“昭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归还”等字样

29军将士为前来慰问的女学生表演刀术

这位名叫王元龙的中国勇士在罗文峪战斗中先后以大刀砍杀日军10余名

虽然总体来看，29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战绩并不尽如人意，但29军的大刀队奋勇杀敌、重创敌寇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自此打破，一扫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接连丧权失地、“战必亡国”论调盛行的阴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大刀在抗战中的主要对手是日军的刺刀。在观看了各种国产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后，国人往往会认为大刀是克制日军刺刀的法宝，实际并不尽然，因为影视剧中很难再现比较真实的大刀与刺刀对拼的场面。

在真正的白刃战中，枪刺以迅速有力的直刺为主，目标在对方胸腹，而大刀限于其型制，以对敌上半身的劈砍为主，两者各有利弊。大刀防御敌方的直刺，只有将对方的枪身或刺刀格开，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是不容易办到的。

大刀的优势在于刀重势猛，砍上非死即伤，但其作用距离有限，必须尽量贴近敌人身体，因此最适合在工事、房屋、树林等空间有限的环境中使用。而在开阔地形或冲锋时，除非敌人在气势上被己方完全压倒，否则持大刀者难以占到便宜。同时，大刀要求使用者有比较好的武术功底和身体素质，并经过长期练习，才能运用自如，而刺刀拼刺的训练则相对比较简单。

此外，大刀对使用者的脚法要求也很高，因为大刀相对带刺刀的步枪来说比较短，短兵破长器，要点在于脚下疾速灵活，因此武术家常有“短见长，脚下忙”的说法。吴殳说：“大刀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转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但是如果敌方步伐也非常快捷（抗战初期日军的体力和训练水平普遍在中国军队之上），“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最危险的“拙力”境地，持刀者必败。而且在除肉搏外的其他形式战斗中，大刀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作为辅助兵器也非常勉强。

由于大刀对抗刺刀时固有的弊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并试图从改进刀法上来加以克服。这里有几个人不能不提。清代末年，河北盐山县武术家黄林彪从天津纪氏处习得双手刀法，后传于弟子马凤图等。1925年前后，马凤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任参议时，将部分双手刀法改编成为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曾在西北军中进行推广。民国初年，天津人韩慕侠（1877～1954年）创办武馆，1927年任天津市武术团教官。张学良对韩慕侠“尚武救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专门调拨1000名士兵组成武术团，任命韩为总教官。韩慕侠将“八卦形意”变通应用在大刀上，扇、砍、劈、剁、托、错，动作简单实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沦陷后，韩慕侠自断左腕，拒为汉奸所用，其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但是，实战毕竟不是武术对练，特别在对付以现代化装备的敌寇时，这些刀法对于提高大刀这种原始兵器战斗力的有效性显然很微弱。即使是“喜峰口大捷”也不能证明大刀的有效性，尽管是突然发起的夜袭，而且进攻前还向敌军营帐投掷了大量手榴弹，歼敌总数也不过800余，29军自身阵亡却有近600人，王长海团副团长胡重鲁，营长王凤芝、苏东元均在夜袭蔡家峪之战中牺牲。虽然大部分伤亡是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但若换用其他任何一种兵器，取得的战果恐怕也不会在大刀之下。

同样是29军，同样是大刀，４年后的“七·七事变”中再未能取得类似喜峰口的战绩。长城抗战结束后，29军得以占据富庶的平津地区，斥巨资购入捷克等国制造的步、机枪等先进武器，装备得以明显改善，但练习大刀作为部队传统仍得以保留。“七·七事变”爆发后，军长宋哲元组织抵抗，下达了“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的命令。７月11日夜，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再一次以大刀近战肉搏，其中一名19岁陈姓战士连砍日军13名并生擒一名，终以两个营伤亡近3/4的代价，夺回铁路桥。

但最终宋哲元存有媾和之心，并未主动积极地继续进攻，虽然29军取得些许战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利的命运。28日，驻平津的日军增兵至３个师团，并进袭南苑、沙河。29军官兵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飞机、坦克相搏，一天即伤亡5000人，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双双阵亡。当夜宋哲元率部向保定方向撤退，古都随之陷落。30日，驻天津的29军亦撤出天津南下。29军丢失平津后士气低落，不能再战，只能转至后方休整，大刀队自此成为绝唱。

可惜的是，大刀作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曾被过分滥用，后方媒体动辄出现“大刀报国”或“斩首××余”的字眼，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以夷制夷》中曾以“我斩敌二百、敌斩我二百”讽刺过这种现象。这种宣传的后果是，普通民众和士兵对大刀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抗战之初，曾多次出现过中国军队手执大刀在日军机枪和炮火扫射之下集体冲锋的例子，结果自然是白白地无谓牺牲。甚至有后方民众将募集来的款项全部用来购置大刀，历经艰辛送至前线，而部队却置之无用。

大刀对日军之所以有威慑作用，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和佛教，相信生死轮回，虽然武士道“教义”让他们并不畏惧战死，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希望保留全尸。而且日本人相信灵魂存于头部，一旦丢失了头颅，灵魂便不能归国，永远只能做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因此大刀在战场上有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42年12月在朱家岗战斗中，新四军四师26团某部一排长王康率部坚守一段交通沟，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部队伤亡殆尽，王康将自己拴有红绸的大刀插在沟沿上，准备与敌最后一搏，没想到早已精疲力竭的日军竟被吓住，直至战斗结束再也未敢发起进攻，最后奇迹般地保住了阵地。

大刀的精神价值大于实战价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待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极少数例外（如由军法处或督战队使用），国民党正规军中已不再装备这种武器。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刘汝明的68军大刀队以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余人。尽管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都严重缺乏步枪，但1939年以后正面战场上的肉搏战中，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改为使用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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