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荆州史，半部三国史”，试论三国交兵中的荆襄战局

地有常险，守无常势，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凡是能够称得上雄关坚城的地方，往往都有着地理之险，能够以一人抵百万兵。

而放眼天下，这些雄关坚城却又变得微不足道起来，取而代之的则是华夏各州之地。

例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国时期，天下大战之中，荆州便成为了三国兵家必争之地，而襄阳则成为了荆州当中决定三国局势的必要之城。

像是《读史方舆纪要》当中就曾记载：“襄阳府跨连荆、豫,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足以见得襄阳之中。而在三国之中，荆州与襄阳的战局便是不断变化，每一次都牵动着天下的局势。

一、三国时期荆州襄阳的战局变化

（一）蜀汉进攻时期

在汉末三国时期，因为古代气候和人口、交通条件等影响，南方的发展往往远逊于北方，甚至南方土著往往还被冠以南蛮的蔑称，而汉末各路诸侯也都坚信取北方者取天下，往往忽略南方的开发，这种观念直到衣冠南渡后才有所好转。

而荆州一带则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则因为地处南北之间，被刘表牢牢控制，直到后期北方平定后才成为了三国交锋的主战场。

根据《三国志》记载，在赤壁之战后，刘备“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也就是襄阳一带，负责对付曹军，而孙吴则专心退守后方稳固内政。

在这个阶段，曹魏方面的守将则是五子良将之一的乐进和曹家宗亲曹仁。然而在这时期，也正是蜀汉最积极进攻的时期，关羽威震华夏也奠定了三国最后走向的襄樊之战，也正是在这时期打响的。

《魏书·乐进传》记载，乐进在公元209年到212年间，担任荆州方面的主将，先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

光从史书上来看，乐进在荆州时期，虽然和关羽交战不少，但总体上还是胜利颇丰，甚至能和武圣关羽打的有来有回。

然而在212年之后，乐进却被换到了东边的合肥担任张辽的副将，换上了曹仁这个猛将镇守荆州。这个调任的理由虽然没有更加详细的记载，但结合后续的史书来看，却也能判断出一二。

依据《三国志》的记载，曹魏对于边境的守将往往相当慎重，如果往往能战而胜之，那么这个守将便会长期留任在防区，比如同时期的张辽镇守合肥就曾击败孙权多次，郭淮镇守陇西也很好扼制了诸葛亮北伐的趋势。

其次，《魏书·张辽传》记载，“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也就是乐进从荆州方面的主将统领数万兵员，却在调到合肥后变成了副将，兵力远不如当初，如果这是高升，那么实在讲不过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乐进在对抗关羽的战事中表现不佳，甚至是作战失败，而导致蜀汉在这段时间内取得了战局的优势，最终成就了关羽水淹七军的战果。

而在曹仁接任之后，根据《魏书·曹仁传》的记载，曹仁先是“屯樊,镇荆州”，但在219年时，却又“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短短七年时间，先是屯所从襄阳变成了樊城，然而又被关羽围困在城池之中不敢出战。这足以表明，荆州战局已经不再是开始的蜀弱魏强，而是在乐进时期就被蜀汉在军事方面取得了主动权。

（二）曹魏战略防御时期

而在蜀汉夺得战略主动权后，襄阳一带的局势便进展到了曹魏战略防御的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曹魏在赤壁之战后最为困难的时期。

根据《吴书·吴主传》记载，在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后，便“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战胜了当时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七军近3万人，更是斩首庞德，逼得曹操需要调动其他兵马和中军来救助曹仁。

甚至还一边亲临前线督战，一边“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准备迁都来避免关羽趁胜追击。

由于后世史书的失传，当时关羽究竟有多少兵，战争局势究竟怎么变化已经难以明确，但从《三国志》当中还是能够推演出一些端倪。

在曹仁被围困、于禁率领七军救援却被覆灭被俘后，曹操先是“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

简单来说，就是曹操先是召集了徐晃准备救援曹仁。

但是却命令他要等到周边的援军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动手，然后又强行召集十二支军队和正在防备孙权的张辽部队全军出动援助曹仁，甚至还联系孙权袭击关羽的后方，这才最终守住襄阳。

《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力也。’……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遂屈于魏。……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

而在襄樊之战之后，蜀吴也终于断绝联盟，曹魏击败关羽，最终保全了襄阳，结束了襄樊之战，使曹魏保住了有利地位，最终决定了曹魏强盛，蜀吴渐弱的局势。

（三）蜀吴相争时期

而在襄樊之战后，蜀汉失去了荆州一带，最终只能退守益州依靠北伐削弱曹魏势力，而孙吴也因为吕蒙白衣渡江与蜀汉交下仇恨。

最终两者在夷陵一带交战，蜀汉战败而人才尽失，强盛不再，孙吴也元气大伤只能保持守势，无法再大举主动进攻曹魏。

而这段时期，曹魏也对荆州的兵力作出了调整，先是将治所从襄阳迁移到了后方的宛城，而襄阳和樊城先是一度被废弃。

等到再次启用后也不再安排主将驻扎和屯兵，而只有少量士兵把守，从战区中心变成了边界城市，战略价值开始下降。

当然，这一安排也和曹魏的政治变化有关，因为在襄樊之战后一年，曹操便病逝，其子曹丕为了顺利继承王位并取汉代之，便在边境选择后撤兵力收缩战线以减少军事压力，这也是很合理的。

而此时刘备因为关羽之死而会师南下攻入东吴，孙权则将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对蜀防御上，便选择向曹魏示好甚至接受了大魏吴王的赏号。

不再北上进攻，因此在这一时期，襄樊一带反而处于长时期的平静，暂时离开了战火的喧嚣。

（四）魏吴僵持时期

直到222年后，蜀汉因为夷陵之战惨败，刘备病逝白帝城而无力对曹魏发起进攻，孙吴则固守一方不再主动出击，曹魏才再次开始南下伐吴准备巩固战略优势。

这段时期曹魏和孙吴围绕江陵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双方都没能讨到好处。曹魏方面“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夏侯尚引诸军还”，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只能再次退守后方，将襄阳作为前方要塞驻扎少量部队戒备。

孙吴方面也因为长期战争而失去在荆州驻军统治的力量，只能选择迁徙民众到江南。在两方的政策下，襄阳到江陵一带的平原反而形成了少有人居住的中间地带。

《汉晋春秋》记载，此时的襄阳一带“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不再是汉末时期的繁荣之地。
此后的魏吴战争也多在东线的合肥展开，荆襄战区逐渐失去了在三方战略当中的首要位置。

二、荆襄的地势和战略价值

那么在汉末三国时期，为什么三方都要争夺荆襄呢？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是离不开的。

（一）四通八达之枢纽

《荆州记》记载，“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通周、郑、晋、卫之道”。

简单来说，只要占据了襄阳一带，就能够占据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和苏州平原，这两块地方在三国时期是产粮之地，幅员辽阔，人员充足。

同时部队还能依靠水路北上经过巢湖进入合肥、寿春一带，走陆路则能通过南阳抵达华北平原南部。

而沿着南阳盆地北上，还能够经过河南一带，抵达洛阳平原，换条道的话，还能够依照《史记集解》的旧路：“西南渡淮水之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北上抵达华北中部。

综上所述，便可知道，襄阳自古表示水陆交通要冲，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具有极高的地理优势，《六朝通鉴博议》也提到“诚以襄阳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溃中原之腹心”。

（二）易守难攻

而襄阳的军事战略价值也是它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的原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也曾提到“襄阳群山四绕,一水纵贯”，只要占据襄阳地区，便能够依靠汉水、洪山、武当山等山川优势设防，阻挡北方而来的骑兵、大军粮草行动，挫败敌军。

而同理，一旦南方割据势力丢失了襄阳一带，反而会导致自己失去地利难以进攻北方，陷入被动，“有襄阳而不守，敌人逾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至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孙吴后期顾此失彼难以抵御曹魏，便是因为如此。

其次，襄阳南方便是江汉平原，虽然方便种植开垦定居，但同样也利于大军驰骋和交战。

但襄阳只要不失守，江汉平原便是南方割据势力最好的粮仓，战略上攻守兼具，又没有后顾之忧，还能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航道对下游的合肥寿春一带起到威慑效果。

三、总结

襄阳作为古代的交通要冲，四通八达又有山川地利之险，因此常常处于战火之中，是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随着政治、战争形势的变化，它的价值也是随之不断变化的，比如在三国前期，三国刚刚划定各自地盘，疆域尚未巩固。

因此荆襄就成为了各家全力争夺的区域，都希望能够夺下荆州取得战略主动。而在蜀吴交战、曹丕禅让代汉后，三国疆域基本固定，襄阳便沦为了前线基地，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而等到双方为了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的时候，襄阳的军事地位便年年下降，沦为了双方默认的无人区，此后的战争也以下游合肥为主战场，襄阳不再是三家必争之地。

参考文献

《三国志》

《读史方舆纪要》

《汉晋春秋》